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等于失去了一只铁饭碗。这个你有心理准备吗？”上司的目光中流露出真切的关怀。“我有。我已经给自己预备了一只，土饭碗。”他说。他想的是，他最终可以靠写作维持生计。但是他没有说出来。“跟妻子商量过？”上司在椅子上伸展了一下身躯，神态看上去已经打算放弃对这名属下的劝说了。“她没问题。”他以十分确定的语气回答了上司的最后一个提问。
妻子的确对他这样说过：“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她也许并没把他看作什么天才。但是，她爱他。她时常为自己有这样一位丈夫而感到庆幸。她不是基督徒，所以，她不会说“感谢主，将他送到我的身边”这样的话。但是，对于自己的这个婚姻，她所怀抱的态度，在人们看来，千真万确，已经就是那种近乎宗教般的感激之情了。“你就心甘情愿养他一辈子？”当有人这样问她的时候，她说：“他不是一般的男人。他有自己的想法。我为他做出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大多数人都感到不可理解。按照世俗的观念，一个有手有脚的男人就不应该呆在家里吃软饭。但是，他不是一般的男人，他有自己的想法。因此，我们怎么能够用世俗的观念去理解他呢？
开始那一年，他并没有急于动笔。他坐在书房里抽烟，眼睛要么看着窗外，要么看着那一整壁的书架。这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标准的思考姿态。妻子下班回来，推开书房的门，看见他那样坐着，也不打搅他，自己轻手轻脚地将门带上。但是，这样的情景看得多了，妻子还是有些疑惑，就问他：“你怎么不写呢？”他回过头来，看着妻子，神态比妻子还要疑惑。“你怎么说我没写呢？”他说，“我这样坐着就是在写啊。我在脑子里写，或者在肚子里写。构思你知道吗？打腹稿你知道吗？你以为写是什么样的呢？”妻子看出他很烦躁。她仅仅是想要关心一下他的写作，被这样一番抢白，也感到几分委屈。但是，她不会真的生他的气。过一会，她就做好了饭，叫他出来吃。他不理她，坐在书房里继续抽他的烟。她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直等到他出来，她又将已经凉了的饭菜重新热过，端回饭桌，然后和他一起吃。吃完饭，他说了句“今天我洗碗”。这多少有点道歉的意思。她于是也不与他争执。她理解他。她知道，他必须要洗这次碗，心里的烦躁才会消除一些。
他那样坐着，也一点没说假话，的确是在写。但是，思绪纷乱。很长时间，他都为抓不住一个头绪而苦恼。这个头绪应该就是小说的第一个句子。但是，每一秒钟，从他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就不下两个句子。他常常是一坐几个钟头，的确被那些纷至沓来的句子折磨得够呛。句子不断地涌现，然后又被他一个一个地否定。其实，每个句子都是可以作为开头而往下延续的。但是，不同的句子指向的可能就是不同的细节，乃至发展出不一样的小说结构和形态。虽说故事就是那样一个故事，但不同的句子导致的肯定是不一样的一部小说。他完全清楚自己要写一部什么样的小说。一部伟大的小说，这目标是早就定下了的。但是，从他目前对那些句子的犹豫不决可以看出，将要如何写这部小说，还不是十分有把握。他的烦躁不安也由此而起。
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他不得不对妻子的感受有所考虑。这就是说，他不能将这种默默坐着，什么也不干的姿态保持得太久。虽然他有理由让她信服，他这样坐着并非就是无所作为。但是，他知道，如果自己开始在电脑上写，会让妻子更加塌实，也更多一份欣慰。这想法多少有点功利，他内心里，是有一点将妻子当成自己的写作投资人的。他也清楚“投资人”这个称谓用在妻子头上不太妥当。妻子是出于爱，而非一种投资行为。她毫不犹豫地就从为数不多的积蓄中取出钱来，为他购置了一台电脑。原因是，她听他说过，写长篇一定要有电脑。她也不是没有闪过这样一个念头，电脑发明前那些长篇又是怎样写出来的呢？比如《红楼梦》。但是，这念头马上就被她打消了。他也告诉她：“放心吧，半年时间就会将电脑的成本收回。”他打算先写一些通俗、浅显的文章投给报纸和杂志，赚取稿费。但是，对他的这个想法，她给予了坚决的否定。她说：“要那样就失去买电脑的意义了。”是的，也包括失去辞职的意义。而现在，如果他迟迟不结束打腹稿的状态，将电脑打开，真正开始那种能够让她看得见的电脑上的写作，也一样会失去当初花一大笔积蓄购置电脑的意义，乃至辞职的意义。
