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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强大不在于它的航天和军事（这些前苏联都有）；美国的强大在于她的民主和自由！美国的伟大不在于他完美无缺；而在于他惊人的发现错误和自我纠错的制度。这就是美国强大的原因；中国只会给当官的下半旗；因为国家不是人民的；是当官的。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
另一网民因上面之论还幽了一默：
老美真是不懂礼仪，居然给一个无官无职、调皮捣蛋的草民老太太降旗，也不怕坏了官场规矩、丢了公仆们的身价！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就此。
【注释】自知不自见：不自以为是，不自我显示。自爱不自贵：自我尊重，但不自我尊贵。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故圣人不以一己之意治天下，而以天下人之意治天下，不得自专快意而主观施为妄作。
【意译】
当人民不畏惧统治者的威压时，那革命的权威就要到了。
不要逼窘人民的处境，不要压迫人民的生计。
只有不压迫人民，才不会遭到人民的厌弃。
因此，圣人自求明达，却不自以为是；洁身自爱，却不自以为尊贵。所以舍弃后者，而采取前者。
原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而杀之，孰敢？
常有司杀者杀。
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斩。夫代大匠斩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注释】民之争利犯法而不畏死，是由于在上之人有为多欲而然。上以利欲先民，民亦争厚其生，故轻死而求利不厌。《吕氏春秋．恃君览》云：“生不足以使之，则利何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则害何足以禁之矣？”苏辙说：“政烦刑重，民无所措手足，则常不畏死。虽以死惧之，无益也。”
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而杀之，孰敢？
【注释】使民常畏死：并非是用暴政威吓人民，而是精官简政、轻敛薄赋，使人民生活幸福，以致于人民乐生怕死。为奇：指为邪作恶。
苏辙说：（圣人）其治天下也，非为之也，因万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所以，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高明说：“民不畏死，指刑罚酷苛民不聊生，则死而不畏，故云奈何以死惧之？民畏死，指教之以道，使民守法，如有诡异乱群者，依法执而杀之，故谓孰敢？”孟子曰：“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漫谈】唐太宗治国有道，从谏如流，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
【漫谈】法治是一项社会服务。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所以，安民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峻法严刑可令恶人心惊胆丧。否则，犯罪以及以犯罪相威胁所带来的恐惧会造成社会文明的溃败。每当受惩罚的风险下降时，犯罪率就会上升，并且会抬高横行霸道暴徒们的身价，从而使他们更能横行乡里。当遵守法纪的人看到罪犯未受到法律制裁时，他们会感到意志消沉。这样，公民就会对执法当局失去信心，就会脱离国家机构自己去想办法，去依靠自发组织的不同程度的警戒行动保护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和邻居。一旦这种离心倾向超过了某一极限，那将难以逆转。歌德曾说：“社会如果不能惩罚罪恶，自卫马上就会出现，叩响血的复仇之门。”
【漫谈】邓小平说：“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屡教屡犯的多得很，劳改几年放出来以后继续犯罪，而且更熟练、更会对付公安机关了。对这样的累犯为什么不依法杀一些？还有贩卖妇女、儿童，搞反动会道门活动，屡教不改的，为什么不依法从重判处？当然，杀人要慎重，但总得要杀一些，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受刑事惩处，不涉及死刑问题。但是对于严重的经济犯、刑事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
【漫谈】有些人指责老子的哲学体系是矛盾的，其实他们只是根据字面意思去解读老子，他们把老子说成神秘莫测或消极愚昧，说成是保守、无所作为，是拱手不事事。既然“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而杀之”，显然对万物并非只是听之任之，老子所谓的无为，是指不主观妄为。
