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罕·帕慕克和土耳其悖论
邓中良成志珍
在荣膺诺贝尔文学桂冠之前，在过去3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奥尔罕？帕慕克已获得大大小小10个文学奖项。在2005年的法兰克福书市上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theGermanBookTradePeacePrize）之后，帕慕克接受了德国《德尔？施皮格尔》杂志的专访。访谈中，帕慕克讲述了他在伊斯坦布尔的生活、他个人安全所受到的威胁、采取一种政治立场的迫切愿望、土耳其在欧洲的身份以及他的最新一部小说《雪》。
帕慕克先生，您获得了德国书业和平奖，这是对你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活动的认同。哪一个更能取悦你呢？
帕慕克：我觉得有点讽刺意味的是土耳其人和德国人都如此强调该奖项的政治性一面。似乎就好像他们在说，我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并不是值得一提的事情。我最近大多数作品都是蓄意接近政治，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啊。
为什么《雪》成为一部独树一帜的政治性小说？
帕慕克：哦，现在我一直在表达我的政治观点，但是只在报纸和杂志中，而不是在小说中。这种事情让你在国内声名狼藉。你一回击，整个事情就开始激化。有时我问自己：我为什么不直接把政治观点摆到书里，将其从胸中发泄出来？
不同于你其他的往往都以伊斯坦布尔为背景的作品，这部小说发生在土耳其一个外省的卡斯城。为什么以那个乡村作为背景？
帕慕克：当我二十出头的时候，我想了解乡村，所以和一个朋友游遍了土耳其。当我们来到卡斯时，乡野的辽阔和美景让我着迷不已，同时我也被它那部分由俄国人建造的城市的异域性所吸引，所以它不同于土耳其的其他地方。它一直在我脑海里留有深刻的印象。当我开始写《雪》的时候，显然卡斯对我来说是一个理想的背景地，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城市冬天会下很多雪。
卡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主人公，但是还有一个故事叙述者叫奥尔罕，他在卡去世后去调查他的故事。奥尔罕？帕慕克的性格有多少反映到奥尔罕的身上了呢？
帕慕克：虽然我的书比读者觉察到的还要更富自传性，他是小说中的一个角色，而不是我。了解我的朋友以及家人们觉得这是有趣的。在小说中，私人的东西转变成了一些更具普遍性的东西。
直到如今伊斯坦布尔仍是你生活的城市。在你创作的办公室里可以看到美妙的景观，你脚下是一座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桥，该桥把欧洲和亚洲连接了起来。在那儿工作，你感觉如何？
帕慕克：我感到高兴。有时我开玩笑说我是第一位可以从自己的窗户中指向自己小说里的事物的历史小说家。我可以观看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进口处、古城区、哈吉亚？索菲亚博物馆以及蓝色清真寺。事实上我可以看见所有的清真寺。我知道这是一道特有的景观，并且喜欢说，作为伊斯坦布尔的故事讲述者，这是我应得的。
如今许多人认为你是土耳其的先锋知识分子。你从来都不想成为那个文化组织中的一分子，却又成为了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这不是荒谬吗？
帕慕克：我可以很诚实地说我并不为此而感到后悔。在我的祖国遭受政治蹂躏和我享有国际声誉后，全世界的新闻记者开始就我祖国的问题来议论我。这是不可避免的，是任何人不可逃避的事。
你公开宣布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你是否认为你那具有高度批判性的小说《雪》对此帮了很大的忙？
帕慕克：我确切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在荷兰，一位朋友对我说：“你知道，我以前是赞成土耳其加入的，但是现在读了你的小说后，我害怕了。你的祖国真的是那么凄凉不堪吗？”我给他的回答是：那是一部历史小说。
但是里面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
帕慕克：的确如此。自那以后，发生了很多事情。只是某一天有望加入欧盟的希望改变了土耳其国内的法律形势。在我的想象中，小说中的事件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那时候人们特别关注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可能掌握政权。那就是我为何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
你描绘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世界，其中缺乏宽容，充满种族和宗教敌对，暴力和谋杀。
帕慕克：那不应把人们吓跑。确实《雪》展现了整个土耳其狭隘的、缺乏容忍的政治文明，在这个文明里居住着原教旨主义者、热衷政治的伊斯兰分子、土耳其和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其他少数民族、军队、非宗教主义者和无情的杀手。所有的这些都有可能对一个熟悉更多自由环境的欧洲人构成威胁。但是难道去刻画这些人的人性的一面以及他们与我们的相同点不也是一个小说家的工作吗？
您真正相信在过去的八到十年里土耳其已经彻底改变了吗？
