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勉坐在那，她不明白自己是在等李晶晶，还是在等别的什么，李晶晶放在桌上的手包激起了她心中又一阵怒火。
她站起来，把手包打开，拿出里边的真皮钱夹，一打信用卡映入她的眼帘：你这么多钱，区区8000美元赖着不还，明明是欺负人嘛。她咬着牙自语：这钱你必须还！
王勉把所有信用卡搜寻一遍，最后抽出一张能够在北京消费的维萨卡（VISA，一种外币信用卡），她站起身，离开了这家餐馆。
王勉拿着李晶晶的信用卡，在几家商店，疯狂的消费。
她想把那8000美元全部花掉，即使是买了什么没有用的东西，她也要把它花掉，绝不给这样的人留下，让她占了便宜。
可是，她走遍了北京几家像样的，比较上档次的商场，最后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买了，一算却只花去了5000美元。
这个时候的王勉，已经稍微冷静了一些，她不再像下午那样愤怒和失去理智了。
她想，就这样吧，李晶晶也知道她是真的非常生气了，让她尝尝厉害就够了。她一直认为这次她和李晶晶的冲突，不仅仅是8000美元的事，究竟还想证明点什么，她自己说不很清楚，但肯定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也可能是一种较劲。
但从心理，她并没有把这件事情看得很严重，她想，她们是好朋友，多少年生活的友谊，可以说是情同手足，不是一件事就能把这种她认为已经渗入血液里的东西毁掉的。
虽然这件事让她很生气，但是她并不恨李晶晶，一点也恨不起来。
消了气，冷静下来以后，王勉拨通了李晶晶的手机。
“她接到我的电话，当时一声没吭。我想她当时一定也很生气，我以为过几天她会来找我，然后对我说，她不是真的不想还我钱，而是另有原因。那时候我会对她说，这事因她而起，我是看在她的份上为她的亲戚去办担保还垫付了钱，如果她不把这事推得一干二净，不是那样甩手不管，我可能不会那么生气，我甚至可以不要她还钱。然后我们尽释前嫌，一如既往。结果她没有来找我，却去公安局报了案。当警察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一下子完全懵了。眼前的一切我简直无法相信。”王勉的脸上依然充满惊恐。
“那一天我永远无法忘记，1997年4月16日。我从美国回家过年，回家后整整3个月。”
王勉说，警察出现在她家的时候，她的心里已经完全明白了：李晶晶到公安局报了案。
王勉清楚的记得，那天晚上，她刚从商场出来，把东西放在车的后备箱里，坐在车上给李晶晶打电话。
李晶晶接听她的电话，一声没吭，肯定是气得说不出话了。
王勉感觉很痛快，尤其是她对她说“你的信用卡在我这儿，我在上边消费了5000美元，剩下的3000美元我也不要了，卡我随后寄给你，你要是不高兴或者接受不了这种方式就来找我”的时候，她真觉得自己像一个侠士，心中充满了豪气。
王勉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她与李晶晶最后一次通话。因为在那之后，很快她就被警察抓走并刑事拘留，原因是涉嫌盗窃。
到了公安局看守所，她才知道她与李晶晶之间发生的这件事已经在公安局正式立案，公安部门以“特大盗窃案”已经侦查了将近两个月，随着王勉被抓获归案，警方正式宣布案件告破。
案件在审理期间，她不能与任何人联系。连家人都不可以，更无法与李晶晶联系。从此她与李晶晶完全隔断，她无法再见到李晶晶，她连给自己做点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看守所，她经历了她人生中最最灰暗、也是最最绝望的一年。
应该说王勉对自己的结局是有所预料的。她本身是学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那一年她考取了律师证，也就是说她自己是有执业资格的律师。所以，从她走进看守所的第一天起，她对自己将要受到的惩罚心里是有数的。
与众多女性犯罪嫌疑人相比较，她显得过于冷静，冷静得让负责审理案件的警察都感到吃惊。这种冷静，更深一层的原由是：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李晶晶会真的置她于死地，她相信到最后她会帮助她，她会放弃控告。
这是王勉出事之后心理永远的、也是仅存的一种侥幸。
这份侥幸，给了她希望，同时也给了她得以度过看守所里的艰难日子的力量。
从常理上说，王勉的案子是有弹性的。也就是说，如果她的同学李晶晶放弃报案，或者为公安部门提供对王勉有利的证据，那么王勉是可以免于刑事处罚，至少不会受到那么重的惩罚。
但是，事到如今，无论李晶晶态度如何，她到公安局报案本身，已经决定了她们之间的这起纠纷，已经提升了一种高度，那就是必须要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了。
无法改变的事实是：王勉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对这一切王勉了如执掌。
