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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的神气不过是个蠢笨的德国人，只管狼吞虎咽，唯恐少吃了一口。除了听见同桌的人互相呼唤名字以外，他什么也没听到，只象醉鬼一样固执的私忖着，怎么有这样多的法国人姓着外国姓：又是法兰德的，又是德国的，又是犹太的，又是近东各国的，又是英国的，又是西班牙化的美国姓……
他没发觉大家已经离席，独自坐在那里，想着莱茵河畔的山岗，大树林，耕种的田，水边的草原，和他的老母。有几个还站在饭桌那一头谈着话，大半的人已经走了。终于他也决心站起，对谁都不瞧一眼，径自去拿挂在门口的大衣跟帽子。穿戴完毕，他正想不别而行的时候，忽然从半开的门里瞧见隔壁屋里摆着一件诱惑他的东西：钢琴。他已经有好几星期没碰过一件乐器了，便走进去，象看到亲人似的把键子抚弄了一会，竟自坐下，戴着帽子，披着外套，弹起来了。他完全忘了自己在哪儿，也没注意到有两个人悄悄的溜进来听：一个是西尔伐·高恩，极爱好音乐的，——天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完全不懂，好的坏的，一律喜欢；另外一个是音乐批评家丹沃斐·古耶。他倒比较简单，对音乐既不懂也不爱，可是很得劲的谈着音乐。原来世界上只有一般不知道自己所说的东西的人，思想才最自由；因为这样说也好，那样说也好，他们都无所谓。
丹沃斐·古耶是个胖子，腰背厚实，肌肉发达，黑胡子，一簇很浓的头发卷儿挂在脑门上，脑门铺有些粗大的皱痕，却毫无表情，不大端正的方脸仿佛在木头上极粗糙的雕出来的，短臂，短腿，肥厚的胸部：看上去象个木商或是当挑夫的奥弗涅人。他举动粗俗，出言不逊。他的投身音乐界完全是为了政治关系；而在当时的法国，政治是唯一的进身之阶。他发见跟一个当部长的某同乡有点儿远亲，便投靠在他门下。但部长不会永久是部长的。看到他的那个部长快下台的时候，丹沃斐·古耶赶紧溜了，当然，凡是能捞到的都已经捞饱，特别是国家的勋章，因为他爱荣誉。最近他为了后台老板的劣迹，也为了他自己的劣迹，受到相当猛烈的攻击，使他对政治厌倦了，想找个位置躲躲暴风雨；他要的是能跟别人找麻烦而自己不受麻烦的行业。在这种条件之下，批评这一行是再好没有了。恰好巴黎一家大报纸的音乐批评的职位出了缺。前任是个颇有才具的青年作曲家，因为非要对作品和作家说他的老实话而被辞掉的。古耶从来没弄过音乐，全盘外行：报馆却毫不踌躇的选中了他。人们不愿意再跟行家打交道；对付古耶至少是不用费心的：他决不会那么可笑，把自己的见解看做了不起；他永远会听上面的指挥，要他骂就骂，要他捧就捧。至于他不是一个音乐家，倒是次要的问题。音乐，法国每个人都相当懂的。古耶很快就学会了必不可少的诀窍。方法挺简单：在音乐会里，只要坐在一个高明的音乐家旁边，最好是作曲家，想法逗他说出对于作品的意见。这样的学习几个月，技术就精通了：小鹅不是也会飞吗？当然，这种飞决不能象老鹰一样。古耶大模大样的在报纸上写的那些胡话，简直是天晓得！不管是听人家的话，是看人家的文章，都一味的缠夹，什么都在他蠢笨的头脑里搅成一团糟，同时还要傲慢的教训别人。他把文章写得自命不凡，夹着许多双关语和盛气凌人的学究气；他的性格完全象学校里的舍监。有时他因之受到猛烈的反驳，便哑口无言，装假死。他颇有些小聪明，同时也是鄙俗的伧夫，忽而目中无人，忽而卑鄙无耻，看情形而定。他卑躬屈节的谄媚那班〃亲爱的大师〃，因为他们有地位，或是因为他们享有国家的荣誉（他认为估量一个音乐家的价值，这是最可靠的方法）。其余的人，他都用鄙夷不屑的态度对付；至于那些饿肚子的，他就尽量利用。——他为人的确不傻。
虽然有了权威有了声名，他心里明白自己对于音乐究竟是一无所知，也明白克利斯朵夫的确很高明。他自然不愿意说出来，可是少不得有点儿敬畏。——此刻他听着克利斯朵夫弹琴，努力想了解，专心一意，好象很深刻，没有一点杂念；但在这片云雾似的音符中完全摸不着头脑，只顾装着内家的模样颠头耸脑，看那个没法安静的高恩挤眉弄眼的意义，来决定自己称许的表情。