“1963年5月8日，世界上一定有许多事情发生。但是我不知道。”当有一天，这个句子在他脑海中出现的时候，他的情绪异常激动。他打开了电脑。“我是在这一年的这一天出生的。”他开始写道：“发生那些大事情的时候，我被裹在一只襁褓里，躺在县医院的产房。这一天的中午，我妈妈半躺在床上，喝我爸爸送来的鸡汤。据说，我哇哇地哭个不停。也据说，就是在这一天，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马高背着他的行囊来到了我们县城。他高高的个子，走在街上，马上成了县城的新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县城像他这么高的个子还是很少见的。我当时不可能看见他。我看见他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六岁的男孩了。他站在一辆解放牌卡车上，双手被一根绳子反绑在背后，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随着卡车的晃动而晃动。他那么高，比他旁边那些同样被绑着的人足足高出半个身子。卡车不止一辆，被绑着的人像数十只乌鸦挂在卡车的护栏上。马高无疑是这群乌鸦中最大个的。不光我，很多人追着看的也都是他。他的头发已经剃光了。他的衬衫在肩膀的部位被撕开了几个洞。我那时候已经认得一百多个汉字了。我记得我看见马高胸前的牌子上写着的是‘反革命流氓分子’几个字。而其他人的牌子上写的字都与他牌子上的不一样，要么是‘反革命分子’，要么是‘流氓分子’。只有他，是将‘反革命’与‘流氓’合起来写的。这又是他的与众不同。”
写成这个开头，是在那天的上午。本来，他可以在吃过午饭之后，一鼓作气，一直写下去的。但是，他不想在这种激动的情绪下写得太多。他睡了个午觉，几乎是带强迫性的，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出了很多汗。他去洗了个淋浴，坐在沙发上，吃了一个芒果。他觉得房间里很闷，就站到阳台上去。天气是多云间阴。他看着对面楼房的阳台，不下二十个阳台，一模一样的阳台。他抽了一支烟，然后折回书房。
他本以为，小说就可以这样写下去了。他似乎已经有了认识自己的把握。但没过两天，他看了看已经写下的文字，又觉得十分不满意。他决定将它们全部删除。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为此，他又是整夜的失眠。第二天，他重新为这部小说起了一个开头：“这段时间，我经常梦见马高。其实我跟马高并不认识，他的故事我都是听别人讲的。有一次，我就梦见马高背着一只硕大的行囊在县城的街道上行走……”
但是，这个开头很快又被他否定。他删掉了那些文字。在焦虑中，又将小说的开头做了修改。这次的改动之大，还不在于文字本身的面目全非，而是人称的变换。照这样的开头，这部小说的叙述便由第一人称变成了第三人称。开始的那个“我”已经不复存在了。
妻子来叫他吃饭。他从电脑前站起来。吃饭的时候，妻子问他，写得还顺吗？他回答说，我不知道。妻子便笑了起来，顺不顺你自己怎么会不知道呢？他举着筷子，脸色发灰。妻子忙说，算了算了，你不想说就不说，是我多嘴。吃饭吧。但是，他好像已经没有了胃口。他说，不知道就是说不清楚的意思。我说不清楚这叫顺还是不顺。他停了停，又说，可能就是因为写得太顺了，我感到厌倦，所以，这种顺的感觉实际上又是不顺的。妻子自然是听不明白他究竟想说什么。妻子说，我们厂子要开始搞改革了。他问，怎么改？妻子说，听说是让一家私营公司兼并，搞股份制。他问，那会是什么结果？妻子反问他，你是指厂子的结果还是我的结果？他说，我当然关心的是你。妻子便说，很难讲，也可能会下岗。他听到“下岗”两字，没有吭声，情绪似乎更加烦躁。那我怎么办？隔了好半天，他才这样问道。妻子笑了笑，宽慰他说，你放心，写你的小说，饿不死你。然后，妻子又说，我好像记得你认识一个叫张文的公司老总？他想了想，是平安保险公司那个张文吧？妻子说，就是他，你们还有联系吗？他说，我辞职后就跟这些人没往来了。他又问，怎么想到他？妻子说，你哪天有空，请他吃顿饭吧。他说，为什么请他吃饭？妻子说，厂子改革，下岗是迟早的事，我想早做打算。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好吧。
请客吃饭只花了几个小时。但是，为了这几个小时，他却不安了好多天。先是确定吃饭的地方就让他很伤脑筋。贵了吃不起，便宜了不像话。他跟张文并不是朋友，只是认识。以前他在政府部门，张文有求于他。现在他无职无业，求了人家，拿什么来回报？而且，对于张文是否愿意帮这个忙，他还不敢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要是被当面拒绝了，这顿饭白吃了不说，面子上也很难看。但妻子的事情，他不能不办。后来他想，就吃火锅吧。随便在哪里选个火锅店，既不便宜也不贵。更重要的是，在火锅店吃饭，气氛不至于搞得十分拘谨。决定下来，他就给张文打电话。张文在电话里表现得很热情，大有马上就想和他见面的意思。放下电话，他稍感宽心了一些。但这顿饭事实上吃得并不轻松。那一晚上，张文一直在说个不停。他发现张文的假发还是那样，梳理得一丝不苟，如不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