她实在想不到的是，李晶晶会真的把她送进监狱。
她以为，即使是李晶晶不能主动撤消报案，但是她是可以为她提供一些证据，证明她是赌气，而不是占有财物为目的。那么即使是她必须承担刑事责任，也不会真的被送进监狱，法院会给她判处缓刑。
所谓缓刑，就是缓期执行刑罚。法院依法判处她有期徒刑，但是缓期一年或两年执行，她便不需要被送进监狱接受惩罚。如果她在缓刑期间没有再触犯法律，那么原判刑期便会被法院按程序撤消。
在看守所里的时日，王勉不能和家里人取得任何联系。除了审理案件的民警，她唯一能见到的人就是家里为她请的律师。
从律师那里，王勉知道了，在她被公安局带走后，她的爱人以及她的姐姐、她的父母都在努力去找李晶晶，但是李晶晶拒绝和她家任何一个人见面，就连以前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的王勉的爱人她都不见。
李晶晶知道这一家人找她是为了什么！但是她就是不见他们。
李晶晶对预审员说：她的信用卡丢了，她怀疑是王勉拿了，但是她并不确认。她希望通过警方来搞清楚这件事，所有的线索在她报案的时候，都没有保留的都提供给了刑警队了。
负责此案的预审员告诉王勉，李晶晶否认王勉曾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拿了信用卡的事。
这个细节，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非常重要。
如果李晶晶承认王勉打了这个电话，那么她至少是有自首的倾向，法院就会酌情轻判她的罪。
可是，预审员也找过李晶晶好多次，她就是不承认王勉给她打了那个电话。
而当时的情况只有王勉和李晶晶两个人通话，王勉说她打电话告诉了李晶晶，没有人会怀疑王勉这个行为。
客观上说，依她们关系的密切程度王勉打这样的电话是合情合理合乎逻辑的，但是，只有王勉自己这样说，法律上很难采信，而她唯一的证人是李晶晶。
了解情况的人只有她们两个，当事人又是她们两个，李晶晶不承认，谁都没有办法。
王勉的案子审理了将近一年，1997年12月19日，法院的判决下达了：她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
早晨起来点完名后，看守所管教叫王勉的名字，让她出来去接判决。在这之前，王勉知道这一天判决的都是重刑犯，所以当法官宣判的时候她略微感到有些
吃惊。
根据案件的情节：她是被公安局通过工作侦破案件之后抓获的，没有自首的表现；在信用卡上消费了8000美元，法律规定她应该被判10年以下有期徒刑，法院依法判她9年；因为她是律师，属执法犯法罪加3年。数罪并罚，她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王勉从法官手里接过判决，心里有种凉透了的感觉。法官问她：你是否上诉？王勉平静地说：“作为办案法官你肯定不希望我上诉。你就放心吧，我不上诉。”说完她把判决书一卷揣到衣服兜里，回到监号里。
整整一天，王勉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流眼泪。号里的人看着她，她看上去平静的与往常没有两样。人们问她：“真的判了么？”她回答“当然是真的”。“到底多少年？”别人又问。“12年。”王勉回答。每一个问她话的人都期待王勉报怨几句，说法院判得重了、自己太过冤枉之类，但是王勉一句类似的话都没有说。
应该说，在看守所里等待的煎熬，让她终生难忘。王勉说，那一年的经历，事后说起来，写起来都很容易，很轻松。但是，她究竟是怎样一天一天的走过来的，自己都不敢去回头去想。
那是怎样的一种磨难，她无法表述清楚。
印象中，她只记得每天，十几个人，有时甚至二十几个人待在一间只有十几平米的屋子里。其中各色人等，在她以前的生活中，想都想不到，更说不上能遇到。
那真是一群平常人的平常生活所无法遇到的人，都是因为涉嫌犯罪被关到了一起。在这些人身上，她感受到了什么叫丑陋。她也亲身体验了，人在一种什么状态下为了最基本的生存去与人争斗。
那真是因为一口水，一点睡觉的地方……，一点琐事互相之间大打出手啊！
她相信，那一年在那样一种条件下，她能够活下来，她这一生，无论遇到任何情况任何挫折，她都不会放在眼里了。她的生活中，已经不会再有无法容忍和无法接受的事了。
在她的判决下达以后，含她的律师在内的所有亲人朋友都曾经劝她上诉，但是，她坚决放弃，没有丝毫犹豫。
整整一年的时间，王勉经历了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直至绝望。
她想明白了很多事。
这样的判决结果虽然有点出乎她的意料，但是也在她的意料之中。
她知道自己非常愚蠢，为此付出代价，她不抱怨任何人。
在她最最绝望的时候，她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的。
只是，她没有想到这结果会真的是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