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已经准备好离开这里了。”
“我知道你准备好了。你一直都不习惯农场的生活，对吧？如果那个瑞典佬早点告诉我们他还有个兄弟，他就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了。他太自以为是了。咦，班特到哪儿去了？”
她走到庭院里，看见班特正站在谷仓的角落里，对着雪地上撒尿。她让他驾马车去拉维勒的杂货店买一罐六加仑的煤油，然后用我们的名义赊账。
我意识到我们还有很多过冬用的煤油，但我什么也没说。妈妈已经采取行动了，从以往的经验看，我知道，所有的事就快水落石出了。
那天深夜，当我在地下室时，妈妈冲着楼下对我喊道，班特要下来帮我。
“不用帮忙，谢谢您，多拉阿姨。”我回答时，嘴里出奇地干涩。
他们俩还是重重地踏着楼梯下来了。他们走到马铃薯容器后面，看到我正在那里忙得不可开交。班特像以往那样，冲我露齿而笑，以显示他的优越感。
“给他干吧！”妈妈对我说，“快点，没关系的。”妈妈再次肯定地说。
我就照她说的办了。我把东西递到他手上，然后打开黄麻袋，让他往里面看。
那傻瓜的微笑立刻僵住了，胡子邋遢的脸变得煞白。他开始艰难地用嘴巴呼吸，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几乎要窒息了，嘴里还发出微弱的惨叫。看着我的橡皮围裙，他腿一软，突然昏死过去了。
我和妈妈俯视着躺在地下的他，“现在他知道了，”我说，“他会告诉其他人的！”
“也许会吧，”妈妈说，“但我觉得他不会。他已经和我们在同一条船上了，我们已经把他变成一个同犯了。”
“同犯？”
“反正他算是犯过罪了。但要是之前让他了解了真相，他肯定不会就范的。”
我们往他脸上泼了些水，让他清醒过来。妈妈把他拉到厨房，给他猛灌了几杯酒。班特完全被吓傻了，当我上楼来，让他跟我走时，他像中弹似的从椅子上跳起来。我把黄麻袋交给他。对他来说，那不算重，可他只用一只手拿得远远的，生怕它会咬人似的。我把他领到房子后面的枯井旁，让他把袋子投下去，我又往里面倒了些石灰粉，还推下几块大石头，最后把井盖封上。班特一句话都没说，只是站在那里瑟瑟发抖，等着我告诉他接下来做什么。
真是没有妈妈想不到的事情。她本来用现金买下了农场，但不知何时，让拉维勒银行同意她用抵押的形式购买，所以，房子着火时，烧的可是银行的钱。整个冬天，她都在一点点地把我们账户里的钱提出来。既然我们就要离开这儿了，妈妈第一次向我吐露了我们的财产总数，我被她的坦诚打动了，觉得自己就像她志同道合的伙伴。
事实上，妈妈注重细节的天赋真是无与伦比。比如，她立刻注意到那个来打听他兄弟的亨利，个头上和我差不多。甚至她雇来的管家法妮，跟她也有着相似的粗壮腰肢。同时，按照她的指示，我开始留起了胡须。最后，她确定班特完全醉了之后，才让他把每个房间上上下下的楼梯浇上汽油。之后，他就在马厩里睡得死死的。当人们发现他时，他双臂像抱着情人似的，紧紧地抱着个空的煤油罐。
我打算在这里多待几天，静观事态的发展。“我们干了些能名载史册的事，”妈妈说，“不过，这也意味着很多人会一窝蜂地拥到这儿，谁也不能保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当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要是我们还得做什么事的话，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知道了，多拉阿姨。”
“厄尔，多拉阿姨只是在这里暂时的称呼。”
“好的，妈妈。”
“当然了，就算这里的事情没有什么变化，你还可以等等温妮弗雷德小姐。”
在这一点上，我真是不理解她。最糟糕的就是，温妮弗雷德肯定在芝加哥的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了。我既然都“死”了，还有什么安全的方法再跟她联系呢？事情只能这样了。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结局。但妈妈却说没必要跟温妮弗雷德联系，这话着实让我生气。
“你说过喜欢她的！”我嚷嚷着。
“我是说过。”妈妈说。
“你还说她是我们的朋友！”我说。
“她确实是。”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我还是想娶温妮弗雷德。她现在能做什么呢？擦干眼泪，或许为我点根祈祷的蜡烛，然后就去给自己找另一个男朋友了。”
“噢，厄尔，厄尔，你太不了解女人的心了！”
但我还是按计划在这里多待了几天。留着黑色的胡子，戴一顶不同的帽子，穿着件长袍，对我来说，似乎也不怎么困难。拥挤的人群中没有人会注意他们不感兴趣的事，因为每个人心中都被某种狂热灼烧着。人们如潮水般地涌来看这场悲剧。有驾马车的，有徒步的，还有搭乘运货卡车的，他们愿意付钱给任何有轮子的交通工具带他们从镇上过来，而且，随着报纸上的消息越传越远，来这里的人就不仅仅局限于拉维勒了。有的从其他州临近农场驾车赶来，还有大老远的从印第安纳波利斯和芝加哥坐火车过来。伴随着拥挤的人潮，出现了沿街叫卖三明治和热咖啡的小贩，还有向孩子们兜售气球、小旗子和陀螺的商贩。一些人居然为这些用粗麻布裹着的骷髅拍照，还把它们印在明信片上，变成了炙手可热的畅销物。