帕慕克：是的，我这样认为。很多东西还在转型时期。加入欧盟的希望让整个国家放松下来。无论何时我被问到土耳其是否已经准备好加入欧盟，我会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协商刚刚开始。土耳其不会明天就加入欧盟。他们希望在十年内成为其中一员，到那时整个国家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已经得到发展。
但是，正如您小说里刻画的，仍然有好战的伊斯兰分子、顽固的基马儿主义者和宗教狂热者。
帕慕克：在欧洲其他国家，你也会发现他们很多。土耳其的历史也是欧洲的历史，可能有二十到三十年时间上的滞后。但是这个差距正在缩小。
欧洲和土耳其的最重要的不同在哪里？
帕慕克：欧洲历史上血腥的战争岁月和所有暴行给欧洲人留下的教训是：摆脱了宗教仇恨的世俗政治，主要是个和平问题。土耳其人并不是持有相同的观念，这与长期以来世俗政治是由军队来维持的事实有关。但是那种态度从此改变了。
您小说中的主角卡称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你会认为自己也是无神论者吗？
帕慕克：我跟这一说法间存在的问题起源于这一事实：在过去，许多知名的知识分子就这个说法搞出过颇为戏剧性的场面。我的信仰是复杂的。文学是我真正的信仰。毕竟我来自一个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家庭。
您认为自己是个穆斯林教徒吗？
帕慕克：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来自于穆斯林文化的人。无论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我是个把历史和文化身份同该宗教联系起来的穆斯林。我不信仰能与上帝亲自接触，在那儿就是变得超出人类经验的。我认同自己的文化，但是我很高兴能生活在一个思维活跃、富于包容的岛上，在这儿我可以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萨特的作品，这两人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你经常写日记吗？
帕慕克：我非常喜欢读其他作家的日记，主要是因为日记使得我问自己：他们像你吗？他们是怎么想的？我从来不喜欢一个作家在世时发表的日记。我自己的日记是一种记忆形式，但是只为我自己所用。我需要这些记载；它就像是一种本能的冲动。每天，我需要一点自己的时间，就像一个孩子要玩耍一样。当我旅行时，我时常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打开日记本，写一些东西进去。它有一种自身神奇的力量，给我某种成就感。若是某些天我没有时间来做这些事情，我会感觉不自在。认真写完一页后，无论是今天或在五十年后发表，我有一种自己是个乖男孩的感觉。
为什么三年前土耳其的出版商迟迟不愿出版最初版的《雪》？
帕慕克：那时候的法制环境与现在是完全不同的。有些人认为最好是把书给某个律师看一下。我们不确定公众检举办公室是否会反对书中的描写。认为批判军队要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因为它涉及到非宗教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发表对土耳其问题和美国问题的看法，你没有感到犹豫吗？
帕慕克：在我的书外，我已经谈论过这些话题，在土耳其，这些话题很容易让你卷入麻烦之中。让我这样来说：不仅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其他许多19世纪伟大的作家都是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进行写作的。小说和写小说的艺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你可以写任何事情。你需要解释的全部就是它是虚构的。那就是《雪》的情形。没有人以他们所担心的方式作出反应。
但是在土耳其你一直以来并会继续成为人身攻击的对象。
帕慕克：当土耳其开始靠拢欧盟，我并不是唯一担心土耳其历史上黑暗面——或者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某天会成为一个问题的人。换句话说，在一战中亚美尼亚人所遭遇的种种苦难。那就是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不能置之不理。我暗指这样一个事实（当然并不是故意摆出一个博学的论点）：谈论土耳其是件很难的事情。
也就是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如今叫做土耳其的土地上被杀害？
帕慕克：我的这句话导致了一场强大的爆炸性震动。当一些颇具爆炸性的东西隐藏起来时，其内部积聚的张力最终定会被释放出来的。
你一直避免直接将它说成蓄意屠杀。其实你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
帕慕克：因为我不想用。事实上，蓄意屠杀这个词最先用在土耳其报纸上是来攻击我的，即使我甚至没有使用过这种表达方式。后来被欧洲人引用了。当人们突然谈论起一些此前是禁忌的事情，并发起一场真正的对我的憎恨运动，我能做什么呢？我无法站起来说：我从来没有说过那个！
就在那时你暂时移居到美国。某种程度上说，你是在逃避吗？
帕慕克：你倾向于过分夸大事情了。是你工作需要。我受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我曾经申请奖学金，在那求学。所以在那呆了一阵，这就是全部。
因“公开贬低土耳其国格”，将在12月面对审讯，对此你感到担心吗？
帕慕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