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巴格达抵抗组织用各种不同配置的轻重火炮，不停地骚扰着我们脆弱的神经，三班倒，夜里也不休息。有一天晚上10点，满院子的客人在喝酒聊天，有说有笑。忽然头顶一声熟悉的迫击炮弹声滑过，满院子的人一个个开始往桌子下钻，男的狼狈不堪，女的花容失色，一个大胖子还摔了一跤。等爆炸在不远处响起，大家还像鸵鸟一般趴在地上不动，等待着第二颗炮弹。一般来说，第二颗半分钟内就会跟来，但那天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等了5分钟还没来。最后我和“萨达姆”起来到厨房去了，胆小谨慎的客人继续趴着。那天估计是打炮的小子打了颗臭弹，第二颗炮弹死活没响起来。我们的客人中卧倒时间最长的在桌子底下趴了足足有一刻钟。
但是论起威力来，迫击炮也不算是最厉害的。11月17日晚上8点左右，我们正在大厅里聊天看电视，一声巨响传来，感觉到整个房子都在颤抖，窗玻璃也在晃动。我只觉得眼前强光一闪，然后立即陷入无边的黑暗。大伙都立即寻找最佳位置躲藏。我们开始都以为是大威力的汽车炸弹，但是按理再大的汽车炸弹也不会停电啊。直到第二天出去才知道，这次遇上了传说中的喀秋莎（以前我只在“红警”里看到过它，嘿嘿……）——埋在地下近两米深的电缆都被炸断了，一个南非籍保安和一个伊拉克人被炸死，弹片在两边厚实的水泥墙上炸出一个个深深的弹坑，如繁星点点。这个炸弹离我们直线距离大概只有150米远。参观完现场，拍了几张照片做纪念。当天下午，我回到餐厅后，正在花园写邮件给国内的朋友，说我看见喀秋莎了，突然听到脚边“咣”掉下来一个什么东西。我捡起来一看，一个步枪弹头，弹尖已经打变形了，不知怎么弹到我这里了，而且还是温热的！
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2。绿区里的 小混混
战争结束后，不仅仅是在绿区，整个巴格达城区到处都可以看见流浪的小孩。他们中很大一部分都来自费卢杰，父母在战争中死去，留下孩子无所依托，只有在市区流浪，捡剩饭，乞讨为生。
餐厅里有个看花园的勤杂工，家住在绿区外面，我们叫他撒迪。有一次，我问他：“撒迪，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家一天生活费是多少？”
“我有5个孩子，1个老婆，每天需要3500第纳尔。”
一个孩子，在巴格达一天的生活费用，不到半个美金。在这些流浪的小孩子眼里，所有的美国人都是“ONE DOLLAR先生”（一美元先生，见面就是：给我一美元）。他们中有些人卖点口香糖，有些善良的美国人常常给他们钱，而不要他们的东西。
有一次餐厅打烊了，一家美国公司的工作人员最后一个走，在院门口被两个卖口香糖的小孩缠住了。他大方地掏出两张25000第纳尔的“红牛”——一张约合17美金——买下了小孩手里整盒的口香糖，然后转手从半人高的院门上塞给我，叮嘱道：“不要还给他们，不要让他们有被施舍的感觉。”
等这个善良的美国人走后，伊拉克小孩找我想要回口香糖。我挥挥手，按照美国人交待的，没有把糖还给他们——不知道若干年后，他们长大成人，是否还能记得：这是一笔生意，而不是施舍。
伊拉克经过长期的经济封锁，加上战争，青年人，特别是小孩子，对钱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异化。他们简单地认为，钱，有就好，不管是敲诈来、是骗取来还是偷来的，都不重要。
有一次，餐厅来了三个伊拉克警察，掏了2000第纳尔，要买3瓶啤酒——不到两美金，一瓶都不够。我告诉他们，这个价钱，一瓶都买不到。有个家伙手按在桌上，反问我：“你知道我是谁？我是伊拉克警察！”
“知道，”我看着他，丝毫不害怕，“但不卖给你！”
警察尚且如此，一般的小孩子就可以想象了。我们的餐厅里曾经充满了卖口香糖、DVD和劣质手表的小孩子。有时候，美国人放在桌上的小费、手机、相机也被他们顺手偷走。
美国人丢了东西心疼，可平时又要表现自己的爱心——看见我们驱赶小孩子，不准小孩子进餐厅，他们都不高兴，所以有时候我们抓到了偷东西的，也不敢打骂，只好放任自流。
最开始，出来流浪的都是胆子很小的孩子，到了后来，他们见得越多，胆子越大，都敢硬闯检查口，知道美国兵不敢打他们。他们越来越不看得上美国兵，碰到要钱不给就破口大骂，发展到巅峰时期，美军的悍马车都被偷走了三辆（呵呵，绿区只分到一辆）。那段时间，美军在手忙脚乱地换密码——钱是小事，美军就怕通讯密码落到了扎卡维手里。
由于这种事情时常发生，美军下决心治理伊拉克流浪儿。为此，绿区骤然设置了很多检查口，大批伊拉克警察专门负责赶小孩。往往是美国兵和伊拉克警察一起行动，美国兵不敢打，有些伊拉克警察却对着自己的同胞娃娃拳打脚踢。我们经常看到伊拉克小孩劈里啪啦从我们门口跑，伊拉克警察抓了他们往车里一塞，但第二天交点钱又放了。