终于克利斯朵夫的意识慢慢从酒意和音乐中间浮起来，迷迷忽忽的觉得背后有人指手划脚，便转过身来，看见了两位鉴赏家。他们俩立刻扑过来，抓着他的手使劲的摇，——西尔伐尖声的说他弹得出神入化，古耶一本正经的装着学者面孔说他的左手象鲁宾斯坦，右手象帕德列夫斯基，——①（或者是右手象鲁宾斯坦，左手象帕德列夫斯基）。——两人又一致同意的说，这样一个天才决不该被埋没；他们自告奋勇要教人知道他的价值，可是心里都打算尽量利用他来替自己博取荣誉和利益。
①安东·鲁宾斯坦为十九世纪俄国钢琴家兼作曲家，帕德列夫斯基为近代波兰钢琴家兼作曲家，政治家。
第二天，高恩请克利斯朵夫到他家里去，挺殷勤的把自己一无所用的一架很好的钢琴给他使用。克利斯朵夫因为胸中郁积着许多音乐，烦闷之极，便老老实实接受了。
最初几天，一切都很好。克利斯朵夫能有弹琴的机会快活极了；高恩也相当知趣，让他安安静静的自得其乐。他自己也的确领略到一种乐趣。这是一种奇怪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观察到的现象：他既非音乐家，亦非艺术家，而且是个最枯索，最无诗意，没有什么深刻的感情的人，却对于这些自己莫名片妙的音乐感到浓厚的兴趣，觉得其中有股迷人的力量。不幸他没法静默。克利斯朵夫弹琴的时候，他非高声说话不可。他象音乐会里冒充风雅的听众一样，用种种浮夸的辞句来加按语，或是胡说八道的批评一阵。于是克利斯朵夫愤愤的敲着钢琴，说这样他是弹不下去的。高恩勉强教自己不要作声，但那竟不由他作主：一忽儿他又嘻笑，呻吟，吹啸，拍手，哼着，唱着，摹仿各种乐器的音响。等到一曲终了，要不把他荒唐的见解告诉给克利斯朵夫听，他会胀破肚子的。
他那个人是个古怪的混合品：有日耳曼式的多情，有巴黎人的轻薄，也有他喜欢自吹自捧的天性。他一忽儿酸溜溜的下些断语，一忽儿不伦不类来一个比较，一忽儿说出粗野的，淫猥的，不健全的，荒谬绝伦的废话。在赞颂贝多芬的时候，他竟看到作品中有猥亵的成分，有淫荡的肉感。明明是忧郁的思想，他以为有浮华的辞藻。《升C小调四重奏》，对于他是英武而可爱的作品。《第九交响曲》中那章崇高伟大的柔板，使他想起羞人答答的小天使。听到《第五交响曲》最初的三个音符，他就喊：“不能进去！里面有人！〃他非常叹①赏《英雄的一生》里的战争描写，因为他在其中认出有汽车②的呼呼声。他会到处找出些幼稚而不雅的形象来形容乐曲，教人奇怪他怎么会爱好音乐。然而他的确爱好；对于某些段落，他用最荒唐最可笑的方式去领会，同时也真的会流眼泪。但他刚受了瓦格纳的某一幕歌剧的感动，会立刻在钢琴上弹一段奥芬巴赫摹仿奔马的音乐；或是在《欢乐颂》之后马上哼一节咖啡店音乐会中的滥调。那可使克利斯朵夫气得直嚷③了。——但最糟的还不是在高恩这样胡闹的时候，而是当他要说些深刻的微妙的话向克利斯朵夫炫耀的时候，以哈密尔顿而非西尔伐·高恩的面目出现的时候。在那种情形之下，克利斯朵夫便对他怒目而视，用冷酷的挖苦的话伤害哈密尔顿：钢琴夜会往往闹得不欢而散。可是第二天，高恩已经忘了；克利斯朵夫也后悔自己不该那么粗暴而仍旧回来。
①以上各曲均贝多芬作品。《升C小调四重奏为一首痛苦的诗歌。《第九交响曲》的第三章柔板，富于恬淡隐忍，虔敬和气的情调。关于《第五交响曲》（俗称《命运交响曲》）开始第一句，贝多芬曾言：“命运就是这样来敲门的〃。
②《英雄的一生》是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交响诗。
③十九世纪的奥芬巴赫（原籍德国，后入法国籍）以所作喜歌剧红极一时，实则仅为第二三流作家。《欢乐颂》系指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最后一章合唱，歌辞为德国诗人席勒原作。
这些都还没有关系，只要高恩不约朋友来听克利斯朵夫弹琴。但他需要拿他的音乐家向人卖弄，所以邀了三个小犹太人和他自己的情妇，——一个浑身都是脂肪的女人，奇蠢无比，老说些无聊的双关语，谈着她所吃的东西，自以为是音乐家，因为她每天晚上在多艺剧院的歌舞中展览她的大腿。克利斯朵夫第一次发见了这些人物，脸色就变了。第二次，他直截了当告诉高恩，说不再到他家里弹琴。高恩赌咒发愿的说，以后决不再邀请任何人。但他暗中照旧继续，把客人藏在隔壁屋里。自然，克利斯朵夫结果也发觉了，气愤愤的掉头便走，这一次可真的不回来了。
虽然如此，他还是得敷衍高恩，因为他带他上各国侨民的家里，为他介绍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