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反语言历来追求的精致或宏大的原则。但是赌徒们桀骜不驯，特立独行，义无反顾（只可能远远大于这样的修饰）的形象没有因此抹去，却移植进了今天的生活，在同一个命名下继续他们未尽的使命。那些千百年前的形象在今天的生活细碎中依然栩栩如生，与许多有待考证的“重要事件”相比，赌徒（有许多事物与赌徒是孪生兄弟）的形象是不是要显得真实一些呢？
如果你有幸见到如今农村的赌徒们，一定会感到惊奇，他们和小说中描绘的唐·吉诃德们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一样是生活中顶级潇洒的人物，赌徒比唐·吉诃德略胜一筹，所到之处没有风车和羊群，他们面临的更实在：赌局、赌具、输赢。我出生的地方赌徒的种类和关于他们的传说与其他事情一样多如牛毛。我的朋友中许多人在生活与赌博之间画上了精确的等号，并身体力行。当人在某种方式的支配下持续地推进他的生活，他一定坚信某个信念对生活的有效性；如果是许多人在前赴后继地遵守和实践这样的信念，那么就会产生在有限的区域内无限的真理。赌徒没有因为他们自身的特殊而放弃拒绝孤独的努力，赌博本来就可以算得上是一件通力合作的群众性事务，但在赌徒那里专业化程度高一些，大大小小、正式的、非正式的、隐蔽的、挂羊头卖狗肉的、临时的赌场，在它们营业的时刻也许是世界上最热闹的地方，输赢钱财和由它带来的思考、沮丧或愉快使这些地方情绪高涨，赌徒在这里处于世界的中心。
描绘一个赌徒的样子是难的，丑的难度与美的难度在相同的水平线上，当二者在具体情景中含混不清，而有一种企图要使它们 泾渭分明，这种努力要延续多久？又能延续多久呢？为了得到小小的说话满足和我对他们说不清的好奇，我与许多人一样进行一次简明扼要的努力：在我的印象中，摩托车、微型车是农村上等赌徒的交通工具，他们穿戴奇特之处在于部分的时髦，手链、手机、西服、皮鞋等，这些来路不明的时髦表明他们在时代的潮流后面奔跑。他们的身影容易出现在偏僻小镇的小饭馆中，那是他们比较体面的去处之一。当然这是他们赢钱的时候，我也只能对他们的体面进行这种程度的描绘。因为只有这种时候他们才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与生活中其他事情一样，要把好的留在外面，不好的留在里面，家丑不能外扬，赌徒是那样另类，他们的生活是如何为我们正常生活者不齿，但二者中间却有这么多互通的地方。这使人想到麦尔维尔写那些勇敢的水手时的话：在很多方面，这个可见的世界似乎是由爱组成的，但那不可见的一面却由恐惧组成。赌徒看不见的一半却成就了他们现身时的模样。
我一个儿时的朋友，在与我分道扬镳的时候，他成为一个最年轻的赌徒，在他赢钱的时候，看起来比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幸福，骑着摩托车在乡间小道上狂奔，腰间或许还挂着从小偷那儿交易来的手机，有时在后面还带上一个花枝招展的姑娘，这样的形象在贫困的乡下简直就是反面英雄的化身，无数幸福的错觉是由他们制造，大家都感觉幸福就是得到了钱或者其他什么。我和与我一样落魄的小年轻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就是在这样的诱惑下加入他们的行列，到某个固定的赌窝去放纵一回，用自己好不容易赚到（或许从父母那里非法获取）的一点钱拿来去买回幸福，输赢都有机会，但至今都没有买到，所以现在我们还藏有当初放纵的想法，在不同的地方漂泊。我那位朋友风光了好一阵子，被警察抓过几次，这样的经历使他的名声更大，在我出生的这个地方，被认为是蛮荒之地，大家头脑中都有这种痼疾，只有进过几次牢出来的男人才是最可靠的，他二十多岁就出入自由，所以找到一个漂亮的妻子结婚了，遗憾的是他在后来的一次摩托车事故中失去了操作赌具的右手，不知道他当初的幸福感在心底还有多少存留，或许他幸福的光环只是被别人的眼光在那些特定的时刻赋予。
一样的事情现在还在不断地发生。
许多人也和我一样读书上进，保持对远方的忠诚，在自己划定的地图上旅行，但是还没有找到要停下的地方，也许真正的地方永远不会在地图上找到。许多赌徒朋友一定把我忘记了，还有人记得我，就像我也记得他们，但是他们更希望哪天见面时，让我的钱包变空，谁让你跑那么远，看啊，你挣到的那点点东西在我转手之间就空了。他们都不是赫赫有名的赌徒，我们之间的故事不会像先前那样栩栩如生地流传下去。
蚂
蚁
蚂蚁一直以来都。被当作卑微的象征，它在我们言语中出现时总是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饰物，我们喜欢把一件容易完成的事情比做“踩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拿“大象与蚂蚁”这样的二元比较来强调小的程度。这是语言中常见的“蚂蚁”。于是当我们想到蚂蚁时，很少会反映出蚂蚁是个什么样子，而是想到“小”，蚂蚁的真实模样被“小”抹得千干净净。世界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与这个小小的“蚂蚁”一样，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落差，这些落差使人总在说话与沉默之间摇摆不定。
