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厉的枪声，破碎的玻璃，路人的惊叫，还有波特曼少校的把我扑倒时异常真切的体温……我不能否认的是，他保护了我，并且为此负了伤！从这个事实来说，他可以算救了我一命，即使我没有任何感激，也不能忽略他的牺牲。我看到他就那么毫无防备地躺在自己面前时，在一瞬间几乎就有杀掉他的念头；可我没有动手，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实。
三天过去了，报纸上没有任何关于这件事的报道，那么证明少校果然做了淡化处理。但他的伤又怎么样掩饰呢？我不认为他还能像以前一样若无其事地处理公务，露旺索的报告也表明他现在的一举一动很吃力。
“……少校几乎不外出，就呆在家里或着办公室。”他在昨天晚上告诉我，“派去监视的人都发现我们这位朋友好象生病了似的，脸色苍白，总是很疲倦的样子。他取消了不少的视察和审问活动，安排了大量的案头工作，这和前段时间比起来显得很不寻常……”
我询问他是否在少校身边见到了贝尔肯中士，露旺索回答说是的。
“他每天早上从军官公寓里出发，然后来到少校的办公室里做自己的事，有时候代替少校出去，除此之外他一直在他身边。但我觉得他好象完全没看到自己长官有什么不对劲儿，平静地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几乎可以肯定那位酒红色头发的副官有问题－－谁会对自己长官明显的身体不适表现得那么漠然呢？
如果开枪的人真的是他，他一定是要至我于死地。但为什么他不借助盖世太保的手来对付我而要自己干呢？他要是真的怀疑我威胁到他的长官，第一反应应该是用正常的渠道来解决我才对，这样成功的几率也要大得多。
难道是为了保护少校的名誉？
那么波特曼少校应该成为他的同伙才对，他没必要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给他制造危机的人。而且在事后他显然是故意在掩盖什么，仿佛尽量把事态控制在最小的范围里。按照他以往的性格，这可是深入调查的好机会啊！
这件事前前后后都矛盾重重，多想一想都让我脑袋发疼。我按住额角用力揉了揉，此刻一个念头闪电般窜过我的脊椎－－
莫非，中士的行动是私人性质的？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指一下子收紧了：对啊，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一切！
少校没有命令他来杀我，所以他不能通过军方来做这件事，而且也不能让他的长官知道。少校没有预料到部下的这次袭击，因此才会负伤。
我在脑海中努力回忆那头酒红色发丝下端正却毫不起眼的脸，那张脸上并没有任何狂热的东西，但我知道第一次见面时它就没有给我留下愉快的印象。如果他的个人行为可以达到这种程度，就不得不让我产生新的怀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车窗外的梧桐树整齐地向后倒退，我心不在焉地慢慢开着车，满脑子都是问号。
街道上萧条的景象没有什么改变，我看到衣衫单薄的行人抱着纸袋急匆匆地赶路。寒风使人没办法在户外逗留，但回到家里也不见得有多少煤和木柴来升起壁炉。
两个穿军大衣、背步枪的德国士兵叼着烟卷在商店旁边拉扯一个佝偻着身子的老人。我从他胸前黄｜色的六角星认出了他的身份－－犹太人。
他们推搡他，强迫他低下头，把他怀里少得可怜的面包弄到地上。老人脸上的皱纹仿佛更深了，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向这两只畜生行礼，然后捡起面包离开，把些那恶心的笑声留在身后。
我熄了火，看着这一幕在眼前发生，嘴里泛出一股酸味－－
占领军就可以如此！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没有人能阻止他们的狂暴与骄纵，他们在这里充当着主人的角色！他们的眼睛里毫无例外地闪耀着一种优越感，还有不可一世！
唯一例外的大概就是波特曼少校了吧？
他也许永远不会参与这一类的游戏，只看着他的同胞们作威作福，然后露出嘲讽的冷笑转过头去，像观赏一出拙劣的游戏而显得极不耐烦。为什么我会在一年前把他简单地看成一个刽子手呢？难道玛瑞莎的死真的给了我一个错误的信息吗？
我竟然有些不明白自己究竟对那个男人怀着什么样的看法：如果我能够单纯地恨着他该多么好啊……
回到家的时候刚好是中午十二点钟左右，母亲为我做了简单却无比美味的菜汤，我邀请露旺索一起进餐；他已经在客厅里等了我近半个小时。
