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基础就是这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信任，这种天真的、乐观的信任。一个深居多年的作家，就是希望对着这样一个人类、这样并无所谓中心的世界倾诉。
然而，通过父亲的书箱，当然，更是通过伊斯坦布尔的苍白生活，我们觉得，世界有一个中心，它距离我们很远。这一不争的事实给人一种契诃夫式的荒蛮之感，伴随这荒蛮之感的是一种对真实感的担忧。荒蛮感与真实感是我在书中经常触及的情绪。推己及人，我相信，世界上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更有甚者，他们可能在压抑、自卑和对自我的怀疑中苦苦挣扎。诚实，人类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贫困，是食不果腹，是无家可归……但是通过电视、报纸讲述人类的这些基本困境远比文学更为快捷。当前，需要通过文学来讲述和探讨的人类基本困惑是边缘感，是自卑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自我价值的否定，尊严感的群体性缺失、病态的敏感、种种义愤和偏激、受辱的幻觉。和这些情绪相生相伴的是极度的民族自豪甚至是民族膨胀。内视自己心中的阴影，我便能够理解那些常常以缺乏理智、极端情绪化的语言表现出来的幻觉。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西方以外的世界，很多个人、很多团体、很多民族，因为这种自卑、因为这种激愤近乎愚蠢地陷入莫名的恐惧，这种情绪我能够比较容易地感同身受。我同样可以感同身受的是西方世界作为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发源地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巨大财富而极度自豪，一些民族、一些国家往往会以同样的愚蠢陷入妄自尊大的心态。
这样看来，和父亲一样，我们都过于相信世界中心而缺乏对自己的信心。然而，常年累月甘于寂寞潜心写作的动力恰恰应当是自信。这是一种信念：我们的文字早晚会有读者、会被理解，因为普天之下你我都是相似的。但是透过自己的文字，透过父亲的文字，我知道，这种信念是一种受伤的、忧郁的乐观，夹杂着对边缘化、局外化的激愤。陀思妥耶夫斯基终其一生，对西方既爱又恨，我也常有同感。但是从这位伟大作家身上我学到的关键一点，也是能够保持乐观的法宝，是他能够始于爱恨而超越爱恨，开出一片别样的天地。
所有毕生创作的作家都有这样的共识：我们伏案写作的动因与我们满怀憧憬长年笔耕之后创造的世界往往大相径庭。我们怀着忧郁和激愤坐下来，迎来的却是一个超越了忧郁和激愤的世界。父亲难道就没有到达这样一个世界吗？走过漫漫旅途，我们来到一方新的天地，这方天地带给我们一种神奇的感受，如同经过长期的海上漂泊，薄雾散去，一座异彩纷呈的海岛渐渐清晰。一个西方的游客，乘船北上，透过晨雾，看见渐渐驶近的伊斯坦布尔，此时，他也会生出相似的感受。怀着憧憬，怀着新奇，走完漫长的旅程，他看到了一个城市的全貌，一片天地的全景，那里有威严的清真寺、高耸的宣礼塔、栉比的民居、蜿蜒的窄巷，还有小山、桥梁、陡坡。他愿意马上融进这突然出现在面前的全新的天地，如同一名真正的读者沉浸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因为边缘感、荒蛮感，因为激愤甚至忧郁而伏案写作，结果却发现了一片全新的天地让我们忘却这一切情感。
现在，对我来说，伊斯坦布尔就是世界的中心，这和我童年、青年时代的想法恰恰相反。这种感觉不是因为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而是因为三十三年来我所讲述的每一条巷、每一架桥、每一个人、每一只狗、每一间房、每一座寺、每一口井、每一位相识、各色人物、各种店铺还有它的每一处阴暗、每一次黑夜和白昼都和我难解难分。也许某个时候，这个想象的世界会从我的笔下流出，会比我想象的城市更加真实。那时，所有这些人物、这些街巷、这些建筑仿佛会开始交谈，仿佛会建立我从未感觉到的联系，仿佛会真正地活起来，而不再是我想象中和作品中的符号。那时，我凭借以针掘井的耐心虚构的这个世界也许会比任何东西来得更加真实。
也许，父亲也发现了这种多年写作之后的快乐。望着父亲的书箱，我告诫自己，对父亲不要有任何成见。况且我对父亲是心怀感激的，因为他从不像普通的父亲那样颐指气使、威风八面，他从不约束我的自由，永远尊重我的选择。和儿时的伙伴不同，我对父亲从来没有畏惧之感，所以我有时认为我常常可以像孩子一样自由地想象；有时又认真地相信，我能够成为作家是因为父亲年轻时曾经有过作家梦。我必须以宽容的心态阅读他的作品，我要理解他在酒店客房写作的苦衷。
我怀着这些美好的想法打开了父亲留在那里一直原地未动的书箱，认认真真地阅读一些笔记、部分章节。父亲都写了些什么呢？我记得有巴黎酒店外景，有诗歌，有悖论，有忠告……此时此刻，我觉得就像一个经过车祸的人回忆自己的遭遇，很是吃力，任人如何追问也不愿回忆太多。小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偶有摩擦，必有爆发前的片刻沉寂，此时父亲便会打开收音机，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快地忘记刚才发生的事情。这是父亲调节气氛的手段。