卑微的蚂蚁在农村话语中是另一个模样，至少在我的老家，我熟悉的农村话语中， 蚂蚁不只是“小”的。蚂蚁在一个曾经广为流传的故事中是以拯救者和被拯救者的双重身份存在。这个故事中的一段是这样的，在水沟边上有些米饭，许多蚂蚁正在把它们一一搬走，许多蚂蚁因此落水丧生，但是劫余者仍然继续工作（就叫工作吧，除了工作，又能是什么呢？），神看见了蚂蚁的辛劳，就拯救它们，给它们一个有利于生存的技能，就是能预知暴风雨的到来。所以小学课本中才有蚂蚁搬家的故事。蚂蚁在这个故事中与大地充满亲和力，与神搭上关系，它还“小”吗？所以在这样的故事氛围中，提到蚂蚁总是充满敬畏之心。故事中的米饭是一个逻辑起点，民以食为天，蚂蚁的行为顺乎天意所以得到了恩赐，从而抬高了自己“卑微”的地位，可见物质生存条件一直是困扰人的重要问题之一。但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了。它的讲述者是农民，我从外婆那里听到，我的外婆十年前就去世了。而在大部分人那里，现在已经是一个没有神的年代，把这个故事放到无神的情境中，遇到的问题首先是：蚂蚁还有可能被拯救吗？
那么蚂蚁“变小”，与相关的许多事情一样，是必然的。如果许多关于蚂蚁的“稳定”观念形式都被“小”的蚂蚁俘虏，会是什么样子呢？“蚂蚁”小的特征在我们的语言中统辖了它其他大部分义项的存在，体现了“小”的被弯曲后巨大的包容力，还有许多被弯曲的事物，以至我们都已经误以为真，却较少追究责任，对这包容力是非莫辨。
农民是农村话语的始作俑者，他们制造了蚂蚁的神话（这样的神话有许多，它们与蚂蚁故事有相似的命运），或许是体悟到蚂蚁在自然界中的角色和他们相似，对蚂蚁的神话就是对自己的神话，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听到或看到许多民间的神话传说都是它指的，人自己是一个中心，却在努力寻找另一个中心，两个中心若有若无，海市蜃楼般，却是如此的形影不离，暗示了人历来对蠢蠢欲动的自己游移不定的思维惯性。现在的农民已经发现了另一个中心，许多人面对城市的物质天堂就感到它在招手，曾经受到神赐的蚂蚁在他们脚下也很轻易地会被踩死，在通往城市的路上，无数类似的事故每天都在发生。他们把自己叫做打工者，在城市里，他们似乎还够不上打工者的资格，被称为民工，马克思曾经说，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在“民—工”一词里又一次得到了印证。农民把自己的蚂蚁神话抛弃，蚂蚁被降低到“小”的底层。而在曾几何时他们也被神话：他们是历史火车头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之一。如今蚂蚁的神话被它的制造者遗忘，而农民的神话也已经被解构，他们自己的命运与蚂蚁处于相同的节奏上，起落一致！在城市里我们许多人提到民工时的眼神和脸色与他们的真实处境同样的尴尬，这样生动的尴尬只是历史还原为生活后的冰山一角。
火车站密密麻麻的民工，或电视的广角镜头里中东，非洲战争难民使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用蚂蚁作比喻，这是一个常见的比喻，就像作为喻体的蚂蚁和作为本体的农民、广角镜头中的难民，他们被编织在一起，覆盖了生活中“小”的相当部分，我们的“人民”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字
纸
老人在我开始记事时，就是我的世界中一个独特的形象。正如许多人由于某个偶然的机遇而形成了某种嗜好，有人对着一棵树会产生别人无法知晓的情感，有人在往事或将来中消耗脑力……和许多事情一样，我们可以把过程不断地讲下去，并且讲得有声有色，而对于源头的追溯，总是所谓伊人，在水 一方。也由于此，我们会爱上某人某物，有时也爱上神或者上帝。无论如何，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上，想象的大厦总是建得如此高大，显示出一副脱离大地的模样，而我们却在不断地自我说服：爱上大厦本身的华丽吧。
就是这样一种逻辑，我有限的经验使我对某些事物保持着持久的惊讶，它们在我的世界之外消失了，却促成了它们在我的世界中渐渐形成，它们在我的世界里渐渐排起整齐的队伍，偶尔也会被打乱。而在这个队伍中，总会有一个在最前面，它永远像一个激情澎湃的水手，有着对付大海的手段来指涉我当下的生活。
就这样，此时这个水手是一位老人。我愿意用对水手的崇拜之情来叙述有关他的事情。这位老人在两年前已经回到了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