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上面说的首相总裁制，其监督控制设施若不能进行有效的运作，统治者的腐败和被统治者的无权，早晚也会使人民感到厌倦，那时，社会不是创造出一种更切实可行的制度，便是又匍伏于另一个独夫脚下。
【漫谈】有篇文章中说：全国的精华为什么常见于参议院而少见于众议院？那就是：众议院是由人民直接选举，而参议院则经两级选举产生。每个州的全体公民选出选举团，由这些选举团选举参议员。人民的意志通过这个选举团来表达。所以选举团选出的参议员也能经常切实地代表人民的多数。但是，他们只代表国内的高尚思想和引导国家前进的理智精神，而不代表幼稚和不现实的一厢情愿，不代表往往招致国家动乱的局部激情和使国家名誉扫地的邪念。故而能坚定、冷静、明智而全面地考虑问题，不为轻率的激情所驱使，不致陷入潮流的迷途而掉进徒具民主形式的陷阱。
所以，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直接选举领导人可能是不明智的。实难相信群众不会被舆论和风潮所左右；实难想象平时总是处于服从状态而没有治理知识的人，能够选好将要治理他们的人；也无法认为各自忙于谋生的人们有一天会选出一个精干英明的政府。但是，让人民通过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选出他们所熟知、信任、尊敬、有学识的人当决策代表，再由代表在最短时间内（为防暗箱操作）选出他们认为的德才兼备的元首，并让元首及其班子接受民选的不受元首控制的独立立法机构和独立参议院的日常有效监督，这种程序似乎是可行的。
因为没有当然的代表、没有任何阶层可以派出能为本身利益辩护的代表，所以议员们在修定法律考虑问题时，都能把大多数选民的意愿置于党派阶层利益之上，故而能总是从为全国和全国人民着想的角度发言。这等于是相对统一了观点，消除了从部分利益出发的纷争。
人民选出代表去参与国政，是因为他们对这位代表的长处有相对清楚的认识。议员是国家的立法者，相信他会衷心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以，每个代表都能积极讨论和提出议案，因为只有他在议会中显示出自己的能力，才可能谋得一好工作，才可能得到选民的继续支持。因此，议员是一有机会就发言；在限制他的发言时间时，也要力争在简短的发言中就一切国家大事提出质询，并在陈述当中加上人民所抱怨的一些不平；在他不能长篇大论的时候，就抓紧时间将所有的问题言简意赅地讲出来，提出他与其选民对问题的卓越而完整的见解。
【漫谈】古希腊哲学三杰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然而，希腊哲学的这三位公认圣人其实都是希腊民主制的批判者。这是耐人寻味的。亚氏有一句名言：“多头是有害的，让一个人去统治吧！”柏拉图也认为“民主”必然会导致“暴民政治”，它正如同另一个极端寡头专制，所以同样应当被摒弃。
这是为什么？其实那些所谓的民主，其实质正是象我们的文革时期一样，只是徒有民主的形式。而真正的民主，应是在和谐和公正的大环境下，人民能各作自主。而和谐公正的大环境，却是太上“润物细无声”的捷作。故而，“太上，只知有之。”
其次，亲而誉之；
【注释】其次：比这次一等的。
比这次一等的，不能以无为治事，无言为教，而以仁义治之，因此人民爱戴而且赞誉他。范应元说：“其次之君，渐不及古，仁义既彰，民虽亲爱而称美之，然朴自此散，不知相忘于道德也。”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注释】再次一等的，人民畏惧他；更次一等的，人民轻侮他。诚信不足，才使得人民不信任。王弼说：“其次，不复能以恩仁令物，而赖威权，故曰畏之。再其次，不能法以正齐民，而以智治国，下知避之，其令不从，故曰侮之也。御体失性，则疾病生；辅物失真，则疵衅作。信不足焉，则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 范应元说：“大朴既散，人伪日生。又其次之君，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虽畏之而亦侮之也。苏曰：'以政齐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则侮之矣。'故上之诚信不足，则下亦有不诚信者矣。”
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注释】悠兮：悠闲的样子。贵言：不轻易发号施令。
圣人则天行化，营造了质朴的社会大环境，任由百姓自作自息而不妄加干涉，百姓被其泽而不觉，以致有了成就，百姓认为这是由于自身的行为的“自然”之功。所以论衡引击壤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
【漫谈】现代人经常受到两种感情的困扰：一方面希望保持自己的自由，一方面需要限制他人的自由。但任何自由都有其限度。最通常的限制是：任何人行使其自由的权利时，不能妨碍旁人的自由。为此人们想出一种具有监护性质的、无所不能的、但要由公民选举的单一权力机构。这种作法，就是等于把中央集权和人民主权结合了起来。
