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平叛”
对西藏实行了八年的“一国两制”以达赖喇嘛的流亡而告最终失败。中共发现自己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既然最终免不了还是与西藏上层彻底决裂，以枪炮解决问题，当初费了那么多心血实行的“统一战线”就成了多余，如果一开始就以武力“解放”西藏，直接建立共产党政权，仗不一定比后来“平叛”打得多，后来的很多事情也可能不同。当然，不能因此就说“平叛”前中共在西藏的八年是白呆了。仅以它修筑的两条公路——川藏路和青藏路——来说，就使从中国内地进藏所需的时间由过去的几个月缩短为十几天。交通的改善对于镇压西藏的武装反抗发挥了巨大作用。另外，在西藏的八年时间使中共以其穷人翻身的主张，吸引和培养了一批藏人追随者。那种断言中共在西藏没有任何群众基础、所有西藏人都忠于达赖喇嘛的观点是偏颇的。一个专门在藏人中间搞实录访谈的记者曾经在西藏《雪域文化》杂志上开了一个“高原人物”专栏，其中一篇是一个藏人在“平叛”中的亲历，可以对当时的情况获得一些比较直观的认识。
那天，大概是（1959年）元月3日。我陪着翻译蔡嘎到索县绒布乡的冈达去，那儿的绒布本（官职）冈青是我们工区的区长，蔡嘎从筑路队牵出4匹马，我们就上路了。骑到仁岗，早已埋伏好的叛匪朝我们打冷枪。我的左肩中了一枪，左脚还挨了一弹。蔡嘎也被打伤了。他们窜出来，截住蔡嘎的马。对方有八个人，我一看，差不多都认识，都是绒布的人，其中四个是喇嘛，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工程队的。蔡嘎当时带着长枪、短枪，还有4颗手榴弹，来不及上手，几个叛匪一拥而上，把他抓起来。我自己有一支英式步枪，没有带，没有料到会遇上伏击。有个叫彭措旺加的叛匪在我背上捅了一刀，我一看他们人多，掉头就跑，也顾不得身上的伤痛。后来听说蔡嘎被他们杀害了。正跑着的时候，迎面遇上个少年，我赶紧问他出了什么事，他不说话。我当时带着砍柴的斧头，就吓唬他，你不告诉我，就劈了你。他赶紧说，别杀别杀，现在叛乱了，领头的是索县热登寺的丹增囊珠活佛，现在正在召集呢，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人都得参加。后来我知道，领头的还有康定人安珠·贡保扎西。那天是个星期天，工人们都休息．工程队有84个人，还有35个昌都的解放军，人倒是不少，但如果没有防备准会吃大亏。得赶紧告诉他们。这么想着，便加快了速度。那一年。我25岁。赶到工程队，我找到翻译白嘎，让人给我翻话，因为我不会汉话。可他不给我翻。我直接找到管理员邓克金，告诉他，叛匪来了。他不相信。我想可能是他没明白我的意思，又去找翻译洛罗，我告诉他刚才遇到的和听到的事情，洛罗又翻译给邓克金。邓克金马上宣布，吃完饭撤退。当时，大部分工人都到山上砍柴去了，在家只有18个人。撤退转移的路上遇到叛匪，准备对打，一接火，就被打死两个打伤两个，只好掉头又返回部队里。太阳已经落山了。工区的几个领导把大家叫到一块，开会商量怎么办。我没去开会，还在为刚才他们不相信叛乱的事生气。我走到院子里。为大家放哨。有人来劝我：你是大家的救命恩人，现在决定派4个熟悉情况的人到雅安多送信，你、安措、诺尔嘎和嘎瓦·庸仲去。你们化装成要饭的，不要带枪。夜已经很深了，我提出走夜路要带枪，大伙说要饭的带枪会暴露身份。就这么上路了。如今，4个人里，只有我和嘎瓦·庸仲还活着。头一天，我们走到娘隆住下了。第二天睁眼一看，山上都是叛匪，已经包围了工程队。白天走路不方便了，第二天呆了一天，夜里出发的。走到巴达松多住下了，第三天，又是白天呆着夜里出发。走到恰夏松多，天已经快亮了，可以看见叛匪满山的走动。我们在山里呆了一天，已经几天几夜没吃东西了，嘎瓦·庸仲说，他又渴又饿，对面山沟里有他的亲戚，弄点饭吃。他走以后，我看见对面山坡上有个女的，好像是甩了俄尔多（放牧甩石头的工具），不久，就有200多个叛匪，骑着马一群群地跑过来，朝我们这边开枪。这时已无法跑了。我们3个不幸被叛匪抓住。从山上赶到一户人家门口，庸仲还没有回来。有人喊：派八个人看住他们仨！让他们跪在地上不许动！有几个人看着我们，其他人一窝蜂进屋开会。有封信还在我身上，趁他们没注意，我赶紧塞进嘴里，拼命往肚里吞。有个芒康人，是贡嘎喇嘛强措的助手，叫土登，他吓唬我：吃的什么？我说吃的虱子。一会儿，他们把我悬空吊在梁上，每个腿上绑着一口袋盐，把衣服也扒下来，然后用鞭子抽。那个叛匪头子喇嘛强措过去知道我。他们抽我的时候，他就翘起二郎腿冷笑：有人说你带了枪和信？我说我听不懂，我是个要饭的人。他们继续抽我，抽到51下的时候我昏过去了。在梁上吊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上午放下来。