地下室里发现的烧焦的尸体激发了警察们的好奇心。他们搜查了井下，挖开了鸡棚和马厩，还乘着划艇疏浚水坑。他们检查得真是彻底，结果发现了一具又一具尸体，并把它们一排排整齐地放在谷仓里。警察叫县里的治安官和他的助手来疏散人群、维持秩序。按照命令，他们让人们排成一列，轮流到谷仓门口看，这样每个人都有机会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这也是警察能找到的唯一避免骚乱的方法。但有些人看一遍还不过瘾，又跑到马路上重新排起队来——“多拉夫人和她侄子”的两具无头尸吸引了人们最多的目光，当然还有几个小孩蜷缩在一起的尸体。
人潮的热度把地面上、马路上、庭院里、房屋后面甚至停放卡车和机动车的田地里的积雪都融化了，一切都变得泥泞不堪，似乎这个季节的特征也被改变了。我只是站在那里，望着眼前的一切，把它们深深地印到头脑里。看到那么多人春意盎然地跑到这儿，我觉得很有趣，好像他们是为了这个场合特意塑造的泥人似的。积雪并没有遮掩掉尸体腐烂的臭味，尽管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点。看着我们的房子，再透过大火烧焦的废墟望着天空，我心头一阵伤感。我已经开始喜欢这座房子了。有一块地板在三楼悬挂着，那是我住的房间。我真不喜欢当人们把这些断瓦残垣拉回家做纪念品时又笑又嚷的样子，但我什么也没说。事实上，我也得以在废墟中翻找东西而不引人注意。我确实找到了一样东西——一只注射器，妈妈会为此感谢我的。
我还偶然听到一些关于妈妈的议论：“对于一位那么爱孩子的好心女士，这种结局实在太可怕了！”但我想，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在拉维勒生活的历史中，肯定不会有关于我的清晰记载。而妈妈，作为一名受害者，在报纸上声名鹊起，又因为她的“善行”，被人们哀悼铭记；然而，我只能以已亡侄子的身份，被草草几笔带过。无论是过去的生活为她赢得名声，还是遭到别人的诽谤，被怀疑成嫁了好几任丈夫的寡妇，我总是活在她的阴影下。想到自己做过的巨大贡献，我觉得这样的结果很不公平，有时，我还心怀怨恨。既然我都“死”了，在现在的生活中，我到底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温妮弗雷德？泽文斯卡再也不会伏在我身上，为我落泪了。
晚上回到镇上，我跑到监狱后面班特的牢房窗户下。我站在一个木箱上，轻轻叫着他的名字。当他满是胡子的脸出现在窗口，我赶忙俯下身去，不让他看到，然后向他低语道：“现在你都看到了，班特，现在你什么都看到了吧。”
我待在镇上，关注着每列从芝加哥来的火车。我也不必担心被别人认出来，因为这里交通拥挤，到处人头攒动，每个人都太兴奋了，以至于根本没时间注意一个人——他有时静静地站在出入口，有时坐在停在车站后面巷口里的马车上。可是，正如妈妈所说的，我根本不了解女人的心，因为就在一瞬间，我看到了温妮弗雷德？泽文斯卡。她正从车厢里走下来，手里提着行李箱。当火车冒着一股蒸汽从站台呼啸而过的那一瞬，她突然从我眼前消失了，可转眼，她又出现在我眼前。她穿着黑外套，头戴一顶小帽，脸上呈现出我所见过的最凄惨的表情。直到所有人都离开了，我才走近她。天啊，她独自一人提着行李箱站在站台上，豆大的泪珠从脸上滑落，看起来是那么悲伤。很显然，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去哪里，跟谁说话。可想而知，她听到我死讯时是什么反应了。那意味着什么呢？只有一点。“死亡”让她跟我*的更近，这表明她是真的爱我的。她看上去身材是那么瘦小，相貌是那么普通，可一想到她的衣服下，小小的肋骨下，跳动着一颗对我的爱心，我就兴奋无比。
经历了艰难痛苦的时刻，我帮她坐下来。“我在这儿，温妮弗雷德，没事了。”我一遍遍地安慰她，用手臂紧紧地搂住她颤抖的、啜泣的、虚弱的身体。
你看，我打算我们俩跟妈妈一起去加利福尼亚。考虑到各方面因素，我觉得温妮弗雷德会愿意做我们的同犯的，反正事已至此了。
（杜洪晴：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04级研究生，邮编：21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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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渡英佑，日本当代知名作家，日本推理作家协会会员，原名广江纯一，1934年出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律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