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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模式化、典型化的情境，其实就是因历史积淀而沿袭下来的地域化的风俗习惯。它具体表现为：行为准则、礼仪风尚、语言方式、宗教信仰，以及衣食住行等生存行为中渗透出的理念。一句话，风俗习惯是一个群落区别于另一个群落的文化精神总和。分析武汉作家小说题材体现出来的风俗习惯，必须从历史入手。
从宏观来看，中国文学始终保持着一种历史的延续性，一方面，是它对中华文化传统和文学精神的传承，它的创作，直接反映了中华文化和中国文学最本质的特征；另一方面，则是它对于区域文化精神的延续，从而体现出一种文学上的地域特征。武汉作为中国最早的都会之一，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加上它通衢四方，水陆两栖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它文化积淀的厚重性和多元性。这种文化的厚重性和多元性，对作家滋生小说题材，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武汉地区的小说创作，从70年代的《李自成》、到80年代的《孔子》、《庄子》以及近期的《张居正》，都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原型，以确凿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框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重新审视了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的特殊历史贡献，如熊召政的《张居正》，主要写张居正作为一代宰相，他在万历年间的革新贡献。以真实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为思维本源的小说创作，在中外文学发展史中是有很高地位的，如我国明清小说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等，都属于这类小说。
而我们要探讨的是另一种小说思维，即将历史作为参照背景，通过艺术虚构塑造人物，来融合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在真实与想象中，着重表现作家眼中的“幻想性历史”。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刘醒龙新近产生较大影响的长篇《圣天门口》，写一个叫天门口的小镇将近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这部洋洋百万言的长篇，以虚拟的天门口小镇为叙事背景，将真实的历史事件投放进虚拟的小说世界里，主要写“天门口”的历史变迁，在众多的人物关系纠葛中，显示历史进程，融合历史与风俗习惯的关系，其中，淳朴的风土人情、错综复杂的人性冲突、以及风俗礼仪、行为方式、语言方式等，简直就是一幅20世纪小镇历史变迁的风俗画卷，它使我们想起马尔克斯笔下的那个神秘的“马孔多”小镇。《百年孤独》也写了历史，它是作家通过艺术想象构建的关于马孔多小镇的“幻想性历史”。《圣天门口》也一样，但《圣天门口》的意义还在于，它所展现的天门口大半个世纪的历史，含有数不清的冲突关系，而构成冲突关系的恰恰是个体与生存环境的矛盾，其中包括道德风尚、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的较量。正因为有这些地域化的因素，作家才命以宗教似的“圣”，天门口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圣地，是作家艺术化、心灵化的“幻想性历史”。
“幻想性历史”与小说的关系，它可能是小说最初的创作本源，古今中外的许多伟大小说，都借用了历史框架，通过艺术想象来释放心灵能量，塑造作家心目中的“幻想性历史”。从艺术创造活动规律来看，想象力作为精神活动的“心灵能量”，它的激发与释放，一般都有一个诱发性的思维媒介，被封尘的历史，就如一个潜在的、巨大的诱发磁场，刺激着艺术创作，提供给作家们源源不断的灵感。特别是历史事件中的那些大事记，以及大事记里那些大大小小的冲突关系，本身就包含有群落社会的道德、礼仪、习俗等冲突。这么一说，历史与风俗融会互进，交织在一起，的确难以割舍。
池莉的《你是一条河》，写沔水镇一个寡妇的生存策略，她与几千年形成的风俗习惯是相悖的，为了抚育七个儿女，腊腊敢于违背风俗礼教，以女性人格作为交易，吃尽万般苦头来维系生存，将七个儿女一个一个拉扯大；而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主要叙述了“祖父与父亲”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历史，写非常时期中知识分子的命运，命运感作为小说的叙事载体，不仅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时空，也有很强的家族记实成分；邓一光的家族系列小说《我是太阳》、《父亲是个兵》等，更是体现了这种难以割舍的关系。如《父亲是个兵》，以土地革命战争为叙事背景，主要叙述了“父亲”的历史，“父亲”作为一个行踪“鼠标”，自由灵活地点击和衔接时空关系，其起伏跌宕的经历就是一部近代史，但它又不是单纯意义的“父亲”史，是作家透过漫漫烟云，营造的小说时空，在这个庞大的小说时空里，一些细微的心理变化中又透视出了地域化的行为特征，从一个普通农民到革命家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消化内敛过程，地方习俗养就的农民的狭隘性，因为革命的过程而被逐渐消解，革命不再是一个农民单纯找肉吃、找饭吃的生存行为，而是一个被不断修正和提升的理念，主题因此也得到升华。
