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开始几天不说话，冷战。终于有一天，这个哥们儿彻底撂挑子了：“我以后不买菜了，你会开车，你去吧。”
当时伊拉克局势非常混乱。2004年的2月，日本向伊拉克派驻军队，东方面孔不再成为“免死金牌”。我一个中国人在菜场乱跑，给反美武装当成日本人打死就不妙了——大丈夫马革裹尸，人死事小，给人当成日本人，替小泉政府海外派兵背黑锅可是死得比鸿毛还要轻啊！
想到这里，我坚决地告诉卡森：“现在太不安全，我是外国人，不能出去买菜。你要是再不买菜，明天就不能开张了。”
卡森笑嘻嘻地开始耍赖，和我比画说：“我拿1成，你拿9成，开不开张，你自己考虑吧。”
无奈之下，我只好强忍怒火，自己独自去绿区外的市场买菜。经历了这次风波，我彻底感到卡森不可以再相信，于是开始物色新的伊拉克经理。邻居祖拜为人胆小忠厚，是我的首选目标，我曾经私下登门拜访祖拜，想请他来工作，被他拒绝了——原来卡森已经提前找过他，威胁说，你要是为中国人工作，就是抢了我的饭碗，我不会放过你的。
无奈之下，我只好找了一个服务员先救一下急。卡森知道了，勃然大怒：“我是经理，找人应该由我负责！”
听他这么一说，我也生气了：“我是老板，难道没有权力找一个服务员吗？”
卡森见我态度强硬，也丝毫不让步，说：“我们只有散伙了，把账结了吧。”
那天和卡森吵完到他拂袖而去，已经是晚上6点了。我害怕他可能会和房东结成同盟，在房子上下手敲诈我，就连夜找到祖拜帮忙，告诉他：“卡森和我分手了，请你和我合作。”祖拜人品忠厚，但是胆子很小，禁不住我一再劝说，犹豫着答应了。
次日清晨，我和祖拜一起登门拜访了房东阿卜杜勒，拿出事先约定的3000美金想买下房子。此时绿区房价已经开始飞涨，老太太阿卜杜勒觉得自己吃了亏，不干，说要3万美金才卖。虽然我事先也有心理准备，但听到10倍的涨价，也绝对不是什么意外的惊喜，只好拿出合同来说话。在合同面前，老太太感觉理亏三分，最后终于妥协。双方各退一步，房子以8000美金成交。
这次买房，我用的是老梁的名义，以免和卡森合同中的10万美金违约金问题发生关系。
波折 6。“啊，朋友再见”
房子的产权解决后，我没了后顾之忧，轻松地等了几天。三天之后，卡森再次出现在餐厅，要和我和解。
按照他的估计，他本以为在三天内，我会打电话求他回来，结果却没有，于是他耐不住了，来“讲道理”，要求和谈。我说：“你要回来工作，可以，但是你必须认错。工作懒惰，自动旷工，都必须做书面道歉。”
其时，祖拜已经就任，卡森再回来已无多大意义。我这么说，也是有些害怕合同中的违约罚款，不愿做违约的一方。
这时候，卡森的阿拉伯民族自尊心起了作用，坚决不同意道歉，反复说他是对的。事情陷入了僵局。我转身忙自己的事了，不再搭理他。
卡森大怒，把书包狠狠砸在我头上，冲上前和我扭打在一起。我的员工一拥而上，把我们拉开。和谈不欢而散，临走时，活见鬼卡森恶狠狠地说：“我和你没完，我们法庭上见。”
又过了3天，卡森带着警察来了。这次是送达警察局的通知书，叫我去警察局。看着警察局的单子，我心想，伊拉克警察很黑，绝对不能贸然前去。
于是，我向那个随行的伊拉克警察摇摇头，把通知书给他塞回去了，告诉他：“我不去！”
这个矮小的伊拉克警察以为中国人好欺负，板着脸，把手枪拿出来，放在凳子上，一言不发看着我，意思大概是你去还是不去？
我看着他的9毫米手枪，心里暗暗觉得好笑。虽说国内真家伙见得少，但是来伊拉克已经半年了，顾客都是揣着手榴弹来吃饭的，阿里巴巴拦路要是没有重武器都会给人笑话，这个小手枪怎么能吓住我？我打出手势说你等等，转身去找了一个美国兵，说伊拉克警察拿枪找我麻烦——
这一招是从国内抗战影片里学的，对付二鬼子最好就是找他们的主子。那个胖大的美国兵听我一说，很爽快地转个身，提着长枪就过来了。卡森见状不妙，赶紧藏在了伊拉克警察身后。伊拉克警察呆呆地看着美国兵，吓得不敢动弹——4个月后，伊拉克国民自卫队成立，校官看见美国大头兵都得点头哈腰，何况这个小警察？
美国兵盯着他，把M16放在桌子上，鼻子一哼哼，看着两支枪一大一小摆在桌上，意思是：怎么？你小子要比大小吗？
看着这边情况紧张，美国兵的几个战友也盯着这边看，两个身高体壮的还站了起来。卡森平日一副笑脸，这时吓得快要哭出来了。伊拉克警察终于狼狈地拎着枪，弯腰说了声“Sorry”（对不起），落荒而逃。
波折 7。被卡森告上法庭
与卡森的纠纷，并未因为美国兵的恐吓而最终了结。在我随后两进两出伊拉克的日子里，这个倒霉的官司一直伴随着我长达7个月。2004年4月，当法院的通知书送达时，我决定应诉了。
