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战略，反而把主力部队调往昌都远迎中共军队，等于帮助中共军队在作战期间把后勤线大大缩短，而且其后勤线皆在其可以免受攻击的控制区内（当时的金沙江以东的康区已被中共“解放”）。中共军队充分利用西藏把藏军主力送上门的机会，制定了“一口吃掉”的作战方案。一方面，从正面向固守金沙江一线和昌都地区的藏军发动缓慢进攻，不将其击溃，牵制藏军，使其举棋不定，不至于向西藏纵深回逃；另一方面，秘密调动主力部队向藏军后方迂回包抄，断其退路，完成对藏军的合围，将其一举全部歼灭，从而达到消灭藏军主力、瓦解西藏抵抗意志、迫使西藏当局归顺的目的。开始于1950年10月6日的昌都战役基本顺利地实现了中共军队的作战意图。不到万人的藏军在几百公里的宽大正面组织防御，间隙很大。中共军队的迂回部队分多路渡江。藏军通讯落后，难以把中共军队的行动迅速上报指挥中心，形成明确判断。直到各处失败溃退到昌都的藏军官兵不断带回战败与伤亡的消息，表明战祸即将降临昌都，面对这种形势，驻守昌都的藏军司令阿沛·阿旺晋美多次与拉萨噶厦政府联系，请求将指挥部后撤到洛隆宗。10月15日，阿沛的侍卫官错果再一次通过无线电台与噶厦的侍卫官都然娃进行口头交涉，这次交涉在西藏社会中成为一次著名的对话：
错果对都然娃说：“请注意，我们已（用密电码向拉萨方面）发去了3封急电，尚未收到一句答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我们来说，我们深知自己处境困难，因而对我们来说一分一秒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您不给我们一个答复，我们将无所适从。”对此，都然娃答复说：“此刻正是噶厦官员们举行郊宴的时候，他们全都参加郊宴去了，你们发来的密码电报正在加以翻译解读，了解电报内容之后我们就给你们复电。”错果对都然娃的答复感到恼怒，毫无顾忌地带着西藏式的绝交口吻气愤他说：“让他们的郊宴见鬼去吧！尽管我们受阻于此，西藏受到外来威胁，而且我们的命运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改变，但是你还在那里胡扯什么郊宴。”
如果藏军早些回撤，也许还能多保持一些实力。但当时西藏的决策者谁也不想对撤出昌都的决定负责任。以往西藏总是能人算不如天算地渡过种种危机，依然幻想着神助的噶伦们带着侥幸心理照常参加郊宴，以避免面对昌都的告急。而驻守昌都的阿沛本人，虽然亦为噶伦之一，也不希望由自己承担放弃昌都的声名，呆在昌都消极等待拉萨指示。一直拖到10月17日，阿沛才不得不决定撤退，然而那时已经失掉时机，中共解放军以惊人的速度昼夜兼程地完成了合围，刚好抢在藏军前面。除了少量藏军骑兵逃离，藏军主力退路被断。阿沛·阿旺晋美面对兵败如山倒的局面，知道继续抵抗已经无效，只得下令缴械投降。历时两周的昌都战役结束，占整个西藏正规军实力三分之二的昌都守军被全歼，包括阿沛·阿旺晋美在内的一批军官及2700多士兵被俘，昌都、类乌齐、宁静等大片地区被解放军占领，通往拉萨大路的门户洞开。西藏武装抵抗中共进藏的能力基本就此瓦解。昌都一役使西藏丧失了可以凭借的军事资本。拉萨企望的外国干涉却如水中捞月。英美等西方国家除了口头表示同情，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最希望西藏保持独立地位的无疑是印度，但是权衡利弊，它也不愿意为此与强大好斗的共产党中国成为敌人。西藏陷入绝境。然而这种内外交困并没有使西藏上层得到足够清醒，他们反而把西藏的命运完全押到神佑之上。昌都战役之前，噶厦政府就是以卜卦抽签的办法决定应该让哪些人出使国外去求援，以及谁适于去哪个方向，理由是这种出使对西藏的命运特别重要，因此必须要由神来指定 。昌都战役失败后，西藏不得不同意与中共方面谈判，并答应了中共提出的谈判前提——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使当时逗留在新德里的西藏特使有了与中共使馆进行接触的基础。当双方已经商定次日在中国使馆举行午餐会时，刚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要求对此举行一次问卦仪式，结果得到的神谕是：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会给西藏带来危害。于是拉萨急电通知西藏代表团取消先前的决定，而那时，中共使馆的汽车已经停在西藏代表团门外，准备接西藏代表前去参加约好的午餐会了。西藏代表团好不容易圆了场，并按照拉萨的指令去北京谈判，中共大使馆亦帮助他们做好了一切去北京的准备，结果出发前又收到了拉萨命令他们取消计划的电报，因为在罗布林卡举行的再一次抽签问卦显示，不应派遣西藏特使去北京。 对此类种种可笑的行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后来也承认：“认为我们只需要祈祷，勿需作任何人为努力就可以拯救我们的国家，这一信念是知识有限所造成的，从这点来看，宗教感情实际上成了障碍。”事实上，不到十六岁的达赖喇嘛在西藏失败的昌都战役后提前亲政，取代达扎摄政，也是在“神”的指点下实现的。 约翰·F·艾夫唐在他的《雪域境外流亡记》中这样描写：
