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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从第一章至本章的大段阐述，从形而上道的“无名”开始，一直到形而下的名实相杂，再到“同出而异名”因果相对的道理，自始至终，都是要人勿偏执一端，莫陷入执着。
修道者为了追求真理，又必须先立起一个目标，在主观意识中建起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由有入无，执两用中，方合道义。道就是佛家所说的“真如”。真者如也，如其真也。如果把“真如”确定在美善的范畴，这个“真”也就不会如如自在了。这是修真者在思想观念上必须突破的大问题。因此佛学以解脱理解上困扰的“见惑”，观念上困扰的“思惑”，也就是道家的“为无为法”，并作为证道的重心所在。由此可见，佛家与道家学说本为一家，理本同根同源。只是道家用归纳法来指示，释家用演绎法来详析而已。
大道之妙，不无不有，不色不空，物物全彰，人人本具。此乃天地未始之大象，乾坤未立之祖根，不属于思求，也不能言会。修道之人，若能离去分别之心，绝去名相之念，归道德于心身，以无为而应物。不起美丑善恶之想，不生有无之见；不存难易之谋，不有长短之争；不行高下相倾之事，不作音声逆顺之为；绝去凡尘缠绕之弊，除却牵强傲忤之心。如此静心定性，则万有之实理，未尝不空；万事之幻境，一目了然。到此境界，虽不以道德自居自有，但道德之功力，却终身不去矣。
本章的要旨，是教人要效法天道“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全力奉献，而不辞劳瘁（cuì）。不计较名利，功成而不据为己有。万物皆是秉承天地生生不已之德，所以万物也像天地一样，只有付出，没有占有之心，没有回报之念。人若能效法天地万物之心，去做人处事，那才是最高的道德风范。如果以为我对社会贡献太多，得到的却很少，那就是怨天尤人的怨恨心理，不是效法天地之德。
安民章第三
【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尚贤”，“贤”本是德才兼备之义。“尚”，是崇尚。自春秋以后，“贤”字已经变味，被世人曲解为有才能的人。“不尚贤”，就是不追求权贵厚禄，不攀比高官权位。这个“贤”字，已非圣贤之“贤”，而是指世俗权贵的能言善辩，能文行巧，会施弄权术之辈。
“使民不争”之“民”字，即现代语言的“人们”、“人类”的意思，而不是在上统治者对在下百姓之称谓。两者的观念不完全相同。古时文字辞汇不多，所以每有转注假借的用法。
尚贤与不尚贤，因时空的运转，历史条件的不同，其内涵也不尽相同。换一句话说，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天下人人归道，个个皆具道德，就没有必要去标榜贤人与愚人，君子与小人，好人与坏人等等分别。之所以提出“尚贤”，是因为存在着不贤；之所以提出“不尚贤”，是怕那些不贤之徒心生私欲，混水摸鱼，伪装“贤”之名，而去干不贤的勾当，污染这个“贤”字的尊严。
“贤”，即今人所言的德才兼备。但人们往往偏解了“贤”字的真义，只重才能，而轻视道德品质；以头上所戴头衔的高低，作为选贤任能的标准，并作为丰厚待遇的依据。于是便出现剽窃论文，伪造文凭，不择手段，拚争高职称的“尚贤”之风。不仅扰乱了社会，更重要的是污染了人的心灵。可见“不尚贤，使民不争”，时至今日，也还有其现实的积极意义。
人之所以有“尚贤”之心，是人我之心未了，分别之心未除。追求贤能的人，皆有以才恃势，以自尊大，争胜攀高的虚荣心。自大者，必有不平之肇端；争先者，必有祸患随其身。所以，在上位之人，若以后天聪明才智施治天下，民必效仿之，便以机巧之心对策于上，这就是“上下相争”。天下滋生相争之心，就会出现争权夺利，攀高附上，人心自私，道德滑坡，民风败乱，社会亦不得安宁。
圣人以才智内养心性，以德化民，施无为之治，人心返朴，自然无争心。崇尚贤才本是自然之情，若是有意标榜提倡，必诱使人争名逐利，追求虚表荣华，而不务求实际；坐享其成，而不做实事；投机取巧，而自以为能。如此之“贤”，已失“贤”之真意，其结果必然是为害民心，危害社会。
太上所处的春秋时代，社会动乱，霸道横行，是纷争霸主的混乱时期。争霸者皆网络人才，起用贤士，作为称霸的资本。那时的所谓“贤者”，就是有才能、有知识、有本领的人。当时墨子特别强调“尚贤”，主张起用贤人主政当政。那时的霸主，多是没有道德，没有学问的人，所以墨子才提出“尚贤”。墨子的“尚贤”思想，与太上的“不尚贤”完全相反。太上认为，这种“尚贤”只能是人治的应病之药而已，已经离开了道德之本，因而后患无穷。
