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唯：恭敬的应诺声。阿：怠慢无礼的应答声。相去几何：相差能有多少？意谓相差不多。相去若何：相差又是多少？意谓相差甚远。
“唯”与“阿”，只是语气的不同，它们之间的真正差别能有多少？但若具此而判别为善恶的词义，又相差多少？唯、阿皆是源于心而流露于外者，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如果心正则无慢恶的情绪或语气流露于外，然而若只注重于对外表形式来进行虚饰伪文，而不从正心诚意上下功夫，也可谓是舍本取末。
【漫谈】老子在这里实际上还提出了一个是否应该给事物轻易定性的问题。事物都有其自身的生长变化之道，并在客观自然的影响下，不断自我校正其规迹。但是若以形名执之，反而会扭曲了事物的本性自然。唯与阿，只是一种态度谨慢的差别，如果具此而分别判属为善、恶，那就蜕变成截然相反的两种性质的问题。事物一经定性，“绝对化”观念的成见也相对形成，对某些概念词语唤起的形名意识，将会替代了个人天性良心的思考，而以此导致的灭绝人性的残暴行为，却误认为是在行施正义。
这种道理，也如同佛家的教悔，“不可执着”。也是是说，如果我们执着于自己所认定的“是非”、“善恶”，那么，这便是一种执着；而且，如果我们执着于我们已知的一切，对我们所不知或所知不同的东西，采取不自觉的排斥态度，也是一种执着。
【漫谈】在独裁主义盛行的年代，往往给事物打上“当然对”和“可恶罪”的绝对标纪。特别是在属于思想和政治界面上的所谓“主义”、“路线”，以及什么派、党、团等名目上，都被分成了无容置疑的上帝和邪恶两种。只要是被划定为“可恶罪”，便就一无所是；只要是钦定为“当然对”，便就一无所非。这种一味强调“这不容置疑是正确的”的论点造成了人们总有一种动辄就要敌我分明的倾向，而且两者“不共戴天”，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然而，当权力斗争的结局发生颠倒时，这种标纪又全然被颠倒了过来，原先的“可恶罪”就又成了纯粹的“当然对”，原先的“当然对”就又成了纯粹的“可恶罪”。
事情的可悲之处，也就在这里。因为实践证明，大多“可恶罪”或“当然对”，其中都曾或多或少的含有某种合理的成分，只是因权势者主观地把自己认可的道理无限地引伸向极端，而且不允许反证，以致于达到了荒谬绝纶的地步。然而，当权力颠倒后，新权势却又把原权势认可的理论中既便是合理的成分也当做了废物丢弃，甚至于反而被当做错误再来进行批判，从而走向了另一极端。
这种现象，就象李敖在大陆文化之旅时所说：我喊毛主席万岁，是因为他亲手发动了文革。但是，我不想，也不会为文革唱赞歌，因为我不想为悲剧唱赞歌。毛主席发现了问题，但他作为人而不是神从而没能解决问题，但也只有那样深遂的思想才会发现如何在革命成功之后保持和巩固平民政权的本色──几千年来革命都逃不脱改朝换代的宿命──一个统治者对人民进行压迫代替了另一个统治者对人民进行压迫而已。也只有这样的英雄才敢于向这个千年顽症发起了勇敢的冲锋──悲剧式的冲锋。否定文革，是要否定那种悲剧式的冲锋方式，不是也不应该是来否定问题──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原因或者说是部分的原因，现在这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更严重了。希望今天以我们的智慧，能在文革的悲剧中汲取教训，至少部分地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借否定文革来否定或回避问题。
所以，只有在文明的社会、在文明的时代，才能抛弃那种仅凭权势就可任意划分“当然对”和“可恶罪”的一概而论的扣帽子作法。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在实事中求是，用实践来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才能客观地还事实以本来面目。
【漫谈】歷史上，絕大多數種族滅絕的殘酷悲劇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加害者不把受害者當人看待，認為他們不算是人。希特勒殺猶太人、日本人殺中國人、教會殺異教徒…等等…不把他人當人看。这种情况是怎样造成的呢？ 根本原因就是独裁者给事物打上了“当然对”和“可恶罪”的绝对标纪。
【漫谈】托克维尔说：“一个国家一旦有了自己孤僻的观点、信仰、法律和习惯，它便会以整个人类自居，只关心本国人民的疾苦，对于别的国家一概无动于衷。如果两个持有这种态度的国家交战，战况一定十分残酷。反之，随着各国人民的日益接近，彼此逐渐相似，他们便将更加互相同情对方的不幸，国际公法也将愈加宽容。”
