走投无路了。
我后来总隐隐觉得，他多少受了我给他讲的那个小镇爱情故事的影响。他实在厌烦了上海，希望有一天像那对夫妻那样能在家乡小镇间成家，正好妻子也做裁缝，两人每天在小河边进进出出。
当然，他希望姨妈也能回去，摆脱那群无事生非的小市民，与他的女友成为一对关系亲密的婆媳。
他是一个孝子，知道母亲为了自己而不再嫁人的苦心。母亲的决定，对他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这也正是他陷入悲剧的重要原因。
他的至孝，宠坏了姨妈。
但他现在，只得与女友分离，与母亲分离，与外公和小舅舅住在一起，过着贫苦又充满思念的生活。
——终于，上海那个小市民圈子的邪恶发展到了极点，那天，他收到了一个“远房亲戚”写来的信，信上说，他母亲由于他错误的婚姻选择，昨夜上吊自杀，幸亏吊绳滑落，现正在医院抢救！
忠厚的益胜哥完全没有能力来面对这种“危机”，更不可能分辨信中消息的真假。他只有一个念头：“母亲死还不如我死”。当天服毒自尽。
他伟岸的遗体躺在外公家的门庭里。四方乡邻都来围观，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自杀的原因。
小舅舅十分悲痛，处理着全部丧事。外公失神落魄，脸无人色，张大眼睛看着门庭里的人群，不知言动。
突然，他上前一步，泪如雨下，因为他看到了从高地地赶过来的我的祖母！
我祖母平生从来没有到过外公家，虽然离得那么近。她畏惧过、探询过、救助过这个门庭，但正因为如此，她就不知道该怎么来跨进这一步。谁知，在八十多岁的时候跨进来了，为了益胜哥。
她记得当年朱家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嫁人，一个嫁到了富贵的王家，一个嫁到了贫困的余家。她还知道，其实两家都苦不堪言，而嫁到王家的大女儿，却一直在暗暗地崇拜和仿效着自己：咬牙不再嫁人，把孩子拉扯大……眼前，就是这个孩子。
祖母哭了，声音不大，泪滴很大。这是二舅舅后来告诉我的。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见到祖母哭过。连这次，也是听说。
祖母哭完，向外公道别，由我二舅舅搀扶，一步步走回高地地。半华里，当年我妈妈下嫁余家的路，我祖母心中量过无数遍的路。
十五
我知道这件事后，悔恨不迭。我很清楚，在讲过那个小镇爱情故事之后，如果能再找益胜哥多谈几次，哪怕，多谈一次、两次，他也不至于走这条路。
他会听我。
而且，我相信，我也有能力把姨妈劝说过来。因为只有我，能够破解上海小市民的那些邪恶套路。
但是，现在说这一些都为时已晚。
我那时还蜷缩在奉化半山，读着一堆堆古籍。读累时会到窗口呼吸新鲜空气，却不知道从西北方向的山峦间飘来的云气中，有我亲人的泪痕。
乡亲们后来告诉我，吴石岭北坡的坟地间最常出现的是一位上海老妇，过一些时候都要在一个新坟前悲泣半天，她大半时间已住在乡间。
当然，这是我的姨妈。
终于，背后有两只手扶住了她，轻轻地叫一声：“妈，回去吧！”
这便是益胜哥的恋人，那位“小裁缝”。
——写到这里我还是没有忍住眼泪。对不起，我没有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你，我的伟岸而老实的益胜哥！
第八章
半山失踪
一
我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在“文革”期间因得罪造反
派而被赶出了上海。在全国似乎又要“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当口上，他悄悄地潜回上海来看我。见我已经愤世嫉俗地躲在一个最多只有三平方米的白搭窝棚里很长时间，不见世人，不读报纸，他觉得不是办法，便许诺回浙江后设法为我找一处山间洞穴栖身。
不久他寄来一封语焉不详的信，说找到了，要我立即到十六铺码头搭船去浙江，再由他领我去终点。
我知道终点一定很偏僻，那个时代通讯还非常落后，偏僻就意味着难于寄信、收信。其实，当时上海家里也根本没有人收信。这么一想，觉得我这次告别等同于一次“失踪”。
这样的告别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悲怆。那天拎着一个网兜离家时，正好遇到家里最小的成员、我的小弟弟余国雨从“学工”的地方回来，我就要他送我到码头。我以前频频出行从不要家人来送，这次却要让这么一个告别变得稍稍隆重一点。
余国雨虽然与我差了十多岁但感情很好，我放在家里的一些书都是他帮我保管的。在搭乘公共汽车去码头的路上我很想对他交代点什么，但一上车就看见一个身材瘦削的身影。这个人总是在我最烦闷的时候幽然出现，他知道我讨厌他，今天如果被他看见，他一定会从我去码头这件事与当前“阶级斗争大形势”联系起来，并以“见证人”的身份揭发点什么。我立即躲到余国雨身后，把提着网兜的那只手搭在头顶抓杆上，将脸遮住。结果，那个人下车后不久码头也到了，我什么话也没有对余国雨说。