我醒过来的时候是在帐篷里，康定人安珠·贡保扎西弄了点糌粑糊叫我吃，他跺着脚嘲骂我是相信魔鬼的人，是魔鬼的狗腿子，说他是从美国回来的，衣服是美国人发的。是坐飞机回来。还说飞机是什么什么，想飞哪就飞哪，说我是糊涂了，他们要我清醒过来。最后。还是让我交代信、枪哪儿去了，让我动员工程队投降。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要饭的，只是路过此地，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索县领头的就是热登寺的绒布·丹增囊珠，他问：“信呢？枪呢？你们单位多少人？有多少枪支？不交代就罚你。”有个人在石头上磨“堪贝”，是个吃糌粑的小铜勺。他走过来说：你不交代？我不吭气。他用磨利的勺子割开我的眼皮，问道：说不说你们单位多少人？我说不知道，是要饭的。他又用勺子割开另一个眼皮：再不说就挖你的双眼，剥你的皮。我当时横下一条心，反正也活不了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那人抠出我的眼珠，一拉一放揪了三次，疼的钻心，眼球原来是有弹性的，它们垂落在脸上，还有些微弱的视力。人已经看不清了，只能看到自己的鲜血流得到处都是。我激动起来：你们说共产党是魔鬼，你们才是魔鬼，只有魔鬼才这么折磨我，共产党给我们饭吃给我们衣服穿……，没等我说完他们便气急败坏地挖掉了我的双眼。这以后，我失去了知觉。醒过来以后。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在架子上了，手脚绑得还很紧。我用下巴在地上拱了一个小坑，鲜血很快流满了小坑，我喝了自己的血，感觉清醒了一些。旁边看守我的人发现我在喝血，大叫起来：这个家伙实在太顽固了！过了几分钟，随着耳边“嘶”的一声，眼眶一阵刺疼，我又昏了过去了。是他们用烧开的酥油浇到我眼眶里。不知过了多久，我慢慢醒过来。有一个叫罗丹的叛乱者，过去我们认识，他妹妹才仲我也认识，醒来时发现才仲在我身边。她说：“你这个人呐，上次叫你投降你不投降，弄成这个下场，太可怜了。她帮我解开绳子，我想站起来，脚却是软的，我一步一瘸地走到乌坚的家门口，乌坚拿出些糌粑给我，还给了我一块肉，他让我藏在他家附近的青棵草垛里。当天晚上，有几个叛匪路过那儿。发现了我，又把我吊起来。他们议论要剁掉我的手和下巴，在手上和下巴上捅了几刀，现在还有疤痕。有个人说：你是个死不了的人，还想跑？看来腿还没有给你卸下来，我们来帮你卸一下，说完就在我腿上捅了一刀。这一次，吊了7天7夜。才仲给我送了一次用元根做的土巴。每天都要折磨我一次，用带刺的“杂马洛”抽我的背，用火烧烤我的脚。现在，背上的伤疤还在。……再次醒过来的时候，觉得身边坐着很多人，有的扶着我，我依然是迷迷糊糊，旁边有人在走动，有人在弄水。我以为自己快要死了。有个声音很粗，说“金珠玛米”，还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胸章上，放在他的军帽上，我不敢相信真的是解放军……
当然，比起当时参加叛乱的人，布德这样的人那时肯定是少数，但他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藏下层人民可能的趋向。一旦他们真地相信了共产党的主张，认识到共产党的力量，并敢于重新审视西藏的传统生活和把旧西藏的社会结构判为不合理，他们是不难被共产党动员起来，并且陷入革命的狂热之中的。借助先进的武器和作战技术，中共军队可以在几十小时之内打垮集中在拉萨的藏人武装，但是肃清游击于雪山草原之间反抗者却远为困难得多。中共兰州军区一个主力团在藏北草原迷失方向，电台摔坏，断了联系，失踪45天才被飞机找到，其间只能以野兽野草充饥，却没有找到一个“叛匪” 。没有及时截断通往国外的道路，还使得相当一部分反抗者携带武器逃过边境，以印度、尼泊尔等国为基地，不时返回西藏进行作战。反抗战士熟悉地理气候，多为骑兵，善于游击，有群众基础，可以就地筹措给养，这些都是中共军队无法企及的，所以最终彻底平息他们所称的“西藏叛乱”，时间长达几年。面对西藏特殊情况给军事行动带来的不利条件，为了尽快稳定占国土面积四分之一的西藏和藏区，中共除了加紧军事围剿，还必须同时切断西藏老百姓对叛乱的支持，使叛乱者无法得到人力物力的补充，难以藏身。不切断这种支持，“平叛”将是无止境的。中共当时从两个方面着手做这件事，一是发动它所称的“民主改革”──即穷人翻身，通过废除劳役、均田分地、斗争“三大领主”争取西藏底层百姓转移立场，分化他们与西藏上层的传统效忠关系，摧毁庄园经济和寺庙政治等传统社会结构，从而使西藏上层领导的武装反抗失去群众基础；二是实行恐怖政策，对一切与叛乱有关联的人给以严厉镇压，通过剥夺生命（处决）或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