【漫谈】毛泽东在评价五四运动时说：“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所以，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才是科学的方法。这也是魏征所谓：“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之意。华盛顿也说过类似的一句值得钦佩的至理名言： “一个国家若总是惯于怀恨或喜欢另一个国家，它便形同一个奴隶，即成为自己的爱和憎的奴隶。”
【漫谈】香港作家金庸说：我相信在人间社会中，善与恶是复杂交错在一起的，在这个社会中没有百分之百的善人，也没有一无是处的坏人。恶人中也有善的一面，善人中也有坏的方面，不过占的比例较少而已。正邪、好恶难以判断，有时更是不能明显区分。善恶是不能楚河汉界一目了然的。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注释】荒：荒野，荒远，荒茫。央；中央，中心。
一个人对于社会上流行的各种观念、行为，不能不有所顾忌。但众人所畏惧与阿附的这种社会成见与习俗，却往往只是草率地注重和认同了事物的表象、形名，而不是进行冷静、深入的究察而触及事物的实质啊！
范应元说：“慢与恶，逆乎于命，皆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君子所以慎其独也。尝观人之不畏者，乃其平日伪学之荒，不明真道，故外为恭善之虚文，内为慢恶之实事也。谓众人之荒于外学，其未知真道之中正哉！此兴叹也。”
【漫谈】1925年，《胡适致陈独秀》的一封公开信中说：“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漫谈】传播学家诺利纽曼创立了“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公众在接受一个公众议题时，一般会判断：自己的意见是否与大多数人站在一边（学者称之为人的“准统计学感觉官能”）？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站在少数派一边，他们则倾向于保持沉默；如果他们觉得与舆论主导相去渐远，就越会保持沉默。这种使优势意见越来越占优，少数派越来越沉默的现象就被称为“沉默的螺旋”。沉默的螺旋”旋向沉默，但是由于物极必反的原因，后来还是要旋回来，慢慢的，少数派会向多数派转化，劣势意见会变成优势意见，从而转向新一轮的螺旋。
沉默的螺旋理论说明，媒介在影响公众意见方面，却有强大的效果。报纸、杂志、电视的宣传，在大众中会产生“共鸣效应”，这种共鸣是排他性的，从而使“优势意见”越来越成为压倒性意见。人类的近亲猴子，也有这种群体的推波助滥现象。当猴王被新猴王打败后，猴群中大多数也就参加了墙倒众人推的行列。
【漫谈】无论是一种观念还是一个个人形象，一旦使民众有了深刻印象，且不论这种印象是否是其控制舆论用“假话说千遍就是真理”的权威灌输法使民众得到的，也不论其是否是用广告那重复断言的繁复骚扰法使民众得到的，甚至也不论其是否是用那些有意无意当“托”的榜样蒙骗法来使民众得到的，其被深刻印象的现实都会给它带来“名望”。而这种“名望”所涉及到的感情，无论是赞赏或是畏惧，同样都会产了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这种流行的、无有对立面的意见、感情和信念，在群众中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社会中每个人，从高贵者到低贱者，只要一脱离孤独状态，立刻便会受到这种绝对化形名意识的感染。大多数人，对于这种流行概念从来没产生过怀疑，更莫说进行深入地分析和思考，最后甚至于连始作俑者都似乎被自己的妄言创意所陶醉。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本身就是自己的基因所创造的机器。只要看一看言论的重复对最开明的头脑所发挥的力量，就可以理解它对群体的影响了。这种力量是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从长远看，很多人不断重复的说法会进入人们无意识的大脑深层区域生根，而人们的行为动机也正是在这里形成的。此区域会麻痹人们的批判能力，使人们固化成见了这“名”，而忽视了这“名”所名的“实”，忘记了谁是那个不断被重复的形名的作者、忘记了这种说法的道理原因；并最终使人们对这“名”深信不移，基因编制的程序会促使人们下意识的把它当做了已得到证实的真理被接受了下来。除非人们又能听到、或又多次听到另一观点的说法，才可能对自己大脑内所形成的也许是错误或悖理的这种记忆联想成见有所动摇。孔子也早就对这种现象深有察觉，故而告诫人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