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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他是刻木刻的，我在版画系教书，我们一定有过交谈，比如在版画系走廊，或是在全国性的版画展会场里……都忘了；忘了不要紧，以后几十年相处到死也忘不了。
以后他也在版画系工作了。我们的私人来往也不多。版画系的党外人士有夏同光（“文革”末期上吊自杀）、陈晓南、王琦（“文革”后入党）和我，其余都是党员。版画系的党支部的领导很强，系主任是道德高尚、治学诚笃的老版画家李桦。他五十年代中期入党，加上新婚，同事们祝贺他双喜临门。在他的主事下，版画系的文化空气很活跃，提倡读书、举办多种类型的讲座和文艺活动，“反右”开始，版画系定性的右派学生最多。那么轰轰烈烈的大运动中，李桦的表情始终闲闲然一如往日，他的党龄虽嫩，然而人格力量强韧，大有袁中郎所谓“兀坐无俦侣，观空绝想尘”之慨，世故惊涛中如此从容真不简单。
“反右”以后版画系成立了四个工作室：李桦、古元（“反右”以后古元调来版画系工作）、王琦、我各负责一个，工作室以名号，可算开风气之先。先让好像是在古元工作室作管家，只见他整天忙忙碌碌，脚不点地。
以后的“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包括十三陵劳动、密云水库劳动、“大炼钢铁”、“深挖洞”……这一类累死累活的行动都见到先让汗流浃背的影子，听到他沙哑的嗓音。他比我小，虽然小不到哪里去，按那个鬼才知道的制度，先让属于“年青教师”之列，而我是“老教师”，“年青教师”该上苦活的时候就得上，还得卖命地上，“老教师”也累，卖不卖命只有天晓得，何况他是党员……
在那种场合，他的专注、诚恳、认真，使尽青春解数，令我感动深思，留给我一个至今难忘的磨破衣衫、手捏铁镐、屹立于坝上、满头大汗的年轻形象。他在洪流中，我在洪流边浅滩处，我远远地对他好感，怀着落后于时代的同情。
像他一样年轻的艺术家这时候应该精研学术，锻炼本领，坝上炉边浪费了珍贵年月……这话当时我敢讲吗？
除了“文革”这个劫数难逃之外，以前的“运动”中只是顺手挨着的洗、刷、锉、磨，陈与义所谓的“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差约近似。元气虽伤，性命还在，算是可以了。
不过，在这狗屁唠嘈的混账时代我捡到一个宝贵朋友，就是杨先让。“社教运动”开始，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忽然系里的声势里似乎我是个靶子。什么资产阶级教学方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养狗、打猎、听唱片、推广封建帝国主义文化……一位教授控诉我毒害他欣赏贝多芬音乐。真弄得我把这几个月提神醒脑场面当做是覆巢危机了，每天上午、下午、夜晚回家的路上有时会碰到杨先让，轻轻地从后面下了车，陪我走了一段路：“……只是教育，轮不到谁、谁的头上，沉着点。有的人幸灾乐祸，以为机会到了，让他去失望吧（我知道他指谁）。”说完，上车一溜烟走了。又一回仍是在路上，我们刚开完会出来，主题是批判我养狗和交游朋友关系问题，又是从我后面擦身而过，这回不下车，只说了一句：“哈哈，黄先生，你他妈以后得收敛一点了吧！”
他有正义的判断，只是碍于关系，不能不只在路上抒发。
“文革”期间，他忙他的，我们没有个人接触。
“文革”末期，把美院全体教职员工送到河北磁县军垦农场劳动，交给解放军训导管理，版画系是其中的一个班，有连长排长管着，我和先让才真的生活在一起。唉！狠狠地度过三年。
那一场浅薄幼稚的管理之下的三年劳动，无可聊赖之外只能留下幽默的余响。劳动地点在十六里外，天刚亮起床吃早饭后捡拾农具排队往南走向目的地，黄昏再排队扛着该扛的东西走回来，麦子、水稻、西红柿、萝卜、白菜、大葱，管种管收，来回每天三十二里地。老的有刘开渠、李桦、李苦禅、王曼硕、胡蛮、常任侠……都卷在队伍里跟着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都七十多了，高一脚低一脚蹒跚地、伸着脖子用心配合步伐，看着坑坑洼洼，这种哀哀欲绝的教育，真解程途之困。
间或在农闲之余抓“五一六”。什么是“五一六”，我今天问人，还没有人说得清楚。那时候却是言之凿凿，张三李四受到隔离……其中一个人牙痛，因为问题严重不可能让他进城去医院挂号，便求诸我的医牙偏方，以便缓解疼痛，继续接受审查。所以我能确切知道在这里是关了人的。
我曾光荣地担任养鸡的神圣职务，从小雏鸡喂养成能生蛋的大鸡；又曾担任过草药组长，为师部的制药厂采集各种新鲜草药，统率过近三十人的草药大军。
