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没答腔。等他弄清了蚂蚁的种类、习性、生活方式、蚁窝的位置以及蚂蚁最秘密的意图，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蚂蚁爬到孩子们的床上，吃掉储备过冬的食物，开始袭击马和牛。这时候，布劳恩先生说，先得喷洒一种他首创的药剂，让公蚁失去交配能力，停止繁殖。然后，再喷洒另一种也是他首创的毒药，让雌蚁得一种要命的病。他保证说，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需要多长时间？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问道。他开始是不耐烦，瑚… 在已经发火了。
“一个月。”布劳恩说。
“到那时候连人都被吃光了，先生。”佩德罗·加西亚第二说。“要是您允许，老爷，我去把爸爸叫来。三个星期前他跟我说，他有法儿治… 蚁灾。我想，那是老年间的事儿啦，不过不妨试一试。”
人们把老佩德罗．加西亚叫来。老头儿拖着两条腿来了。他变得黑不溜秋，身体萎缩了，牙齿掉光了。埃斯特万看到时间过得这么快，不禁吓了一跳。老头儿手拿草帽，一边听一边眼睛瞅着地，用光秃秃的牙床咀嚼着空气。然后，他要一条白手帕，菲鲁拉从埃斯特万的柜子里给他找了一条。老人走出屋子，穿过院子，直奔菜园。家里人全都尾随在后，那个小个子外国人也跟在后边，脸上挂着轻蔑的微笑。“这帮野蛮人，唉，上帝啊！ ”老人吃力地蹲下去，开始聚拢蚂蚁。收起一把后，把蚂蚁放在手帕里，扎起四角，把小包儿放进草帽。
“蚂蚁啊，我给你们指指路，让你们离开这儿，把别的蚂蚁也带走。”他说。
老人翻身上马，一边走一边嘴里嘟囔着智者的格言和法师的套话，对蚂蚁连哄带劝。大家看着他朝庄园的边界走远了。那个美国人往地上一坐，疯子似纵声大笑。佩德罗．加西亚第二推了推他，说：
“去笑你奶奶吧，先生，没看见老人是我爸爸吗？ ”他警告对方说。
下午，佩德罗．力口西亚回到庄园。他慢慢腾腾地下了马，告诉主人说，他把蚂蚁放在了公路上。说完就往家走。老人累坏了。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厨房里没有蚂蚁了，储藏室里也没有了。到谷仓、牲口棚、鸡窝找了找，又到大田去找，一直找到河边，检查了所有的地方，一只蚂蚁也没看见，连影子也不见了。农业技术专家快急疯了。
“你得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他喊道。
“跟蚂蚁说说话就是了，先生。告诉它们走吧，别在这儿打搅别人，它们听得懂。”老佩德罗·加西亚说。
只有克拉腊认为这种做法是理所当然的。菲鲁拉抓住这件事一个劲儿说：这儿是坟墓，不是人待的地方，天条也好，科学进步也好，都不起作用。早晚有一天，人会骑着扫帚飞上天。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不许她说下去。他不愿再往妻子的脑袋里灌进新的想法。那几天，克拉腊又开始干些疯疯癫癫的事：同鬼神对话，在生活记事本上写东西，一写就是几个小时。对学校、缝纫室、妇女聚会失去兴趣之后，又说什么都好，大家知道她又怀孕了。
“都怪你！ ”菲鲁拉对弟弟喊道。
“我正盼着呐。”他回答道。
过了不久，克拉腊显然不能在农村度过妊娠期，在镇上生孩子。
于是，大家准备回首都。菲鲁拉心里略感安慰。但是她把克拉腊怀孕看成是她个人的耻辱。菲鲁拉带着大部分行李和全体用人提前出发，先回去收拾好街角大宅院，准备迎接克拉腊回来。几天后，埃斯特万陪妻子、女儿回城，又把三星庄园托付给佩德罗·加西亚第二。他已经是管家了，但并没有多得到什么特权，只是增加了工作。
从三星庄园到首都，一路上把克拉腊折腾得精疲力竭。我看她脸色越来越苍白，气喘吁吁，眼圈儿发黑。先乘马车，后乘火车，深受颠簸之苦。一路上尘土飞扬，再加上她本来就爱头晕，眼瞅着她越来越没力气，可我又无法帮忙。她不舒服的时候，讨厌别人跟她说话。到站下车了，她两腿发软，我只好搀扶着她。
“我觉得我要飞起来了。”她说。
“可别在这儿！ ”一想到她会从站台上的旅客头顶上飞上天去，我惊恐地喊起来。