我也来上两句大家爱听的，改一改话题，这作用就相当于音乐。大家知道，对我们这些作家，人们最常问、最爱问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我要写是因为我想写！我要写是因为我不能像别人那样干一份循规蹈矩的工作。我要写是因为我希望有人写出和我一样的作品我也当一回读者；我要写是因为我对你们对所有的人心怀不满；我要写是因为我喜欢关在屋里整天写个不停；我要写是因为现实生活在我的笔下经过改造我才可以忍受；我要写是因为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伊斯坦布尔人、我们土耳其人过去和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我要写是因为我喜欢纸、墨、笔的气味；我要写是因为我最相信文学、最相信小说；我要写是因为写作是习惯、很上瘾；我要写是因为害怕被人遗忘；我要写是因为写作能出名、受人待见，我喜欢；我要写是因为我想独处；我要写是因为也许写着写着我就弄明白了我为什么对你们对所有的人心怀不满；我要写是因为有人读我的书我高兴；我要写是因为一部小说、一篇文章、一页白纸已经开写了不写完不合适；我要写是因为大家都在等我写完一睹为快；我要写是因为我像孩子一样相信书可以不朽，摆在架上好看；我要写是因为生活、世界以及万物绝美异常难以置信；我要写是因为用文字来表现生活的美丽多姿是一大快事；我要写不是因为我想讲故事，而是因为我想编故事；我要写是因为我不喜欢那种做梦一般若有若无看见了却到不了的感觉；我要写是因为我无论如何也快乐不起来；我要写是因为我希望我快乐起来。
书箱放在书房一个星期后，父亲又像往常一样拿着包巧克力来看我——他总是想不起来我已是四十八岁的人了。我们还像往常一样谈笑风生，说生活、谈政治、拉家常。其间父亲盯着放过书箱的角落，发现我已经把书箱拿走了。我们四目相对，接着是一阵令人压抑、令人尴尬的沉默。我没有告诉他我已经打开书箱正在抽空看里面的东西，我把眼睛转到别处。不过他心里全明白了。我明白他明白了。他也明白我明白他明白了。我们就这样足足明白了几秒钟的时间。父亲是个自信、坦然而又快乐的人，他只是像平时一样淡淡一笑。出门时不免又说了一通慈父鼓励儿子的话。
父亲和平时一样一副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样子；望着他的背影我心中生出几分嫉妒。不过我也记得那天我的心里也有几分难以启齿的得意。也许我不如父亲潇洒，不像他那样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快快乐乐，可是要说这文学上的功夫……打住，就是那么种感觉吧。我对父亲产生这种感觉确实难以启齿。况且他还是一位从不以威严压抑儿子自由的父亲。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文学创作与生活中的缺憾感、幸福感、愧疚感有着很深层的关联。
那天我还想起了和愧疚感恰成对照的另一件事。那是在父亲送我书箱的二十三年前，当时我二十二岁，抛开一切，决定专弄小说。闭门苦战，四年后完成了我的处女作《杰夫代特先生和他的儿子们》，书还没有出版，我双手颤抖地拿了一份打印稿交给父亲请他点评。得到父亲的肯定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因为我信任父亲的鉴赏水平和文化修养，而且因为父亲不像母亲那样反对我从事文学创作。那时父亲正在外地，有很远的路。我焦急地等着他回来。两周后父亲回来了，我跑过去开门。父亲什么话也没说，一下子把我紧紧抱住。我知道，他很欣赏我的手稿。因为太过激动，父子一度手足无措，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心态平静下来，我们才开口。父亲用极其兴奋、极其夸张的语言表达了对我的信心。他告诉我，你等着拿诺贝尔吧。于是今天，我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就拿了诺贝尔。
父亲的这句话，并非是对儿子如此充满信心，并非是要给儿子确定如此远大的目标，倒更像是一位土耳其父亲，为了支持、鼓励儿子而对他说：“有一天你会成为大蔓。”
父亲2002年12月去世。
瑞典皇家科学院给了我此份大奖，给了我如此殊荣。各位尊敬的院士，各位尊敬的来宾，我真的希望，我的父亲今天也能坐在这里。
（刘钊：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系土耳其语教研室讲师，邮编：100089）
我们反对把文学变成商业
［俄罗斯］阿林娜·列别利访张俊翔译
苏联时期，《旗》、《星》、《十月》、《新世界》、《民族友谊》和《我们的同时代人》等文学刊物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其刊发的众多文学和政论作品在构筑苏联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