剩下的时间经常与先让一起，交换点对“连”领导或其他班上的新闻趣事。他喜欢的人也是我喜欢的人，比如说研究所组的朱丹、吴甲丰、王树村和雕塑系组的钱绍武，在生活与劳动的夹缝中，我们找机会聚一聚，交流、分享家里寄来的糖食点心和好茶叶，嘲笑嘲笑某某人在班上不是东西。（还记得先让没有我们几个老家伙贪吃。）
有一天，听说钱绍武在班上受了委屈了，我和先让便到钱的班上去看他。（我至今不明白咱们哪来这份胆而居然又有这个空间？）远远见钱绍武趴在窗口表独立兮，便呼他出来，三个人来到三两里外的收割了庄稼的空地上，然后三个人对着苍穹呼号要跟连指导员，跟排长的娘亲做亲密的朋友……（更正：钱绍武胆小蕴藉，他大概没有参加这些呼号行动，笑得前仰后合，红光满面确有其事。）只是安慰钱绍武，散散心，这个好人不该受委屈。
到三年中的最后一年，管理松了，部队那些领导首先失去新鲜感，也出了一点超乎常规的胆大的事，不太让人欣赏敬佩了，但还是勉强熬着时日。先让和我胆子也大了，居然时常爬到屋子平顶上唱歌。原来他唱得那么多那么好的歌！在我心目中一下把他从爱好者提升到专业水平，他把陕北民歌表达得那么细腻，那么通透，是我万万想不到的。对音乐，我的口味很刁，我不太轻易夸奖赞美一个人。
在房顶欣赏杨先让的陕北民歌，终生难忘。因为那段时空，那难解的哀愁得以排遣……
忘一件大事，连部派我和先让去拉萝卜，大约来回要一天时间，回来的路上，四顾无人，我说，告诉你一件大事，你要保密！他说好。我说：这事全国全世界都知道，如果你现在先说出去，我俩都玩完！他不笑了，他说甚么一件大事有这么严重？我说：你发誓保证，我就告诉你，要不然，只当我没提起。他好奇心切：我保证！你说吧！我告诉他林彪叛逃全家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他扔下车子，靠着路边青杨树，眼看着天，三两分钟才说，你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听。一路上他再也没有说话，交了差，回到宿舍，他也没有说话。
这件事，我怎么会先知道呢？前天北京家里来了一封信，写着“阿林想走鸡，全家瓜直！”我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阿林是谁？“走鸡”是溜，是懂得的，“瓜直”是死，是完蛋？我也是懂得的，用广东话写的这两句话，那个阿林走鸡和我有何相干？姓林的朋友不能说没有，倒是熟人中实在想不出是谁。纳闷了两三天，正巧李可染的小儿子李庚来探亲，偷偷告诉我林彪叛逃的全部过程，那个所谓的阿林原来就是林彪。消息公布是迟早的事，消息没公布的那几天，难为了杨先让几天的好受，他关心国家的情分比我深刻细致得多。
“批黑画”事件，我又出事了，又是在路上：“哼，你看你！有个完没有？”
又不是我惹的事，硬扣到我头上有什么办法？
幸好事情很快过去了。
“四人帮”伏法，我和先让能痛痛快快地交谈，来往了。几十年的郁闷一下都倒了出来。
我们回忆起农场和“批黑画”那段生活时简直是痛快淋漓，一个人一件件提出来嘲笑挞伐，那几个小丑，几粒可怜虫……
以后这些年我们又各干各的事去。他搞了个民间美术系之类的工作，我并不在意他那个什么民间美术系的工作，只相信杨先让这个人得有些事别让他闲着。至于民间美术，一解放多少有激情有修养的前辈们都前仆后继地奋斗过，结果都没有闹个好，杨先让能闹个什么大苹果、大鸭梨来呢？
不过我们都自信能把浪费掉的时光捞一点回来，我浪费在原罪中，他浪费在激情里，理性的觉醒之后，失落的性质是一样的。
后来听说先让走了，上朝鲜，还是去了美国，我也东奔西赴，一晃就是十几年，待到在北京重新安顿下来之后，忽然接到他要到万荷堂看我的电话，鬼才知道他打哪儿来？不定窝在北京哪儿都没去，说是马上就到，开了大门一路嚷到客厅，精神和气派，像是刚从延安井冈山观光回来一样。原来这十几二十年他真的混在外头。
我记得“文革”时美院两派互斗时，有人找来一张又大又老的八字须的老头照片，硬说是先让朝鲜的爹，气得先让要死，也笑得我要死。爹不爹，先不管，和朝鲜（韩国？）有家庭关系一定不伪。倒是佩服这老小子藏而不露的修养道行。也可能组织早就晓得，我至今才晓得，算不了鸟事！
给我看一些他在外活动的报章杂志，多少年来他既画画又写文章，开了不少画展，靠画吃饭，瞧阵势想必能行！
接着送了一大函画册给我，名叫：
《黄河十四走》
一翻开，这内容把我震傻了！
杨先让呀杨先让，你可真邪了！那么大的志气、雄心，那么坚韧的毅力，那么精密的印刷！那么丰硕的成绩！
所谓成绩是什么？是对千秋万载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