“真是荣幸啊，伯爵大人，竟然能让我尝到如此鲜美的食物。”我的同志用半开玩笑的口气说到，“我会好好气气弗朗索瓦，他每天都不得不容忍房东太太糟糕透顶的手艺。”
我告诉他或许直接把谢意再次向我母亲表达还比较有意义。
“我当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先生。”
我们说笑着来到琴房，他替我关上门，拿出了口袋里的东西。
“这是您要调查的东西，先生；关于海因里希·贝尔肯中士的资料。”
我接过那一张薄薄的纸，上面是用手写体誊抄的东西：
海因里希·贝尔肯，１９１０年出生于德国柏林，没有父母亲的记录，只说是１９３６年入伍，经历平平，找不到任何可以让他快速晋升的功绩。不过有一点却很奇怪－－他一直都跟波特曼少校处于同一个编队。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巴黎，他们始终在一起。自从罗斯托克·冯·波特曼获得了将官的阶级以后，这个除了头发以外毫无特色的男人便开始担任他的副官这一角。
这些表面的东西毫无意义，找不到任何实质性的线索。
我把纸折叠起来放进内兜里，然后打开琴盖：“谢谢你的报告，露旺索。我想即使再查一遍也不会得到比这更多的信息了，对不对？”
“他可没有少校那样引人注目的背景和身世。”
“那么先到此为止吧。”我决定从另一个方面来找到答案，但是得自己去做，“好了，或许今天我还可以把那段旋律再给你复习一遍，希望后天见到马基游击队的人时你还能拿准调子。”
“大人啊，”他夸张地挤了挤了眼睛，“好歹我也是剧团的后台工作人员，就算光是用听的，也能感染些音乐元素吧。‘天鹅’的调子可是我们辨别身份的唯一证据，怎么会有疏漏呢？”
“别介意，”我安抚到，“我只是让你记得更牢罢了。”
键盘上流出极简单却和其他歌曲没有任何相似的旋律，我听着露旺索轻轻的哼唱，知道他们的练习都非常认真。
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护照完备，到外省的通行证和演出证明也齐全了，人员配合不成问题，况且还有游击队做接应。如果趁着少校受伤的这个间隙把英国人送走或许也不错；他现在没有精力来对付我们，唯一值得注意的，只有那位副官了……
“露旺索，”我停下了手里的动作，“你再调派两个人盯住贝尔肯中士。两天后我会带着我们的客人出发，如果那位中士又有什么特别的举动，你就……杀了他。”
我面前这个男人露出惊讶的神情，但立刻掩盖在一副平平常常的笑容下；
“真难得听到您下这样的命令。不过请放心，既然如此难得，我没有理由不把它做好。”
临时演出小组乘坐的是一辆较为宽大的客车，我和弗朗索瓦则开着我的小轿车走在前面，洛克中尉他们混在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中间，留在我们后边儿。离开巴黎之前我告诉阿尔芒和拉丰这只是一次和平常没有什么区别的演出，让他们好好照料剧团的事务。戴西和露旺索都被我留下来担任警戒，一方面防范纳粹的突然行动，特别是少校和贝尔肯中士，另一方面也得由他们和游击队的人接触，在路上做好接应的准备。
如果想到在这一条通往勒阿弗尔的路上始终有自己人那么我心里多少也要轻松些。
下午车开出来的时候，路上空荡荡的，连来往的军用车辆也很少。在拐进西大街时我忍不住朝少校的公寓望了一眼，那里窗帘紧闭，好象没有人。我的心里隐隐有些异样的感觉，不过立刻一闪而过。
车子经过凡尔塞，在巴黎郊外飞驰，穿过芒特，路过弗农，又来到了戈龙。二十五分钟后，就已经接近了维西·勒阿弗尔和科达苏方向的交叉口了。
我在心底祈求上帝保佑我们顺顺利利地开出巴黎，因为就算德国人效率再高也无法检查出城的每一条路。就在我正想着，已经渐渐暗下来的天幕下便看得见一道关卡。
路中央几盏亮晃晃的红灯忽闪忽闪地放光，一辆德军军车横在哨卡旁，路障边上站着六个德国兵和几个法国警察。
一个士兵冲我们摇摇手，弗朗索瓦把车停了下来。
我把证件都递了上去，他翻了翻，冲身边的同伴抬了抬下巴。那两个军衔很低的新兵登上我们的客车。
我知道后面早有准备，但心跳还是略微漏了一拍。
“辛苦了，下士。”我递给窗外那人一根烟，“您这么冷的天气还在值勤。”
“谢谢，先生。”他笑了笑，“这是常有的，没什么，况且今天还多了几个人陪我们呢！”
“怎么？”我做出一幅费解的表情，“难道出了什么事？”
“哦，好象是党卫队那边转给盖世太保的消息：有英国人要逃走！所以我们加派了人手。”
我身旁的弗朗索瓦明显一僵，看了我一眼。
我干笑了几声：“是吗？那可得小心了……”
后面的士兵很快检查完毕，走下来对那位下士点点头。
“祝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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