为了找律师，祖拜带我来到了巴格达最繁华的地段，找了一家装修最高级的律师事务所。那里的律师一看老外打官司，都很惊奇。等我把和卡森的合同拿出来，并说明原委之后，负责我案件的律师非常自信地拍拍我的肩膀，告诉我，他是巴格达著名的律师，认识几乎全部的法官，这个“简单的案子”有四扇大门通向胜利，我们赢定了。
看到这个家伙豪华的办公室和他使用的“IBM”笔记本电脑——在伊拉克能使用品牌笔记本电脑的人我之前还没有见过，我没有过多怀疑他的能力。可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赢定了”的案子，律师却要我10000美金——讨价还价之后降到了三千。当时，我的生意极端红火，这笔钱只相当于餐厅一天的营利。
收了1000美金定金后，律师就开始了奔忙，我也开始了应诉前的漫长的准备工作。在应诉的前夜，律师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负责此案的法官是他的同学。
2004年5月12日，我们早早开车来到了巴格达新城区的民事法庭。一进大楼我就惊呆了：国内从没见过如此大规模的大厅。大概是战后天下大乱，巴格达法院生意比较好，大厅里密密麻麻有1000多个打官司的伊拉克人，等待楼上一个个小房间里法官的叫号。他们三五成群，互相讨论各自的案情，有的原告与被告说得红眼，几乎要大打出手——整个大厅，就像是一个混乱的菜市场，找不到一处安静的地方。
我和祖拜坐了两小时冷板凳，终于轮到了我们。上到楼上的小房间，推开门就觉得一阵闷热。里边坐着的法官看见是老外打官司，马上站起来，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们：“今天实在抱歉，让你们久等了，不巧空调也坏掉了——条件差，你们多包涵，希望不要对伊拉克法庭留下差劲的印象。”
伊拉克法官的礼貌让我有点不适应。这时，他开始叫我宣誓了，问我信仰哪路神仙。我告诉他，我既不是伊斯兰教徒，也不信耶稣。
法官犯难了，后来大概是想起了佛教，问我信佛吗？我摇摇头——这时候，法官挠头了。不过也亏得他是见多识广，最后竟然想起来，问我，你信毛主席吗？
我吃了一惊，不晓得再问下去是什么结果，只好宣誓，告诉他，我信毛主席，我不会在信仰面前说谎。
法官陆陆续续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就休庭了。两个月后重新开庭——法院依旧是菜场那样一片混乱，这次在楼道里遇见原告卡森了。卡森大概是觉得打赢官司不容易，提出给他2000美金就庭外和解——这时我觉得胜券在握，根本没理他。
2004年9月底，法院通知书送到餐厅，每一个人都惊呆了——法院裁定卡森胜诉，我应该赔偿他10万美金！！！
这个结果让律师很没面子，他再也没有联系我，而随后绿区内的几次安全事件也导致美军加强了守备——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卡森再也没来过。我们的餐厅继续经营着，风平浪静。
波折 8。买菜记
自从卡森撂挑子偷懒后，我就不得不冒着枪林弹雨到巴格达的大小集市上去采购餐厅所需的一切。一个老外浪迹于人蛇混杂的巴格达集市，无所顾忌、横冲直撞，立马引来一片欢呼：“BRUCE LEE（李小龙），JACK CHAN（成龙）！”为了让伊拉克人能一眼认出我是他们的中国朋友，我每次外出采购必穿功夫衫。同时也引来一群看稀奇的混混过来要与我过招。此时我已对巴格达各种情况见多识广，对那些看热闹的混混们能见招拆招。当我不胜其烦或他们玩得过火时，总有好心的穆斯林长者出来教训这帮混混。
出来买菜的次数多了，总结出巴格达集市几大现象：
现象一：大米、食油跳楼价大甩卖；汽油、煤气白送
说白送有些夸张，但价格比较国内便宜得离谱，美国产5公升罐装的大豆油（加维生素A、D）折合人民币12元；越南产50公斤装的大米折合人民币80元。要知道，伊拉克是农产品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我还当老板算错账，买回去一看，米袋和油桶上赫然印着联合国粮油组织的标记，并严重申明只能用于救援，不得进行商业行为！天知道这些救援物资是怎么落入到不法商贩手上的。
之后有些好奇心极强的美国大兵参观我们厨房，看到这些米袋和油桶后很不爽，向我们反复解释印在上面的英文意思。我也能理解这些大兵的不爽，要知道我们拿这几乎免费的大米和油，加上一个伊拉克本地鸡蛋做出来的炒饭要卖5个美元。老梁同志还更加阴恶，一直念念不忘要囤积几个集装箱的食油，好运回国内，美其名曰：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