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3。伊拉克 速度
我于2003年4月8日到达巴格达，在巴格达整整一年，印象最深的就是伊拉克人的工作速度。餐厅装修之初，二楼按摩房的空调装好了，没电，所有门窗被房东拆走，简直是一片狼藉。为此，“萨达姆”找了一批散工来打理，预付了工钱。一个月过去了，这群阿拉伯大哥连地面垃圾都没有清理完。我实在忍不住，把他们辞退了。5月初，“萨达姆”重新找了人，继续烂尾工程。
我看着新工人，心痛地对他说：“‘老萨’，你预付了工钱，不是亏了吗？”
“老萨”眉头一皱，“亏啥，他们还有工具在楼上呢！”
这个“萨达姆”，原来打主意贪掉别人的装修工具抵债，可谁也没想到的是，等我们装修好了，餐厅也开业了快一个月。等到6月中旬，餐厅突然来了一批不速之客——第一次装修的伊拉克施工队跑来要工具了——估计“老萨”觉得拿人家几个破电钻不好意思，并没多说，让他们拿走了，也没提预付款的问题，提也白提。
当然，这还不是最慢的——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的旁边，一条双车道宽的马路之隔，就是澳大利亚大使馆。这幢3层小楼的前身是萨达姆的办公楼之一，十分漂亮，萨达姆倒台时，曾经被伊拉克城内的流氓无产者阿里巴巴洗劫，后被澳大利亚大使馆征用。到巴格达的那天起，我就看到他们请了几个阿拉伯人在三层楼的楼顶修建一个胸口高的掩体，等我离开巴格达时，已经整整一年，这个工事还没有完工。
餐厅门前的隔离墙施工同样让人触目惊心，绿区内美军设置的隔离墙，多是水泥厂事先做好的一块块预制墙，长宽高分别是2米×0。2米×3米，用的时候像一块块积木似的搭建起来。虽然高达三米，但是美国人并不放心，怕人越墙对付他们，于是找来两个伊拉克小工负责架设铁丝网，具体说就是在墙头打孔，把一根根铁架拧上去。大概这两位拿的是计时工资，反正这下我是见识了，两个伊拉克老大哥，从早到晚，整整8小时，只在墙上拧上了6根架子。他们每在墙上钻出一个眼，就从梯子上爬下来，在路边坐下抽烟。你无法相信我看到什么。他们居然从包里摸出一个小小的酒精炉子和小水壶，一边抽烟一边烧水喝茶。这种速度，深圳的国贸大厦没有百八十年是不可能完工的。
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4。在伊拉克开会
2005年3月，绿区内的伊拉克新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组织协助美英临时管委会维护秩序了。
那天中午，两个伊拉克人写了个条子给我看，我找来阿木迪翻译。原来是告诉我下午5点去木伽马小区开会——这在国内，基本就是市场摊位的老大叫手下摊贩去交保护费——我怕一个人出问题，赶紧把祖拜叫回来陪我一起去。路上正在犯愁，到了会场门口看见小何也被请来了。虽然同行是冤家，但大家都害怕被新政府赶走，所以也聚在一起，分析了一通形势。
开会后，我才知道，这次是绿区里所有的店铺老板开会——5点开始，不过这群老板素质不高——到了6点快散会了人还没到齐。我逗祖拜，那家伙真不地道，告诉我是5点开会，通知别人却是6点。开会期间，不断有人在大门口响亮地打断主席的讲话：“塞拉马里空……”（阿语：“大家好”或“你好”的意思）主席每次总是无奈地回答：“塞朗！”（阿语：还好。）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给绿区的老板们定税金。会场主席痛心疾首地谴责我们这些老板：“物价要平抑啊，内外差价太大，各位心太黑！食物普遍的差价都在3倍以上，而汽油差价，绿区内外差价竟高达10倍！”这时期，木伽马小区内的居民大都是伊警察和国民自卫队家属，收入不高，生活必需品这么高，无法承受但又不能不吃，希望通过政府来平抑物价。好在我们的服务对象是美国人，倒也不受物价的太多影响。便宜就便宜点，就当是帮助伊拉克老百姓吧！
最后轮到给我们制定税收任务了。当时生意已经不好做了，可伊拉克人还是把我们当财主，悍然提出每月收取10万第纳尔（约70美金）的税金——我和祖拜赶紧上前求情。伊拉克官员学着电视里的样子，帽子在手里转了几个圈，终于作出了让步——同意把“保护费”降到7。5万第纳尔（约50美金），真是有话好好说。
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5。阿里巴巴成了可怜巴巴
2004年6月底，绿区权力交接期间，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就是住房的移交了。我们的餐厅名气较大，常有人过来调查研究，我想大概是有人想把它作为非法资产没收吧！可每次绿区颁发房产回收文件，我们总能侥幸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