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可靠的程度已在法庭上暴露无遗了。再说，别人手里的面包看起来总
是显得大些的。何况这些证人里面谁也没有数过这笔钱，只不过用眼睛
估量了一下。证人马克西莫夫不是曾经供过，说被告手里有两万卢布么。
你们瞧，诸位，既然心理学是两头的，那就容许我也利用一下另一头，
再看看结果是否一样。
“祸事发生前的一个月，维尔霍夫采娃小姐曾给被告三千卢布，托
他代汇出去，但问题是，托付这笔钱时竟是这样丢脸，这样屈辱，象刚
才宣布的那样，这到底是否真实？在维尔霍夫采娃小姐对于这问题最初
的供词里并没这样说，完全没这样说；而在第二次的供述中，我们只听
到怨恨、复仇的叫嚷，长期积愤的叫嚷。单单从女证人曾在最初的供词
里作不正确的供述这一层，就使我们有权利下结论说，第二次供述也有
可能不正确。照检察官的话说，他‘不愿意，也不敢’接触这段浪漫史。
随它去吧，我也不去接触它，但只想说，假使象可尊敬的维尔霍夫采娃
小姐那样一位毫无疑问是心地纯洁、道德高尚的人，象这样一位女士，
也竟会忽然在法庭上怀着陷害被告的明显动机突然翻供，那十分明白，
她作这个供词时显然既不是不偏不倚，也并非平心静气的。难道我们没
有权利断定复仇的女人会言过其实么？很明显，她正是过分夸大了她交
钱给他时的那种轻侮和凌辱。恰恰相反，她交托这笔钱时，一定是还能
够令人接受的，尤其是对于象我们的被告那样一个轻率不假思索的人来
说。特别是因为，他当时可以指望从他的父亲那里很快地拿到账上欠他
的三千卢布。这是轻率的，但正是由于轻率的缘故，他深信父亲会付他
这笔钱，他会拿到它，因此早晚能把维尔霍夫采娃小姐交付给他的钱从
邮局里汇寄出去，还清他的债务。但是检察官无论如何不愿意承认，他
会在当天，在刚受过她指责的那一天，从到手的钱里分出一半来，缝进
护身香囊。‘他不是这样的性格，不会有这样的情感。’但是他自己却
又说，卡拉马佐夫天性广阔，他自己大声宣扬过卡拉马佐夫能同时体察
两个正巧相反的深渊。卡拉马佐夫就具有这种两方面的，横跨两个深渊
的天性。他即使在感到难忍的酗酒的需要时，如果有什么东西从另一方
面打动了他，他也会顿时止步回头的。这另一方面就是爱情，——就是
恰恰在那时候象火药一般燃烧起来的新的爱情。为了这爱情，他需要金
钱，甚至比起和他的这位爱人一起酗酒的需要来还要迫切得多，哎，还
要远为迫切得多！一旦她向他说：‘我是你的，我不要费多尔？巴夫洛
维奇，’他就要马上抓住她，把她带走，到那时候他必须有钱才办得到。
这比酗酒还重要。卡拉马佐夫不懂得这一点么？其实他正是在为这件事
情操心，为这件事烦恼，——因此他把钱分出一半，藏匿起来，以备万
一的需要，还有什么不可能呢？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费多尔？巴夫
洛维奇一直不曾把三千卢布交给被告，却听说反而要把这笔款子用来引
诱他的情人。他想道：‘假使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不肯付款，我在卡捷
琳娜？伊凡诺芙娜面前岂不是将成为一个小偷么。’于是他产生了一个
念头，就是他要走到维尔霍夫采娃小姐面前，把他一直藏在护身香囊里
的一千五百卢布交出来，对她说：‘我是卑鄙的人，但不是贼。’这才
是他所以把一千五百卢布宝藏着，决不会拆开护身香囊一百一百地掏出
来花的双重原因。你们根据什么不承认被告会有名誉感呢？不对，他是
有名誉感的，也许是不正确，也许时常有错误，然而这种情感是有的，
还十分激烈，而且他已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事情复杂起来了，吃醋的痛
苦达到了高峰，在被告的发热的头脑里越来越痛苦地呈现出那两个老问
题。‘我把钱还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可叫我拿什么钱来把格鲁申
卡带走呢？’他在这一个月内不住发狂，暴饮，在酒店里闹事，也许就
因为他心中悲苦，简直无法忍受。这两个矛盾问题最后终于尖锐到了使
他绝望的地步。他刚打发三弟去代他最后一次向父亲索取这三千卢布，
但没等到回音，就竟自己闯进家里去，结果弄到当着证人们的面揍了老
人一顿。这样一来就再也不可能从任何人手里得到款子了，挨了打的父
亲是不肯给钱的。就在那天晚上他捶着自己前胸的上部，藏着护身香囊
的地方，还对兄弟起誓，他有办法不做卑鄙的人，但毕竟还是会成为卑
鄙的人，因为他预感到自己是不会去利用那个办法的，他的意志力不够，
性格不坚强。为什么公诉人不相信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那样纯洁、诚
