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们在大街上紧张地巡逻。许多盼着政府倒台的人冲着他们欢呼。几天来的暴力行动使一些士兵胆子大起来了。看见有的男人留长头发或络腮胡须，就把他们拘留起来，认定这是叛逆精神的标志。看见有的妇女身着长裤在街上行走，就要她们站住，用剪刀把裤腿剪掉。他们觉得秩序、道德、体面的生活得靠他们来维持。新当权的人说，士兵的行动和他们毫不相干，从来没人下过命令，要他们剪掉络腮胡须，或者剪裤子。八成是共产党人冒充士兵往武装部队脸上抹黑，让老百姓瞅见当兵的就觉得可恨。他们宣布：留胡子，穿长裤，一律不加禁止。当然啦，男人们上街前最好还是刮刮脸、剪短头发。女人们最好都穿上裙子。
据传，总统已经去世。官方说他是自杀的，可谁也不相信。
我期待着局势稍微正常一些。军事政变后第三天，我乘车从议会来到国防部。我心里很奇怪，为什么他们没来找我，请我参加新政府。人人都知道，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敌人，是我第一个起来反对共产党专制的。我勇敢地当众宣称，只有军人才能使国家不致落在左派的魔掌之中。此外，我和高级军事指挥部保持着各种接触，我为他们和美国人牵线搭桥，我签字、掏钱才买来武器。总之，我卖的力气比谁都大。到了我这个岁数，对政权已经毫无兴趣。不过，像我这样能给他们当当参谋的人，委实不多。这么多年，我位居要津，怎么干对国家有好处，我比谁都清楚。要是没有几个老实又能干、忠心耿耿的参谋，那几个刚刚混上校官的人能干得了什么？ 只会瞎干一气！ 要么就会让那些趁机大捞一把的机灵鬼们给骗了。眼下就是这么回事。当时，谁也没有料到事情会是那个样子。我们只是认为，军队介入是恢复健全的民主制的必不可少的步骤。因此，我把和当局合作看得至关紧要。到了国防部一看，我大吃一惊，大楼变成了垃圾堆。传令兵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扔了一地。四壁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军人们弯着腰到处跑来跑去，仿佛他们真的在战场上行动，或者等着敌人从天而降。我一连等了三个小时，才有一个军官接见我。起初，我以为局面这么乱，他们没认出我，才对我这么冷淡。后来，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接待我的那个军官把靴子伸到写字台上，嘴里嚼着油腻腻的三明治。胡子七长八短，军装上衣没扣扣子。他根本不容我问一问我的儿子海梅的下落，也不容我为士兵们勇敢地救祖国于水火之中向他表示祝贺。一上来就要我交出汽车的钥匙，理由是国会封闭了，因此国会议员的俸禄也中止了。我不由得打个冷战。这么说，事情很明显，他们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压根儿不想再打开国会的大门。他要求我，不，是命令我，第二天上午八点到大教堂去聆听感恩颂，借以表达祖国为战胜共产主义对上帝的谢忱。
“总统自杀了，有这回事吗？ ”我问。
“他走了！ ”军官回答说。
“走了！ 去哪儿啦？ ”
“让血冲走了！ ”他哈哈大笑。
我惶恐不安地扶着司机的胳臂走到大街上。街上既没有出租汽车，又没有公共汽车。我这把年纪，已经走不动路了，我们根本没法回家。幸亏过来一辆军事警察的吉普车，车上的人认出我来了。阿尔芭外孙女儿说过，认出我可太容易啦。我的模样活脱脱地像一只发火的老乌鸦，常穿一身黑衣服，手持银手杖。
“上来吧，参议员。”一名中尉说。
他们扶着我爬上吉普车。军事警察们看样子都很累，一看就知道他们缺觉。他们告诉我，一连三天他们在市内巡逻，全靠着纯咖啡和药片撑着不睡。
“在居民区、工厂区遇到抵抗吗？ ”我问。
“很少。人们都挺平静的。”中尉说，“我盼着局势赶快变得正常，参议员。这是个脏活儿，我们不愿意干。”
“别这么说，小伙子。要是你们不抢先一步，共产党就会发动政变。这会儿，你我，还有五万人早已死了。你知道不知道，他们计划建立独裁专制？ ”
“这些事，大伙儿都这么说。可在我住的那块儿，好多人被捕。左邻右舍都用怀疑的眼光看我们。车上的小伙子们也碰见同样的事。有命令，就得执行啊。祖国第一，是不是？ ”
“说得对。中尉，我对现状也很遗憾。可是，没有别的办法。原来的政权烂透了。要不是你们拿起武器，还不知道国家会怎么样呢？ ”
然而，在内心深处，我也并非这么有把握。我预感到事情的发展不像我们预计的那样，局势正在摆脱我们的控制。只是当时我不愿意道出自己的担心。我的理由是，要想安排好一个国家，三天的时间实在太少了。那个在国防部接待我的粗俗的军官在武装部队里也许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像这个送我回家的认真负责的中尉。我琢磨着，过不了多久，秩序就会恢复。等到开头几天的紧张松弛一下，我一定去找个在军队里有地位的人。很遗憾我没去找乌尔塔多将军，我没去找他是出于尊重他，当然，我承认也是出于自尊。应该是他来找我，而不是我去找他。
