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石灯的白光下，我看见了俏姑娘罗莎，她身边撒着新婚用的橙花，满头碧绿的秀发。真美啊！ 就像很多年前我看见她平躺在我岳父母饭厅的桌子上的白棺材里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出神地盯住她，时间没有使她变样儿，我并不奇怪，我在梦中看到的就是这副模样。我俯下身去，隔着盖住她脸庞的玻璃在我毕生喜爱的女人的苍白嘴唇上印了一个吻。这当儿，一阵轻风吹过翠柏，透过一些缝隙狡狯地吹进一直密封着的棺材。霎时间，容颜未改的新娘一下子解体了，化做一堆灰色的轻尘。当我抬起头来，张开眼睛，唇边还留着冷冷的亲吻感觉的时候，俏姑娘罗莎不见了。躺在棺材里的是有几个黑窟窿的骷髅头，颧骨上粘着几条象牙色的皮肤，脑后只有几绺发霉的乱发。
海梅和看门的连忙盖上棺材盖，把罗莎放在一辆小车上，推到在鲑鱼肉色的陵墓中靠克拉腊身边给她留出的地方。我在翠柏大道旁边的一座坟头上坐下来，两眼望着月亮。
“菲鲁拉言之有理，”我在想，“我只剩下孤身一人，我的身体和灵魂都在萎缩，只差像条狗似的死去了。”
特鲁埃瓦参议员和在夺取政权中日益发展起来的政敌展开了斗争。其他保守党领导人身体发胖了，年岁越来越大了，在没完没了的无谓争论中浪费时间，唯有他一人专心致志地工作、研究、从北跑到南，靠个人的力量掀起一场永不停止的运动，根本顾不上年事已高和骨头咔咔作响。在每次议会选举中，他都重新当选为参议员。不过，他的兴趣不在权力、金钱或威望上，满脑子想的是摧毁一点一点渗入人民当中的、他称之为“癌症”的东西。
“哼！ 掀起块石头就能找到个共产党！ ”他说。
他说的话没人相信，就连共产党人也不相信。共产党人挖苦他动不动就暴跳如雷，模样像只戴孝的乌鸦。还说，挥舞手杖早已过时，他的预言晦涩难懂。特鲁埃瓦参议员把统计数字和近期投票的实际结果举到同党的鼻子跟前，大家却担心他越老越糊涂。
“早晚有一天咱们没法儿赶在统计票数以前把票箱偷出来。到那时候，咱们全他妈的得完蛋！ ”特鲁埃瓦说。
“靠群众投票，在哪儿也没取胜过。至少也得闹场革命，咱们国家不会出这种事。”大家反驳他说。
“迟早会出的。”特鲁埃瓦激动地说。
“静一静，伙计。咱们不会允许发生这种事的。”大家安慰他说，
“他们在拉丁美洲找不到一丁点儿机会。他们没考虑到事务的魔幻的一面，您没看见吗？ 这种学说是无神论，讲实际，讲实用。在这儿，成不了事！ ”
就连乌尔塔多上校也没把共产党人看成是什么危险，虽然在他眼里全国到处是敌人。他不止一次告诉特鲁埃瓦参议员，组成共产党的不过是四个无足轻重的人。从统计学上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照莫斯科的指令办事。论那副虔诚劲儿，倒可以干些更有用的事业。
“莫斯科在地球的另一端，埃斯特万。咱们国家发生了什么事，那些人并不了解。”乌尔塔多上校对特鲁埃瓦参议员说，“他们根本不考虑咱们的国情。他们比‘红帽党’还要糊涂，这就是证明。前些日子，他们发布了一项宣言，号召农民、海员和印第安人参加全国第一个苏维埃。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滑稽可笑的。农民知道什么？ 海员天天在大海里，他们感兴趣的是下一个港口的妓院，而不是政治。印第安人！ 总共才有二百来人。照我看，经过上个世纪的大屠杀，剩不下多少人了。想在他们的保留地里建立什么苏维埃，那就请他们试试吧。”上校用揶揄的口吻说。
“话是这么说。除了共产党，还有社会党、激进党和其他小党小派呐！'，特鲁埃瓦回答说。
在特鲁埃瓦参议员眼里，除了他那个党以外，所有政党都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他分不清这个党和那个党在意识形态上有什么不同。一有机会，他就当众表白自己的立场，因此，除了同党以外，大家都把特鲁埃瓦参议员看做是非常古怪的反动的狂人和寡头。保守党只好出来帮他刹车，别老是一说话就走嘴，让大家跟着出丑。特鲁埃瓦参议员是愤怒的斗士，随时准备在座谈会上、记者招待会上、大学里与别人开仗。其他人不敢露面的地方，他却身穿黑衣服，手持银手杖，摆着那部狮鬃，岿然不动。他是漫画家讽刺的对象。讽刺挖苦一多，他倒成了人人熟知的人物。在历次选举中，总为保守党的投票大杀风景。他是个狂热分子，性情激烈，不合时宜，但他是家庭、传统、财产和秩序的价值的最好代表。走在大街上，大家都能认出他，编造各种以他为题的笑话，人们当中流传着一些据说是有关他的逸闻趣事。据说，就在他儿子在议会大厦门前脱得精光那次，他的心脏病发作了，共和国总统把他叫到办公室，要派他到驻瑞士大使馆工作。在那儿，他可以从事和他年龄相称的工作，有助于恢复健康。特鲁埃瓦参议员的回答是用拳头猛砸国家元首的办公桌，把国旗和国父的半身像都震倒了。