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注释】司杀者：负责司刑者，也指自然规律中的善恶报应。大匠：按律应处理并能妥善处理其事者。斫：用斧头砍木头，此是指斩杀。代大匠斫：指犯法以律当死者，应由有司治之，代而治之，是谓代大匠斩。希：少。
圣人治天下，以刑罚所以佐德助治，乃为顺天之度。悬爵赏者，示有所劝；设刑罚者，明有所惧。制断刑罚，则各当其名，以致罪人不怨，善人不惊。但如果是政由已出，专权擅威，生杀予夺，高下在心，或者官场上盛行人际关系网，各级官吏朋比为奸、弄权枉法、纵曲枉直、残民害理，把法律当做可以任意揉捏的面团，则将非但不能治，反而会祸殃自身。
【漫谈】司法权不应和行政权相混淆；应将它们区别开来，各就其位。法庭只能是执行而不是制定法律，政府只能是行政而不应干预法庭，而只有人民代表和议员大会才有权制定法律。然而现实中，法庭有时会超越司法权限干政，而政府却又有时进入法庭的当然领域：其实权力的混乱，在这两个方面同样危险；因为法庭干预政府只对案件有害，政府行政干预法庭则使人们堕落。
【漫谈】呂氏春秋上有一個故事說，管仲得了重病，齊桓公去問候他，提及將把國家托付給誰的問睿R桓公提到鮑叔牙能否當宰相，管仲說這個人太剛正，容易和別人過意不去。桓公又問另一個名為隰朋的人，管仲說，隰朋這個人追慕勝過自己的賢人，對不如自己的人則勉勵，並表示同情，以自己不如黃帝而羞愧﹔他對於國政，細枝末節不去過問，對事不了解份外的，對人不刻意苛察。因為一個宰相，大官，不能僅僅苛察小事，不要耍小聰明。所以說，大工匠只注意總體，而不親自摚Ц彛笥率恐恢笓＇戰鬥而不親自臨陣鬥毆。其實，這話說白了，政治領導人重要的是做政治體制這样影響深遠的大事情，而不能光盯著眼前，作秀，嘩眾取寵，頭疼醫頭，腳疼醫腳……
【漫谈】李锐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发言道：
（这个学术讨论会于2003年12月中旬在美国波士顿举行；主题是重新评价毛泽东在人类发展史中的作用。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的李锐先生受到邀请但没有前去参加，写了这个发言稿。）
对毛泽东的评价，在他生前当然是无比崇高。一曲《东方红》唱遍全国城乡。林彪更给他上了“四个伟大”的尊号。“文革”十年中对他的崇拜已如宗教圣主。可是，他辞世刚四年，即经全党四千高层干部讨论后，通过了党的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尽管《决议》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总是以党的决议形式，正式提出他犯有严重错误这一问题了。要知道，毛去世前有过“我生平做了两件大事”的遗言，就是担心有人翻“文革”之案。
我曾说过，这个《决议》是研究毛晚年错误的开始。近二十年来，国内外有关毛泽东研究已获得丰硕成果。比较地说，因未受到监控，境外的出版物成果大，即数量少而质量高。如美国的施拉姆、史华兹、麦克法夸尔、索尔兹伯里诸位学者的著作；以及中国的高华、单少杰、王若水（还有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中有关毛的论述）等人近作。境外有将希特勒、斯大林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称为二十世纪三大独裁者，还有干脆名为“混世魔王”的。我认为历史学者应当做的并不是道德的谴责，而是弄清历史事实的真像，进而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关于毛一生功罪，陈云说过三句话：建国有功，治国有过，“文革”有罪。这当然是很笼统的说法。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据老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说法，毛做前一件大事，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做后一件事，三分成绩，七分错误。我可以补充一句中国古人忌讳之言：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即以暴力夺得革命的胜利，仍以暴力（阶级斗争）执掌政权是决不可行的。暴力即有死人的问题。毛是决不怕死人的，死多少也无所谓。内战时期的肃反，从打ＡＢ团起，自己杀自己人死了十万。不总结教训，延安继续搞抢救运动，总算提出“一个不杀”的方针。不怕打核大战，说中国死了几亿，还有几亿。“大跃进”饿死上千万人。历次政治运动伤害了几千万人，被迫致死几百万人。叶剑英说过，“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万人，整了一亿人。这些数字难道不可怕吗？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弄清楚了吗？
毛青年时代就信奉斗争哲学，留下名言：与天斗、与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