甘丹曲均被召到了罗布林卡，正式进行了一次降神作法。保护神附身于他之后，他从坐着的位子上站了起来，大声嘶叫，浑身急剧抖动。侍从们立即将降神作法用的头盔戴在他头上，紧紧地在他下巴下面系好带子，曲均走到达赖喇嘛的宝座跟前，献了一条长长的白色哈达，然后就回到座位上坐下了。当向这位请教的时候来临时，众噶伦毕恭毕敬地寻求指导，一位秘书拿着一幅卷轴，念着写在上面的正式请求。曲均又一次走到达赖喇嘛跟前，清清楚楚地说：“立他为王，”接着倒在地上，降神作法也就结束了。
神没有给西藏任何特殊的惠顾。面对中共大军压境，年轻的达赖一度与他的臣属跑到靠近印度的边境小城亚东，在那里观察事态的发展。那一段时间，以昌都败将阿沛为首的一个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共就西藏的前途谈判。对中共方面要求的进军西藏，藏人别无选择──同意，是和平进军，不同意，则是武力进军，反正中国占领西藏已不可阻挡的。最终，阿沛的代表团与北京签署了著名的《十七条协议》，同意中国对西藏进行“和平解放”。这时，十四世达赖喇嘛怎样选择，到底是去印度流亡，还是返回拉萨与中国合作，这样一个于西藏民族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最终决定也是出自占卜打卦的结果。按照打卦的结果，十四世达赖返回了拉萨。把决策交给神是一种平息纷争和推脱责任的巧妙手段，却肯定不是有益于民族命运的手段。当然，不管是靠神谕指示还是靠理性选择，西藏都不可能在与共产党中国的对抗中取得胜利，根本原因就在实力差距。在一个以实力为基础的世界主权体系中，如此悬殊的实力差距，决定了西藏不可能不被中国重新控制。而且正因为西藏曾经一度摆脱了中国，重新返回西藏的中国就必将对西藏进行更严密的控制。后来的历史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发展的。
2、中印在西藏边境的战争
如果西藏是独立的，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只有很小一段接壤（在中国新疆与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之间）。西藏被中国纳入主权控制之下，西藏与印度的1450公里接壤就成了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加上被印度吞并或控制的不丹与锡金边界，中国与印度的实际接壤达到2250公里。两个亚洲大国紧密地挨在一起。这两个大国都是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按照主权标准，都有过耻辱的历史，因此在主权方面都格外地敏感和激烈。恰恰这一条边界的很多段落，在历史上都处于东方式的模糊状态中，没有明确地划分过，甚至有双方都不管的地段。纳入新的主权体系，要把原本的模糊转换成明白，发生冲突就成了必然的。在今天中国印制的各种地图上，西藏南部有一片地区只标着寥寥无几的城镇地名。不了解情况的中国人如果想去那一带走走，离很远就会被边防军挡住，印度军队就在对面。他们会发现那片地区事实上只在中国地图上属于中国。如果换一张印度地图，那片地区是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定居在那里的印度人比全西藏的人口总和还多两倍。目前中印两国的实际领土控制线是中国一直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画在中国地图上、实际却在印度控制下的土地达九万二千多平方公里之多。本世纪以来，随着英国势力沿着印度大陆不断向北扩张，与西藏发生碰撞，出现了需要以西方式主权精确划界的问题。1914年3月，在印度召开的“西姆拉会议”上，英国政府的代表麦克马洪提出了一条英方勘定的分界线，那条分界线与此前国际上习惯认定并在各种官方（包括英国）出版物和地图上一直沿用的分界线不同，大大向西藏纵深推进，把原本在西藏境内资源最丰富的九万多平方公里划进了大英帝国的印度殖民地。无法确切知道当年西藏当局的动机，有一种说法是麦克马洪许诺给西藏五千支枪和五十万发子弹，还有一种说法是西藏人根本不明白边界被篡改了，如英国人贝尔所说“西藏人不会画地图”，反正西藏代表在那个条约上签了字。因为当时的西藏已经摆脱了中国控制，虽然中国政府不同意，也没阻挡住所谓“麦克马洪线”的产生。今天，中国出版的地图继续按传统划界，印度地图则早已经把“麦克马洪线”当成了正式的合法边界。1950年以前，不管双方的地图怎么画，那片争议地区地区没有驻军，不设边防，行政建制也不存在或徒有虚名，老百姓按照祖祖辈辈的方式生活，国际政治与他们无关。1949年后，大概是新独立的印度看到一个咄咄逼人的新中国正在产生，而且即将向西藏挺进，只有趁其尚未全面控制西藏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