“到死我也不离开这儿，阁下！ ”他大声吼叫着，“我一不留神，马克思主义者就会把您坐的椅子抢走！ ”
是他第一个把左派称做“民主的敌人”。不料，过了几年，这句话还真的成了独裁政权的口实。由此也可见特鲁埃瓦参议员的机敏。他几乎把全部时间和大部分财产用于政治斗争。他注意到，尽管不断打开新的生意门路，自从克拉腊去世以后，他的财产似乎仍在日益减少。不过，他并不着慌。据他想，事情的发展应该顺其自然。克拉腊活着的时候，给他带来了好运气，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克拉腊死后，自然不能再帮他发财。再说，他估摸着，凭现有的钱，在有生之年他仍然是个富翁。他觉出自己老了，想一想，三个儿女谁也不配继承他的产业。虽说眼下的农村不如过去那么兴旺了，他还是把三星庄园保存下来，留给外孙女儿。过去，从首都到三星庄园，得坐火车，好似一次远征打猎。如今，新修了公路，通了汽车，六个钟头就能到达。可他总是忙得没空去一趟。他隔三差五地把庄园的管家叫来，听他汇报情况。管家每来一趟，都要气得他连发几天脾气。管家老像打了败仗似的那么悲观。报告的总是一连串倒霉的事情，什么草莓受冻了，母鸡传染上鸡舌疮了，葡萄烂了，等等，等等。乡村本来是特鲁埃瓦参议员的财源，眼下却成了包袱，他还得时不时地从别的生意里抽出钱来贴补这块填不饱的土地。这块土地似乎很愿意回到特鲁埃瓦把它从贫困中挽救出来以前的那个无人照管的时代。
“我得去收拾一下局面。那儿需要主人亲自过问。”他唔唔哝哝地说。
“乡下都乱了套了，东家，”管家对他说过多次，“农民造反了。天天提出新要求，甚至有人说要和东家生活得一样。最好把庄园卖出去。”
特鲁埃瓦根本不愿意听人提起“卖地”二字。“什么都有用完的一天，只有土地能留得住。”他常爱重复这句话。二十五岁那年，妈妈和姐姐用和管家同样的理由强要他卖地，他说的就是这句话。不过，随着步入老年，再加上政治工作负担沉重，他对三星庄园失去了兴趣，正如对其他许多过去他认为是基本的东西失去兴趣一样。对他来说，三星庄园仅仅具有象征意义。
管家说得对，那几年农村全乱套了。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用天鹅绒般甜润的声音就是这样宣传的。无线电广播这一奇迹把他的歌声传到全国的穷乡僻壤。他三十多岁了，还是那副乡巴佬的模样。他喜欢这副派头，其实对生活的认识和事业上的成就早已磨去了他的粗鲁性格，使他的思想更加精细。他凭记忆用爸爸的剃刀蓄起一部山野人的胡须和先知的披散的头发，比其他抗议歌手争先恐后地蓄须留发早了几年。他穿着粗布裤子、手工编的草鞋，冬天披上一条粗毛线的“篷却”。这是他的“军服”。他以这副打扮出现在舞台上，照片印在唱片的封皮上。政治组织使他大失所望，他只用三言两语，用最简单的思想表达出他的哲学。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从母鸡和狐狸的歌谣发展到歌唱生活，歌唱友谊，歌唱爱情，也歌唱革命。他的歌曲尽人皆知，只有像特鲁埃瓦参议员那样顽固不化的人才无视他的存在。老头子不许家里放收音机，不让外孙女儿收听喜剧和小说连播，那些玩意儿净讲母亲失去子女，几年后又破镜重圆一类的故事。同时，也不让他的敌人用叛逆的歌曲闹得他消化不良。在他卧室里有一台现代化收音机，不过他只听新闻。他没想到，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和他儿子海梅是最知己的朋友，更没想到每次布兰卡提着那只滑稽可笑的箱子托辞外出，都是和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见面。他也不知道，有几个阳光灿烂的星期日，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带着阿尔芭去爬山。他们坐在山顶上一起观赏全城的景色，吃面包夹奶酪。他和阿尔芭谈穷人、受压迫者、失踪者以及特鲁埃瓦不愿意让外孙女儿知道的事情。然后，两个人像两只快乐的小狗儿似的顺着山坡滚下来，开心得哈哈大笑。
佩德罗第三眼瞅着阿尔芭长大，总想和她更加亲近。只是他没有真正把她当做亲生女儿。在这一点上，布兰卡坚决不让步。她说，阿尔芭经受了那么多惊吓，可还是个比较正常的孩子，这也算是个奇迹了。确实没有必要再在出身问题上给她制造混乱。最好还是让她相信目前的正式说法。另外，还有个危险，要是她把这件事告诉给外祖父，那就要捅大娄子了。不管怎么说，小姑娘的无拘无束的反叛精神还是很让佩德罗第三喜欢的。
“她即使不是我的女儿，也很像我的女儿。”他自豪地说。
在那些年里，佩德罗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