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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跟你的先生平时都交流些什么？按你所说的，我看不出你和他的感情像你说的那么深厚！”我觉得我的话是带着刺儿的。“你肯定和他一起做事，而且他肯定会非常在意你的意见。”我的口气颇有种不容置疑的味道。
曾莉不回答，也不生气。她笑笑，对我说：“也许你说得对，我自己都糊涂了，我不明白自己，真的搞不清自己了。”
“感觉上你是属于那种性情比较温和的人。”我说。
“其实这是一种外表的错觉。我的外表可能让人觉得我很温和，但实际上我是一个相当急躁的人。至少过去是这样，我属于外柔内刚的那种人。”曾莉自己说。
“你一直说你是一个没有什么追求的人，可是你的所作所为：从你考上大学、读研究生，又出国，包括你回国以后的再婚到最后犯罪，根本就不是像你自己说的那样‘柔弱’和‘没有追求’。”我实话实说。
“可能您说的比较对。”我觉得曾莉从这一刹那开始真正切入自己。
这是我与她交谈了几个小时以后第一次出现的状态。
6。从希望到失望最后到绝望
经历了那么漫长的案件的审理过程，我从希望到失望最后到绝望，现在的我已经没有什么事承受不了了。
“当我躺在监舍的床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想，过去我经常陷入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下，内心里很想做成点大事，想出人头地，属于那种对现状永远不满又不甘于寂寞的人。就如同俗话所说我的心比较高，可技能上又老也达不到，所以我希望我的先生比较能干。在我的第一个先生没有达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我便非常痛苦，这可能是我最终走向离婚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回北京以后，遇到我后来的先生，正好他是那种非常有野心的人，我非常欣赏男人那种霸道的习气。我后来的先生就是那种一切自己做主，凡事敢做敢当的人，所以当时我们两个一拍即合。其实，本质上我虽然是一个不太安份的人，但实际上，如果能够拥有一种比较富足、安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我可能也会做一个贤妻良母。”
“可是你在美国的时候不就是过得那种衣食富足的生活么？”我反问道。
“所以说我当时不成熟，因为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都没有意识到，更谈不上珍惜。”曾莉的脸上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惆怅。
“我觉得人应该踏实下来，弄清楚自己该干什么、能干什么，绝对不能做超过自己能力的事。”她对我说，仿佛在告诫自己。
我明显的觉出她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否定，一种极度痛苦的否定。
“入狱以后，你跟你现在的先生还有联系吗？”我换了一个话题。
“偶尔写写信，相互鼓励一下。”她说，那语气里看不出有丝毫的痛感。
“你恨他吗？会不会和他离婚？”我还是想知道曾莉的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
她看看我，又低下头。
然后说：“谈不上恨不恨的，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我无法判断她说这话时真实的心里状态。她就是这样，内心掩饰着自己，但是她几乎对人有问必答。
“假设你现在出狱了，你会为了孩子跟你的前夫破镜重圆吗？”我知道她又一次关闭了自己的内心，但我还是试图再把她打开。
“我的刑期挺长的。出狱对我来说还是一件比较遥远的事，所以，对出狱以后的事情我没有想太多。他们（指丈夫一家人）虽然表示要等我出去，但是，将来真的等到我出去的时候，事情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也说不准。”曾莉说。
我没有想到曾莉的回答会是这样直接。看得出她心里的渴望，但是也看得出几年的牢狱生活，也使得她变得更加现实。
“你在狱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说，“我几乎看不出你的痛苦。”
“你肯定觉得生活在监狱里的人，都应该是愁眉苦脸的，其实不是。那种状态早在案件审理之初就已经过去了，到了监狱以后，都基本上能够正视所发生的一切了。所以你在狱中看到我们一个个每天还有说有笑的。其实那并不说明我们就不痛苦，却相反，我们非常痛苦，这种痛苦不是用言语能够表达清楚的。”曾莉抬眼看了看我。
“你们无法想象，更不可能理解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叫自由。人失去自由的感觉，没有进过监狱的人是想象不到，没法体会的。我几乎无法想象出去以后会是什么状态。主要是我觉得自己刑期太长，十几年的时间，我觉得想也没用，所以爽性就不想了，想太多了反而把自己搞得很烦恼。我们这儿的人都学会了苦中作乐，一般都不会自寻烦恼。”曾莉冲我笑了笑，那笑带着一丝苦涩。
