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襄阳连陷,二王被杀,身在湖北沙市督军的杨嗣昌惊悸异常,畏罪服毒自杀,时年五十四。
《明史》中记载,杨嗣昌是“不食而死”,又有笔记讲他是病重身死,均不确切。失陷两藩,他自知再无生路,只能一死了之。其实,杨嗣昌不可谓不勤奋,但属干吏小才,行事过于繁琐,一切军情大小事情均亲自料理,千里待报,坐失机会。他掌兵柄数年间,陷卢象升于死,排压孙传庭,挤兑洪承畴,加饷残民,实际上自绝明朝国脉。事闻朝廷,崇祯帝为掩自己用人之失,竟不追治其罪,还以“剿贼功”追赠他为太子太傅。
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敲骨四弃,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用棺木焚烧。
占据襄阳,奇袭侥幸。张献忠爽过一把后,生怕郧阳一带的左良玉部明军来攻,便在大肆劫掠焚烧后即涉汉水而东,打下光州(河南潢川)后,折入湖北克随州。接着,他率部窜至信阳一带。
左良玉率军入河南追剿,张献忠部乘机杀至郧阳。而罗汝才部在河南没动,与李自成联军,改换门庭。张献忠失去一条有力臂膀,军力大减,不久在信阳遭遇老对手左良玉部,交手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由于从前在荥阳大会时与李自成有过节,张献忠不敢去投李自成,转去安徽劫掠,与“革里眼”等部联手。攻掠庐州和无为州之后,“革里眼”等人向河南开拔投奔李自成,张献忠只得准备重入湖北。但潜山一战,他被明将黄得功击败,一时龟缩在原地不敢动弹。
由于李自成忽然在湖北孝感、汉阳等地大败官军,左良玉部逃至池州(安徽贵池),这给予了张献忠一个好机会。他即刻率军从潜山出发,一直向西挺进,连克黄梅、蕲州,并在攻破蕲水后杀掉了寄住在那里的熊文灿的家属几十口人。老张真是狠心,当年他假投降时入熊文灿大营,只要老熊一声令下,他的脑袋就会搬家。今日恩将仇报,杀了从前主张招抚他的老熊全家,一个不剩。
至崇祯十六年夏,张献忠一举攻下重镇武昌,杀掉了宗藩楚王。楚王朱华奎也是个财迷,王府金银百万千万,一个子儿也舍不得拿出来募兵发饷。结果,武昌失陷后,张献忠看见楚王府那么多金银,大发叹息:“这朱老头真是愚蠢,这么多钱舍不得用来招兵买马,放在这里等人抢!”于是,他命人在朱华奎身上塞了数块银锭,把大胡子老王爷扔入水中淹死。
在武昌,张献忠把所有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青壮男子简选为兵,把漂亮年轻妇女挑出送入军营,然后大开杀戒,在武昌城内屠戮。
占据武昌后,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由于李自成军队已经据有汉阳,张献忠知道自己打不过老李,不久就率主力杀向湖南,全取湖南,并向江西发展。
东北方面,明朝又遭到了松锦大战的惨败。
清军数次入口,大肆劫掠,掳人夺财杀人虽多,土地却基本一块未得,天气一热就退回关外。为此,“皇帝不急太监急”,皇太极与大群满洲贵族不着急,其手下如祖可法、张存仁这些汉人降官降将却忧心忡忡,深觉清朝偏隅一方当土皇帝没出路,应杀入中原推倒明朝为正统,这样一来,这些降官降将们也好成为新王朝的开国功臣。
半明半灭大明朝(11)
大约在1640年(崇祯十三年),降清的“都察院参政”张存仁献“三策”攻明:上策是直捣北京,割据河北;中策是直取山海关,切断北京与宁锦之间的“咽喉”;下策是屯兵广宁,稳步夺取宁锦土地。
此时,由于蒙古察哈尔的林丹汗也被清军击败,漠南蒙古尽属于己,皇太极更无后顾之忧。皇太极思前想后,最终决定采用张存仁的最后一策:夺取宁锦。
北京的崇祯皇帝听说皇太极又有动静,立命蓟辽总督洪承畴赶紧出关前往锦州。本来,洪承畴一直在陕西等地与农民军作战,由于他极富韬略,陕西巡抚孙传庭又与他合作,在崇祯十一年屡战屡胜,曾一度把李自成等军几乎赶尽杀绝。但是,由于受杨嗣昌排挤,他在崇祯十二年被外派为蓟辽总督,战争对手由农民军变成了清军。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明军大败,约六万人被杀,只有三万残兵逃回关内。可称的是,大战过后,清兵随后三日搜杀,明军残兵大多视死如归,基本无投降者。据被皇太极当作人质带在自己身边的朝鲜世子回忆:“汉人视死如归,鲜有乞和者。(他们)拥荷其将,立于海中,伸臂翼蔽,俾(将领)不中箭,不失礼敬,死而后已……汉兵(明兵)初势极壮,用兵亦奇,乃以无粮分兵出送,取此丧败,气挫势穷”。
而后,清军在进围杏山的同时,把松山围成铁桶一般。
洪承畴坚持数月,一直到转年正月(崇祯十五年),城内食尽,结果,二月十八日,守城的松山副将夏承德暗中降清,忽然率兵把洪承畴等人活捉,然后开门献城。