奉化大桥镇的半山老楼，正是盛钟健老师通过在本地文化馆工作的史洁英大姐和青年画家王利华先生好不容易为我找到的“山间洞穴”。
那老楼蒙尘日久，处处朽败，史洁英大姐把楼梯半道上一间四平方米左右的亭子间的门打开了，那就是我今后的潜隐处。
小室有窗，被山树遮覆。等盛钟健老师和史洁英大姐走后，我听着窗外传来的山风和鸟鸣，知道离喧闹的世界确实已经很远，深感满足。
按照一般的生活标准，这里非常困难。首先，没地方吃饭。山下有一个很简陋的食堂，但一下一上要走很长时间，因此只能几顿合成一顿，基本处于饥饿状态；其次，找厕所也不容易，每天要在山间走不少路，如在半夜，又遇大雨，就有点恐怖。
盛钟健老师当初设想，他为我找的地方即使万般不是，至少“有茶可喝，有书可读”。喝茶显然不可能，因为弄不到开水；但读书这一项，却超乎想象地满足了。
原因是，这老楼原来是以蒋介石名字命名的“中正图书馆”。
二
这个图书馆一九二八年就造成了，先叫奉化县图书馆，一九三O年改名为中正图书馆。
书籍主要来源于捐赠，蒋介石自己捐献了一百多种图书，地方绅士朱守梅捐献了《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另一位地方绅士俞飞鹏捐献了《万有文库》，后来图书不断增加，到抗日战争前夕已达到一万多册。这数字，作为图书馆的藏书，现在看起来实在不多，例如还远远比不上我一九八六年个人藏书最丰时的数量，但在当时，应该算一个不错的公共图书馆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当地的文化人怕这些图书毁于战火，一次次搬运到乡间躲藏，到抗战结束后运回，只剩下了八千多册。
这样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在一九四九年政权更替之后当然不能保持原来的名字了，不久连“图书馆”这个名义也撤消了。事实上，以《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和《万有文库》为主干的藏书，到了处处都在“破旧立新”的新时代，实在也不堪实用，几乎无人间津了。
幸好它长久无人问津，终于被人遗忘。否则，文化大革命一来，造反派红卫兵非得把这些书，连同这座楼，彻底烧个精光不可。当时连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员都被斗得死去活来，怎么会让国民党总裁的图书馆成为漏网之鱼？
但它终究成了漏网之鱼，漏在锈迹斑斑的封闭中，漏在树遮草埋的半山里。 好像，专在等我。 那天，楼下朝东的那扇门被轻轻打开，很快又关上了。楼梯上传来极轻的脚步声。我从门缝一看，一位清瘦的老者正慢步上楼。他走过我的门口，转个弯，继续上楼梯。到了二楼，他从衣袋里摸出钥匙，把那间朝南正房的大门打开了。他进了门，但没有把门关住。
看来老大爷并不知道我住在这里。怕突然间吓着了他，我故意弄响了一点声音，老大爷听见了，从二楼的大门口看下来，我随即给他打了招呼，并告诉他是谁让我住在这里的。老大爷和气地点头，我也就顺便上了楼梯。
楼梯正好十级。我在门口往里望，呵，满满一屋的旧书！老大爷邀我进屋，我坐下与他聊了起来。
老大爷算是一名保管员，过几天来查看一次。在当时，看管这些旧书的意义谁也说不出来，有关部门只是让一个古稀老人有点事做而已，而老人也从来没有见到什么人来看书，因此听我谈起这间屋里所藏的那几部书，他很兴奋。
一开始他随口介绍说；《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都是朱守梅在一九三O年捐献的。我说：“一九三O年捐献的可能是《四部丛刊》吧，因为《四部备要》要到一九三六年才出版。”老大爷眼睛一亮，看了我一会儿，立即走到书橱里翻动，然后告诉我：“你是对的，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
我为了进一步取得他的信任，又说：“中华书局是冲着商务印书馆来的，《四部丛刊》应该是商务版。”老大爷换了个书橱翻了翻，说：“你又说对了。看来中华书局后来居上，《备要》比《丛刊》好读，新式排版，干净清晰。”
我说：“商务也有更新式的，你看这，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
就这么扯几句，老大爷说：“你住在这里，这些书算是遇到知音了。它们也是可怜，抗战期间从这个村搬到那个村，躲来躲去，好不容易保存下来，却没有什么人来读过。蒋介石要蒋经国到这里来读书，蒋经国哪里有空，只是来翻过几回，匆匆来，匆匆去。”
顺着这个话题，我提出了借阅的要求。老大爷一口答应，却只准我在这间屋子里阅读，连移下十级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