恳、不装假、可信服的供词呢？为什么反而要让我去相信钱藏在地板缝
里，乌道尔夫城堡的地窖里呢？在同一天晚上，被告和兄弟谈话以后，
写了那封倒楣的信，而这封信就成了被告抢劫的最主要、最大的证据！
‘我要向所有的人借钱，别人不肯借，我便杀死父亲，从床褥底下拿走
他装在系着玫瑰色绸带的信封里的钱，只要伊凡离开了这里。’据说，
这简直是完整的谋杀计划，所以杀人的一定是他！‘完全照所写的实行
了！’公诉人这样说。但是首先，这是醉后气恼中所写的信；其次，他
讲关于信封的事根据的还是斯麦尔佳科夫的话，因为他自己并没有见过
信封，而第三点，写是写了，但究竟是否确已照所写的实行，凭什么来
证明呢？被告是不是从枕头底下拿到了信封？找到了钱没有？究竟这钱
存在不存在？再说被告究竟是不是跑去抢钱的，请你们好好想一想，好
好想一想！他不顾一切地跑去，并不是去抢劫，而只是想知道她在哪里，
这个伤透了他的心的女人到底在哪里？这就是说，他并不是为实行计
划，实行他所写的话才跑去的，也就是说，并不是为了实行预谋的抢劫，
而是突然地，偶然地，怀着疯狂的醋意跑去的！大家要说：‘话是对的，
但不管这样他毕竟跑去杀了人，把钱抢走了。’对啊，最后就正是要问，
他究竟杀了没有？对于抢劫的指控我愤慨地断然予以否认，因为既然不
能确切指出究竟抢了什么东西，就不能控告人家抢劫，这是不言自喻的
道理！但是他到底杀了没有，没有抢劫而杀了人没有？已经得到证明么？
不会也是传奇小说么？”
十二 也没有谋杀
“诸位陪审员，这事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必须谨慎从事。我们已
经听见，公诉人自己也承认，他直到最后一天以前，直到今天开审以前，
对于指控被告完全蓄意杀人一层，还抱着犹豫不决的态度，一直到今天
那封致命的醉后来信呈交给法庭以前，还在游移不决。‘完全照所写的
实行了！’但是我还是要重复一句：他跑去是找她，追踪她的，只是为
了去打听她在哪儿。这是无可置辩的事实。假使她在家，他不会跑到任
何地方去，而会留在她身边，也就不会履行信里所说的话。他跑出去是
突然的，出于偶然的，对于自己那封醉后所写的信当时也许已经忘得一
干二净了。有人会说：‘他抓了一根铜杵在手。’你们都应该记得，就
从这根铜杵上还给我们发挥了一整套的心理学：为什么他要把这铜杵当
凶器，把它当作凶器一般抓在手里，等等，等等。我的脑子里立刻产生
出一个极寻常的念头：假如这铜杵不放在眼前，并不在架子上，——被
告是从架上抓走的，——而放在橱柜里，那时候它就不会让被告看见，
他就会不带凶器，空着两手跑去，这样当时也许就不会杀死任何人了。
因此我怎么能断定铜杵是预谋杀人的证据呢？不错，他在酒店里嚷着要
杀死父亲，而两天以前，写那封‘醉’信的那天晚上，他十分安静，在
酒店里只和一个商店伙计吵了一下嘴，‘因为卡拉马佐夫是不可能不吵
嘴的。’我要回答的是假使他有意谋杀，还要按照计划，按照所写的办
法去实行，那他一定不会和伙计吵嘴，也许根本就不会去进酒店，因为
一个人起意要干这样的事以后，总是会竭力安静退缩，力求不抛头露面，
不让人家看见他，听见他：‘最好忘掉了我’，不过这并不全是出于心
计，而是出于本能。诸位陪审员，心理学是两头的，我们也懂一点心理
学。至于说到整整一个月以来在酒店里叫嚷的话，那么一班孩子们，或
者那些从酒店里走出来互相吵吵闹闹的醉鬼们还嚷得少吗：‘我要杀死
你！’可实际上并没有杀。那封不幸的信——不也是醉后的气话，不也
和从酒店里出来的人嚷嚷‘我要把你们统统杀死’的话一样么？为什么
不是这样，为什么不会是这样？为什么这封信一定是致命的，恰恰相反，
为什么它不是可笑的？就因为发现了被杀死的父亲的尸首，因为有一个
证人看见被告在园里手拿武器逃跑，而且自己被他打倒，因此就必定是
完全照所写的计划实行了，因此这封信就不是可笑的，而是致命的了。
谢天谢地，我们总算讲到了要害问题：‘既然在花园里，那就一定是他
杀的’，一切全包括在‘既然在那里，就一定是他’这两句话里了。全
部控诉就建筑在‘既然在那里，就一定是他’的上面。但假如他虽在那
里，而并不就一定是他，又怎样呢？哎，我同意，事实的总和，事实的
偶合实在是十分雄辩的。但是你们不妨试试别为这些事实的总和所慑
服，先作一下个别的观察。例如说，被告供述他从父亲的窗子跟前跑开
的话，为什么检察官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它是真实的呢？你们会记得，
公诉人说到这里还大事嘲弄起来，说凶手的心里竟突然会涌出尊敬的、
‘虔诚’的感情来了。但假如果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