人类历史上千古兴亡的人物，从做人作事两方面而论，贤与不肖，君子与小人，忠与奸，很难下个确切的结论。有德之人不言功，小人挟才以显能；人心隔肚皮，真假难分清。因此，“选贤与能”的标准也难定论。或以道德仁义作标准，或以才能作标准，其结果都会被人心歪用。正面标准一立，反面模式便随之而兴。所以古人说：“一句合头语，千古系驴橛（jué）。”此话是说，一个道理、一个标准的立起，就好比打了一个固定的桩，为拴物所用。无论是拴驴，还是拴鹰犬，事所必至，皆由人心。任何事情，如果不人为去标榜，那么真正有贤德之人，就会顺从自然趋势的发展；才能不足之人，也会心安理得。倘若标榜一立，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会出现不择手段地攫（jué）取。这种“争”必生紊乱，必留后患，害人心性。这正是老子提出“不尚贤，使民不争”的本意。
人的心理状态很怪，喜欢彼此“比周”。“周”是圆圈，若是情投意合者，便成为一个小圈子。对相近者，誉之又誉；对相憎者，群而攻之。人与人之间的是非毁誉，很难有绝对的标准。所以对相互憎怨的诽谤，或互相亲近的称誉，都要小心明辨，不可偏听而迷惑。如果先入为主，一落入旋涡，诽誉相争，则必受损德败性之害。
上古时代，人心朴实，无需标榜什么标准名号，个个都是有德之人，不需求贤人来治世。后来王道衰落，社会变乱，所以才需要请贤人来治世。法家虽有“国有常法，虽危不亡”之论，但淮南子却认为不见得：“鸟穷则啄，兽穷则触，人穷则诈。峻刑严法，不可以禁奸。”虽然法律严格，然而众生业海，照样犯罪杀人。这就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道理。这又否定了法家的道理。纵观春秋各家之论，虽各有其专，但都是断章取义，多是对大道的肢解。无论是墨子的“尚贤”人治，还是法家的“法治”，都是一种离道的偏颇。还是要道德化人间，才能使天下真正太平。正因为“尚贤”所固有的弊病，所以太上才提出“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盗”之一字，内涵深义。盗有多种多类，有拦路抢劫之盗，有撬门入室之盗；有明盗，有暗盗；有剽窃之盗，有人心之盗……仅以哲学范畴解析，“盗”就是偷，是暗中将人之钱财，以不正当的手段据为己有。比如贪污受贿，欺世盗名等等。
“盗”又含有取之义。佛家以“不与取”为盗。所谓“与取”，是得到物主的同意给予。所谓“不与取”，就是未经别人同意，而取为己有。道家与佛家有同义。《阴符经》曰：“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是说万物取天地之精华；人又取万物之精华；万物又反夺人之精华。天地人万物相互依存，互惠互利。修道就是盗取天地万物的光炁，再造自己的性命。天地无私，唯德是辅。故修道者夺取天地万物之精华，是天经地义，以道合道，故“盗”即为“道”。反之，凡不合道德的事物，则称为“盗”。人若背道损德，七情六欲过甚，顺人道下滑，就是一个被天地万物所反盗的过程。
“难得之货”，即金玉珠宝诸类。物以稀为贵。对这些珍贵的“难得之货”，如若过分提倡，必然会助长人们贪求欲得之念。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以不正当的手段盗取。难得之货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是一种灵魂腐蚀剂，极易引起民风的颓变。今人崇拜金钱万能，追求物质享受，社会上出现的贪污盗窃，杀人放火，卖淫嫖娼，贩毒吸毒，造假行伪，欺诈行骗，短斤少两等等，皆是“难得之货”引起的祸端。凡此种种歪风邪气，污染社会，乱人常心，惑人本性，诱人邪念，导人妄行，害人至甚至烈。
“难得之货”，就是滋生盗贼的隐患，是社会紊乱的诱因，是万恶之渊。在上者若提倡荣华，显耀富贵，彰扬虚名，必然是惑迷人心，拉人下水。在上者的言行举止，就是万民的楷模。若不求俭朴，讲究排场；奢侈浪费，不讲廉洁。则盗风必起，正气沦丧。这是最大的误导。
修真人应视金钱如粪土，淡泊名利，不贪求珍宝。黄金弃于山，珠玉捐于渊。视财为身外之物，不过积钱财，不聚珍货。财乃大道所生，不可聚敛私有。聚财如聚祸，财多人心乱；有财施舍众生，不为一己享用，此乃是舍财养心之道。
【不见可欲，使心不乱。】
“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此两句是对“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的总结。换言之，如果说“不尚贤，使民不争”是消极的避免好名的争斗，“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则是消极的避免争利的后果。而“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则是积极的釜底抽薪之法，从欲心深处拔除毒根的根本措施。名与势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