“你现在工余时间做些什么？”我又问。
“我在这儿的工余时间本来就不是太多，白天我要参加劳动，干一天活了，到晚上也比较劳累，我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学点法律、学点外语。虽然过去我读了不少书，但是现在社会发展这么快，竞争会越来越强。人不管将来做什么，都要不断的充实自己。虽然时间比较长，但我还是要为自己的将来做些知识上的准备。”
“听说你到了监狱以后也参加高自考？”
“是的，任何一名罪犯下监以后，他（她）最关心的事都是出狱的事。每个人都算计着自己出狱的时间，不管长短。所以在狱中，竞争最厉害的事情就是加分减刑。现在监狱的管理一切都基本是公开的，每个人每天的劳动能挣多少分，年终结算时能减几个月的刑期，是我们最关心的。而且这里除了参加正常的生产劳动以外，参加高自考，是加分最多的一个机会，所以，罪犯们参加考试的积极性都非常高。按监狱规定，高自考过一门最早是加300分，现在也能加200分。这些分在正常情况下我们要干将近一个月的。因为我刚来，已经过了两门。虽然我已经获得了硕士研究生的学位，但为了加分减刑，我必须参加高自考，因为这不仅能够加分减刑，我还可以学点东西，补充一下自己。”曾莉说这些话的时候，无论是语调还是声音都让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
“你看上去挺乐观的？！”我说。
“我是属于内心比较坚强的人。可能表面看上去可能不太明显，但实际上我非常坚强。我的外表和我的内心是有距离的。我一般不把内心最痛苦的东西表现出来。我属于那种外表柔弱，内心刚强的人。我很压抑自己的。所以别人都只看到我乐观的一面。在监狱里，我的生活肯定会有一些特别苦涩，特别不好的一面。对这些，我是尽量的排拆。调整自己在平时不表现出来，因为有些东西表现出来也于事无补，还不如埋在心里更好。”曾莉第一次真实地描述自己。
“有没有绝望过？”
“只是在看守所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绝望。当时我的体质很弱。4年多的时间我都只呆在一个屋子里，见不到太阳。后来我得了胸膜炎，公安局给我治疗，我还是积极配合，现在基本上已经停药了，算是好了。那时真有过不想活的念头。”
“你因为什么绝望？”
“那时候我被抓起来，我又不太懂相关的法律，和社会上一些三教九流、甚至一些小偷小摸一样关在同一个屋子里，我真觉得自己完蛋了，所有的尊严地位都谈不上了。那个时候我想自己活着实在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更不会有什么前途可言，对父母来说也是非常大的负担。尤其是判决下来后，15年漫长的刑期，我觉得自己的生命真的是没有意义了。即使将来出去了，也已经是老太龙钟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这种情绪再加上身体上生病。因为对于我来说最根本的东西已经崩溃，也就是说身体已经垮了，即使再强的信念也很难支撑下去了。”
“很难想象你当时的样子，这么坚强的一个人……”
“那时候，我被关在一个屋子里，生活非常单调，那是我一生中感觉最孤独的时候。除了能看一点电视新闻，当时没有任何方式可以缓解一下内心的孤寂和痛苦。虽然当时我是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关的，但是也是没有自由的，不能给家人写信，不能见亲人，朋友，除了律师，什么人都不能见。那只是一种非常被动的等待，每天等着被提审，除此之包就坐在那里，什么都不能做。那时候内心的那种焦虑，真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自己一肚子的话，一肚子的理由，没有人听，感觉自己没有申辩的机会，是多么的难受，你们任何人都不能理解的。”
这个时候的曾莉仿佛有了一种表达的愿望，那愿望是那么迫切。
虽然她的理智上依然在努力克制，但是她有点不由自主了。
后来她对我说，那是她进了看守所以后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那么痛快的跟人讲起看所守里的生活。她觉得她说得太多了，有点后悔。但是她当时没有控制，也不完全是控制不了，是她自己没有主动控制。她说那感觉真的像有点喝醉了酒似的，如果不那么痛快的说出来，她就觉得自己心里非常难受。
她说我有点厉害，那些话她跟任何人，尤其是记者不可能说出的，可是那天她都说出去了。
我觉得那是我采访曾莉第一次出现的一种和谐。那和谐让我生出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温存。
“一个号里多少人？”我问她。
我觉得我不像是在采访一名诈骗犯，而是在和一个朋友聊心事。
“最少的时候是14个人，多的时候能有20多人。人多的时候，每个人就那么一条窄窄的地方睡觉，但是后来就变得好些了。我在里边呆的时间太长了，经历过非常拥挤的时候。那种条件下几乎不能睡觉，每天都有人为睡觉的空间，为了“板”的宽度大打出手，当时的情况真是那样，你们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