当时,皇太极已回沈阳。闻胜讯后,他即刻下令,将洪承畴押解沈阳,其余明将,包括曹变蛟、王廷臣以及明军守城官校及兵卒,近一万二千余人,全部就地处决,平毁松山城。
松山大战中,丧亡的将士皆是明朝边地百战精兵,可称是最精锐的军队,均在此役中赔光。
至于洪承畴,刚刚被俘时确实大骂不屈,只求速死。所以,明廷在北京还为他立祠纪念,以为他已经壮烈殉国。到沈阳后,不知为什么,这位崇祯皇帝的信臣腰一软,决定投降,剃发后穿满服跪于殿外向皇太极乞罪,叩头不止。随即,他被编入镶黄旗汉军。但是,终皇太极之世,洪承畴并未被重用,形同软禁。
《清史稿》中讲,皇太极亲自入洪承畴囚室,解自己身上貂裘为他披上,耐心温言劝降,其实子虚乌有,乃《清史稿》写作者抄袭昭梿的笔记《啸亭杂录》的内容。至于说皇太极派庄妃色诱洪承畴,完全是《清史演义》等小说中的瞎编,没有任何历史根据。
洪承畴本人在皇太极活着那段时间,连个正式的官职都没有,更甭提替清帝出谋划策了。他的作用,是日后多尔衮信用他,才日益显出这名降臣走狗的重要性。
不战不和——与清廷犹豫不决的和议
皇太极松锦大战一举击破明军十多万,依当代人的心态,他该问鼎中原,策马直驱。其实不然,清军虽然大胜,但皇太极仍旧非常想与明朝讲和。
明清(后金)之间,长久以来,对和议最积极的,一直是后者。努尔哈赤时代,小酋长刚刚得志,得地掳人日多,很想过过安稳日子与大明交好,只要中原王朝从经济上给自己好处,偃旗息鼓绝非天方夜谭。自皇太极登位后,亦抱如是观点。
松锦大胜后,明廷派人来接触,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就这样讲:“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
这些话,无一不实。清入中原后无不增饰描绘清太祖、清太宗“梦一中原”的雄才大略,皆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1642年刚刚歼灭十余万明朝精兵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于他而言,沈阳东辽之地的取得,原非世有,拥有如此一片广阔大地足可为国。而他的那句“大金亦曾一统,今安在哉!”才是真正的雄才大略。如入中原,女真人历史和传统,必定会全然消泯。凡事福祸相倚,日后清朝问鼎中原,虽吸收金、辽灭亡的不少历史经验,在汉化同时稳守“传统”,不过是延长国祚而已,事实上的原先的女真民族(满)崇尚之弓马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基本上成为历史的陈迹。
从明朝方面讲,天朝上国,自大观念极其严重。特别朱明王朝是推翻元朝异族政权而定国,民族意识一直是教育中最基本的原则。长期以来,朝野中所有大儒、正人,皆竭力反对与“蛮夷”讲和,因为这让他们想起靖康耻,想起南宋求和的屈辱。即使是袁崇焕出于权谋与后金假装讲和,他被杀时这一点也被作为一大罪状:和款误国。所以,明廷上下谈和色变,和议绝对是一个最为忌讳的话题。谁讲“和议”,谁就是卖国贼。
松辽大战失败后,明王朝内地形势更是一天紧过一天。那一年初,洛阳、襄阳被农民军攻克,福王、襄王被杀,辅臣杨嗣昌自杀,前兵部尚书傅宗龙(时任三边总督)又死。年底,开封被农民军包围,中原势如鼎沸,一切的一切,均让崇祯帝焦心似火。
半明半灭大明朝(12)
但是,作为皇帝本人,崇祯帝是个自尊心、虚荣心极强,极好面子的人,他很想与清廷议和,攘外必先安内,谁都清楚,这样才能腾出手来一一剪除内部“流寇”。最终,趁兵败之际,一直有意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主动作出表示,并让大学士谢升出面告知皇帝。
崇祯帝大松一口气,有“大学士”级别的阁臣出面提出此事,自己既可不负责任,无论和谈成败,均可找出退身进步的借口。于是,他就让陈新甲安排,派职方郎中马绍愉等人出关与皇太极议和。
这一使团,是明朝官方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正式的议和使团。当然,明廷架子还是摆得挺大,敕书中仍旧以天朝自居,目清廷为属夷。皇太极见书不满,明使又回京换敕书,来来往往,纠缠其间,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坚城均落入清军之手,明朝在谈判桌上越来越被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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