在这种制度下，人人地位平等，人们憎恶并反对特权。因为平等，使得规则便于划一，划一可使政府不必为制定无数的细则而操劳，更便于中央权力的行使。而且，在这种观念下，政府和公民便形成了感情上的一致。因为国家的元首是经选举产生，并接受民选的独立立法机构监督，所以在个人受到限制时，敌对情绪就减轻了，因为元首执行的是人民的集体意志，全体公民都无一例外的在受着同样的限制，自己在表示服从时也就等于是服从了自己。
每人都是在为个人的生活奔波，都在为追逐自己心目中的事业而奋斗。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他人的事也与自己无关。人人都没有援助他人的义务，人人也没有要求他人支援的权利。在他们看来，亲友就是整个人类。如果说他们还有一个家庭，那末除此以外他们再没有任何别的归属了。在这群人之上，耸立着一个权威的监护性当局，负责保证他们有这种本份的自由奋斗权。这个当局的权威是绝对的，认真的，有预见的，而且是和善的。它可以使社会安宁，可以使公民安全，可以让公民不为自己谋生之外的他事操劳。
统治者就是把这样的规则之网覆盖了社会，以致使蛮横霸道的人也不能冲破这张网成为例外。这网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他软化、驯服和锻炼人的意志；他不强迫人行动，但会妨碍违犯其规则人的行动；它什么也不破坏，而只是阻止他人对这秩序的破坏；他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有人对他人施暴。在你违背它时，它似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但在你遵循它时，它又象是根本无有的样子。
这样，就使得公民很少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把意志活动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每个人都在忍受着限制自己的栅栏。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自由只有在不妨碍他人的自由时才是合理的，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在自己栅栏范围内的自由，才可以使自己免遭无政府状态的侵害。平等使人养成了接受这一切的习惯。他们认为监护人是自己选的，并且可根据其表现能随时撤换，所以人人安于被监护。而且栅栏大小的设置权力也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阶层，而是人民大众。
所以，自由，并不像这个名称本来的含义可能显示的那样，是指摆脱了一切限制，而是指使一切公正的限制最有效地适用于自由社会的全体成员，不管他们是权贵还是平民。
【漫谈】老子崇尚的无为政治哲学，对于消解滋事扰民的治政弊端，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邓小平说：“生产关系究竟依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应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那个地方比较容易快的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还说道；“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所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的关系并非是互不相容、势不两立的。市场本身并不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自古以来它就是惟一能够客观的、在某种程度上排除官僚体制干扰的、衡量每个生产者劳动贡献的机制。撇开市场经济，是无法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的。社会主义和市场不仅相容，而且实质上是不可分开的。
【漫谈】老子的“自然”包括人性自然和社会自然，前者是指人依其本性健康发展，后者是指社会组织应适合于人性的健康发展。要做到这一点，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就必须认识、顺应和促进人性自然和社会的自组织过程，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参天地之化育。这种态度是对普通常见的那种用自己的主观意志来干涉、控制社会进程做法的否定，
然而，十分遗憾的是，精于权术的人却往往难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