其实，她倒不是说真要“腾空而起”，而是想超脱现状，摆脱不舒服、怀孕的负担和深入骨髓的极度劳累。她又进入了一个长久沉默的时期。我想大约持续了几个月吧，像哑巴时期那样，靠小黑板帮忙。这次我没有惊慌，我估计她一定会像布兰卡出生以后那样恢复正常。另外，我也知道了，沉默是妻子的不可侵犯的最后藏身之地，而不是像库埃瓦斯大夫说的是什么精神病。菲鲁拉像以前对待母亲那样一心一意地照料克拉腊，把她当成残疾人，从不把她一个人丢在一边。这样，她放松了对布兰卡的照料，这孩子整天哭闹，一门心思要回三星庄园去。克拉腊像沉默的肥胖的影子似的在家里踱来踱去，对周围的东西表现出佛教徒般的冷漠态度。对我连看都不看一眼。从我身边走过时仿佛我只是一件家具。我对她说什么，她总是愣愣怔怔的，像是没有听见我的话，或者根本不认识我。我们没再在一起睡觉。住在城里闲暇无事，家里的气氛又很不正常，弄得我神经极度紧张。我想找些事做，但还是不行，情绪一直不好。每天我都去检查生意的进展情况。当时，我开始在商业交易所搞投机买卖，花上几个小时研究国际证券的价格升降。我还投资、组织股份公司、搞进口贸易。好些时间是在俱乐部度过的。此外，对政治也开始发生兴趣。我甚至还参加一家体育馆组织的活动。一位身材高大的教练员一定要我锻炼几处肌肉，他认准我有条件练好。还有人建议我去做按摩，但我从来不喜欢这种玩意儿，我讨厌那些雇来的人用手碰我。这些事加到一块儿，仍然填不满时间。我觉得很不舒服，心情烦闷，想回乡下去，又不敢丢下家不管，在这些歇斯底里的女人当中显然需要一个有理智的男人。再说，克拉腊胖得太厉害了，她的肚子大得异乎寻常，干瘦的骨架快支撑不住了。她不好意思当着人脱光衣服，可她是我的妻子，我不许她在我面前还羞羞答答的。只要菲鲁拉没抢在前头，我就帮她冼澡、换衣服。她又瘦又小，肚子却大得吓人。临产前更加危险，我真为她感到无比的难过。想到她临盆的时候可能死去，我多少次彻夜难眠。我去找库埃瓦斯大夫，私下研究帮她生产的最佳方案。我们商定：如果情况不妙，最好再给她做一次剖腹产。只是我不赞成把她送到诊所去，而大夫不同意像第一次那样在家里的餐厅做手术。他说条件太不方便。可那时的诊所是感染中心，死在那儿的人比活着出来的人还要多。
一天，离临产时间不远了，克拉腊没打招呼就从婆罗门教的藏身所走出来，又开口说话了。她想要杯可可，求我带她出去散步。我心中为之一喜。全家人高兴极了，我们打开香槟酒，我要人在所有花瓶里都放上鲜花，派人买来她喜爱的山茶花。在她卧室的墙上铺满山茶花。直到她觉得恶心，才不得不赶快把山茶花拿走。我跑到犹太首饰商居住的那条街上，给她买来一只钻石别针。克拉腊表示深切感谢，说了声“真漂亮”，可我从未见她戴过。我想她大概又把别针随便放在什么地方，随后就忘记了。我们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我给她买下的所有首饰，她几乎都是这样随手一丢了事。我把库埃瓦斯大夫叫来，他假装来喝茶，实际上是要给克拉腊做检查。他把克拉腊带到卧室，然后对我和菲鲁拉说，看来她精神上的毛病已经痊愈了，只是胎儿太大，该准备准备怎么对付难产。这当儿，克拉腊走进客厅，大概听到了最后这句话。
“你们甭担心，一切都会好的。”她说。
“我希望这次是个男孩，叫我的名字。”我开玩笑说。
“不是一个，是两个。”克拉腊回答说。“这对双胞胎叫海梅和尼古拉斯。”她又补充了一句。
这太过分了，我想。几个月来强压下来的火气一下子都发作出来了。我勃然大怒，说这些都是外国商人的名字，我家、你家都没有人叫这种名字。至少其中一个应该和我、我父亲一样叫“埃斯特万”。克拉腊解释说，名字重了，会在生活记事本上造成混乱。看来她决心已下，没有商量的余地了。为了吓唬吓唬她，我一巴掌打碎了一个瓷瓶（ 我估摸着，那是我老爷爷兴旺年代的最后一件遗物） 。但是，她仍然无动于衷。库埃瓦斯大夫躲在茶杯后边一个劲地笑。这下子我更恼火了。我把门用力一摔，走出房门，到俱乐部去了。
那天晚上我喝得醉醺醺的。一方面出于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报复，我来到一家以一位历史人物命名的，全城名气最大的妓院。我想说明一点，我不是个嫖客，只是在长期独居的时候才去找姑娘们玩玩。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啦，克拉腊把我惹火了，我气得不得了，浑身的劲没处使，心里七上八下的，那些年“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妓院生意兴隆，不过在国外还没有什么名气。后来，在英国公司的航海图和旅游指南上标出了这家妓院，又拍成电视片，这以后才在国际上声誉大振。我走进一间客厅，里面摆着法国式家具，就是桌子、椅子腿儿弯弯曲曲的那种家具。接待我的是一位本地的老板娘，说起话来一口地道的巴黎腔儿。开头，给我看了看价目表，随后又问我是不是相中了哪位姑娘。我说，我只去过“小红灯”妓馆和北方矿工常去的几家土窑子，随便来一个年轻干净的女人就行了。
“我对您很有好感，先生，”她说，“我把本院挂头牌的姑娘给您领来。”
她一声呼唤，进来一个女人。她身穿一件黑缎子衣服，腰身很紧，几乎包不住她那女性的丰满肉体。头发歪在一侧，盖住一只耳朵，我压根儿不喜欢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