直到两个星期后，我才知道儿子海梅已经不在人世了。当时，眼瞧着大家都在点数死者和失踪者，胜利的那股高兴劲儿全过去了。一个星期天，我家里来了一个神秘的士兵。在厨房里，他告诉布兰卡他在国防部亲眼目睹的事实和他知道的用炸药毁尸的情况。
“瓦列大夫救过我妈的命，”当兵的手拿着钢盔，眼睛盯着地面说，“所以我才来告诉你们他是怎么遇害的。”
布兰卡叫我去听听当兵的说的话，可我不肯相信。我说，准是这家伙认错人了。他在锅炉房里看到的肯定不是海梅，而是另外的人。军事暴动那天，海梅没什么事需要到总统府去。我相信，即便海梅受到追捕，他一定早已通过某个关卡逃到国外，要么是躲在某个大使馆里。再说，官方要找的人的名单当中也没有海梅的名字；由此我想，海梅没什么可担惊害怕的。
过了很久，实际上是几个月吧，我才知道那个当兵的说的全是实话。孤独的生活弄得我昏头昏脑。我坐在书房的安乐椅上，两眼直瞪瞪地盯住门槛，盼着海梅归来，心里默默地念叨着他的名字，和我平时思念克拉腊一样。我一次又一次地召唤他，最后总算看到他了。只见他身穿破衣烂衫，衣服上满是干硬的血迹，在打过蜡的镶木地板上拖着蛇一样的带刺的铁丝。我这才知道，的确像当兵的说的那样，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只是从那时起，我才开始使用“暴政”这个字眼儿。可是，阿尔芭，我的外孙女儿，早就看出独裁者的原形了。她觉得，在军人当中，此人确乎非比寻常。她继承了克拉腊的直觉能力，一下子就能把他看透。独裁者是个粗人，外表质朴，说话不多，像个农民。看上去挺谦和。很少有人能想到，有朝一日他会披上衮服，高举双臂，让坐在卡车上向他欢呼的人群静下来。在为“四剑纪念碑”揭幕的时候，他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两撇儿威严的小胡子一个劲儿颤抖。纪念碑的顶部原有一只永不熄灭的火炬，照耀着祖国的前程。但是，外国技术员没有弄好，火炬一直点不着，只有一股像从厨房里冒出来的浓烟在空中飘荡，好似一片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永不消散的乌云。
我开始想，我的行为是不是错了，也许这不是推翻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办法。我越来越感到孤独，没有人需要我，我失去了儿子。克拉腊固执地沉默寡言，心不在焉，像个孤鬼游魂。就连阿尔芭也一天天地和我疏远了。我在家里几乎见不到她。她像阵风似的从我身边走过，身穿扎眼的棉布长裙子，皱皱巴巴的，像罗莎一样留着令人不可思议的碧绿的秀发。在外祖母的暗中帮忙下，干些神秘莫测的事。我敢说，她们俩背着我在干些秘密勾当。外孙女儿整天慌里慌张，就像当初伤寒流行那会儿克拉腊为别人担起痛苦的重负一样。
阿尔芭几乎没有时间为海梅舅舅的被害而哀伤。她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帮助受难者解决急迫问题上去了。只是把痛苦暂存起来，留待以后痛定思痛吧。直到军事政变两个月后，她才又见到米格尔，一度甚至认为他也离开人间了。但是，不是她去找米格尔的。米格尔讲得非常清楚，不让她去找。另外，她还听见官方在必须前去报到的人的名单中多次念到米格尔的名字。这给了她希望。她想：“只要官方找他，他就还活着。”她也担心他们会捉住米格尔。想到这儿，她心急如焚，一再祈求外祖母帮忙，不让这种事发生。她祷告说：“姥姥，我宁肯看见他死了，千万千万别让他被人活捉住。”她很清楚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日日夜夜觉得胸口发紧，两手发颤。每当得知某个被捕者的不幸下场的时候，她都像得了什么流行病一样，从头到脚长满肿块。但是，她没跟任何人谈起，包括外祖父在内，因为人们宁肯眼不见心不烦。
在那个可怕的星期二以后，对阿尔芭来说，世界猛地翻了个个儿。为了能活下去，她只好努力调整各种感觉。大约她已经习惯于不再见到海梅舅舅、米格尔以及其他许多她所爱戴的人。她把事情的变化归罪于外祖父。不过，后来看见老头子缩在安乐椅上，不停地嘟囔着克拉腊和海梅的名字，她又把全部的爱倾注到他身上，跑过去拥抱他，用手指抚摸他的白胡须，安慰他。阿尔芭觉得周围的东西仿佛是玻璃做的，脆弱得就像一声叹息。在那个难忘的星期二，自动步枪和炸弹把她熟悉的东西击毁了一大半，余下的东西也已裂成碎块，血迹斑斑。时间一天一天地、一星期一星期地、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一些她本以为幸免于被破坏的厄运的东西，也渐渐显示出受到了损伤。她注意到亲朋好友都躲着她。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