历史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它“可用具体的事件来表现，也可以用抽像的概括来记载。”＇4＇历史在记录具体的事件时，主要抽像地记载线索，包括时间、地点、环境、事件冲突的契因以及结果等具体要素；而小说在表现历史时，则主要对历史记录忽略掉的东西，即冲突双方矛盾心理的形成、发展、高潮等进行形像化补充。如事件的冲突缘起，主要围绕着群落与群落之间的利益展开，这其中就包含有风俗习惯。小说在补充历史时，由于思维性质发生变化，因此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幻想性，就如纳波科夫说的“好小说就是好神话”。纳波科夫的“小说神话”观，道明了小说思维的幻想性，因为借据了历史，所以是“幻想性历史”，这也许是小说最初的创作契机，或者说，一部“幻想性历史”最终要达到的，就是小说“神话”的再现。
因为历史积淀造就的小说题材，开掘是多元化的，前面说到，由于武汉市水陆两栖形成的地理位置，衍生了两个最基本的文化单元，码头文化和市民文化。尤其是市民文化催生的小说题材，在近20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80年代中后期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写实小说”的两个代表性人物，方方的《风景》，既有具码头文化的“打码头”，又写出底层市民生存的屈辱性和离奇性。七哥作为这篇小说的轴心视点，他向往权贵，从一个底层平民，一步一步向上爬的过程，不单纯是一个奋斗过程，也是一部心灵觉醒史，他使我们联想起《红与黑》里的于连，这两个人物虽异曲同工，却有着本质上的相似，和于连一样，七哥奋斗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摆脱生存处境，彻底走出“河南棚子”。“河南棚子”并不是一个被隐喻化的小说背景，而是实名实地，确有其境，“河南棚子”作为过去年代武汉底层市民的云集地，它百十年沿袭下来的行为方式和语言方式，才是七哥所痛恨的，最终要摆脱的。
而池莉的《烦恼人生》以及后来的《不谈爱情》和《太阳出世》，则带有非常纯粹的武汉市地域文化的特点，印加厚迫于琐碎生存体现出来的无奈；庄建非淡化爱情追求情欲的功利性；以及李小兰因为新生儿的出世所萌发的母性情怀等，都是武汉特殊地域文化致使的行为过程和风貌。另外，彭建新的长篇“三部曲”：《孕城》《娩世》等，不仅运用了娴熟地道的武汉方言、展示了原汁原味的汉口生活场景，而且在悠长的叙述中，对一座城市的诞生，进行了大胆的艺术想象和历史感怀，如同一幅幅地域风俗画卷，不仅有很浓的地域文化气息，还有很强的象征意味和历史的纵深感。
由此可见，文化和精神基因的遗传，由集体无意识到集体有意识的漫长过程，既是历史的不断演进，也是地域风俗模式化、情景化的不断积淀。二者相辅相成，难以分割。
其二，时代精神因素。
时代与小说创作的关系，可以从文艺本身来考察。如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源流，即“政教中心论”，它最初起源于《尚书》“诗言志”，后来延续的有，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曹丕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著”等＇5＇，“而文学艺术家生长发育的‘生态位’，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因素：自然风物景观、时代精神氛围、深厚政治状况、文化传统习俗以及基本的物质条件”。＇6＇它说明了文学作品如何体现时代精神的问题。
时代精神氛围，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因国家民族利益的需要，而提倡的主流文化理念，它是全民族甚至国家人民必须遵循的行为宗旨和语言宗旨。中国的文学发展，从来就没有脱离过政治，艺术要反映时代变迁，必然要体现时代精神。
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时代精神作为一个大区域的主流文化理念，它与地域文化相互渗透，对文学创作是有影响的。“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接，通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7＇
武汉文学经历了3000多年的历史延续，如同奔流不息的万里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