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者的关系。美国自然文学的渊源可以上溯到17世纪来到美国的欧洲移民时代，它真正的奠基是在19世纪中期，一般将19世纪的美国自然文学先驱与超验主义者亨利？大卫？梭罗视为美国自然文学传统的奠基人。美国自然文学经历了默默无闻的长久发展，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逐渐得到广泛关注，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就像美国自然文学的研究者约翰？默里在《自然文学论丛》的前言中所说，“自从1970年4月22日第一个地球日以来，一种曾经鲜为人知的散文体——自然文学——日益稳定地发展并渐得人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一流作家，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到1992年，不妨可以说，它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主要流派。”美国自然文学的渊源几乎与美国文学历史本身一样长久，当欧洲移民开始进入美洲新大陆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未开发的神秘的蛮荒之地，美洲的土著居民还处于氏族部落的时代。来自欧洲文明社会的移民自从踏上这片土地就开始面对荒野的自然世界，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经验，自然主题在美国文学萌芽之初就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生态批评将关于美国自然文学的批评性研究纳入自身研究框架的主体部分绝不是偶然，美国生态批评理论思考与文学批评实践都离不开土生土长、源远流长的美国本土自然文学传统的丰富思想资源。在生态批评家眼中，像《寂静的春天》这样的作品所关注的是“自然之美的形象”，所强调的是以往存在的“人文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他们看到了“灾难性破坏”之前的“田园的宁静”。从更广阔的文学视角来看，美国生态批评的视野并不局限于美国的自然文学传统，它自身特有的生态视角与生态意识的敏感性使其非常善于发现众多文学类别中包含生态意识的文学作品以及相关作者，这些被甄别出的文学作品也同样被纳入美国生态批评的一层研究视野。
最后，美国生态批评研究框架中具有统摄性的一层研究视野是生态批评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正是这部分理论研究将前两种研究视野支撑起来，从而形成美国生态批评多层次、多视野的研究框架。具体说来，就这种研究框架的纵向分层而言，理论研究构成美国生态批评的思想基础，基础之上是更为具体的文学批评，其中包括自然形象与原型和文学作品生态批评；就研究框架的横向分野而言，一是生态批评的理论研究视野，二是生态批评的具体文学批评视野，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批评实践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促进。总体而言，美国生态批评研究框架中的理论研究，是建立在西方传统生态思想资源与当代生态学思想渊源的基础上的。同时，这些理论研究服从生态学思想的总体统领，但相关研究也并非千篇一律，也各有角度和侧重。例如，反思割裂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思想，研究自然从万物有灵论的主体演变成沉默的客体的原因，重审片面强调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人文主义思想，推动建设融入生态智慧的新人文主义构想，等等。此外，生态批评在理论研究中也注意借鉴当代其他批评理论与相关学科的理论话语，用于促进自身的理论建设。例如生态学与深层生态学思想、海德格尔的关于自然与技术的观点、詹明逊的后现代社会思想、巴赫金的文本间性与对话概念、印第安人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等等。
无论是美国生态批评的理论研究还是文学批评实践，它的主旨都离不开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智慧的追求，威廉？鲁克特就指出，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来说，生态思考已经成为一种必须关注的方面，“现在的问题，正如大多数生物学家所赞同的那样，是要找到阻止人类群体破坏自然群体——随后就是人类群体自身——的方法。”就生态批评的任务而言，“（生态批评的）概念性问题与实践性问题旨在发现这两个群体——人类群体与自然群体——能够在生态圈中共存、互助与繁荣的基础。”正是这种追求生态文明的主旨将美国生态批评的研究视野与框架结合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各研究视野与研究层次相互关联，相互依靠与促进，共同朝向一种符合未来社会的生态文明前景的目标。
多元文化视野与美国生态批评
美国生态批评在进行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实践过程中，比较重视当代环境危机的生态反思，这些生态批评思考的视阈往往涉及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思考这种全球性问题必然需要一种超越国界的视野，所以无论是生态学的科学研究，还是文学研究领域的生态批评，都必须具有一种跨国度、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这种宽阔的跨文化的全球视野，既是美国生态批评也是所有立足于生态视角的文艺学、美学研究所需要的一种视野。
就学科性质而言，生态批评是一种开放的、具有交叉学科性的文学研究流派，因而“生态批评的主题应具有开放性、启发性”，这是美国生态批评家们的一种共识。他们希望生态批评拥有比较广阔、相对宽松的研究范围，简言之，它能够在一种宽阔的研究视野中“包含文学、环境以及二者的相互影响的方式”。美国生态批评在萌发之初就拥有丰富的研究视角和广阔的研究视野。当时，各种立足于生态视角的文学研究尚未使用“生态批评”这一术语作为统一名称，相关研究被冠以这样一些主题名称：如“美国研究”、“地域特色”、“田园主义”、“人类生态学”、自然与文化、文学中的自然，等等。可以看出，美国生态批评产生初期的这种宽泛的研究视野，也是促进美国生态批评进行多元文化视野下生态批评思考的因素。
事实上，美国生态批评非常关注人类文化中涉及自然、生态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等。有些生态批评家直接将生态批评定位于对人类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的研究。威廉？霍沃斯就这样给生态批评家定位：“生态批评家是对描绘文化对自然之影响的作品进行评价的人，他赞颂大自然，谴责对自然进行掠夺的人，同时他希望通过采取行动来逆转掠夺者对自然造成的破坏。”可见，作为一种文学与文化批评，生态批评通过文化来重审人类文化，思考人类文化如何影响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发现造成环境恶化与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它现在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扩展到对人类文化与包括人类在内的生态圈的关系的思考，体现出从文学文本到文化思考的跨越。
随着美国生态批评的迅速发展，其研究视野在不断拓展和深化。在这种发展状况下，一方面需要对当代生态思想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需要开发更多的思想资源。美国生态批评的生态思想资源的开发，不能忽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发现和阐发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文化中具有生态涵义的思想资源。其次需要跨越西方文化视野，学习和理解东方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资源。
有些生态批评思考已经开始探索远古文化与土著文化的潜在生态涵义。有的学者就在相关思考中指出，“那些与环境维持平衡的土著文化和传统文化中的习惯、仪式和宗教习惯对防止人口过量增长和过度利用资源具有暗含的功能。”例如，在生态批评视野中，带有中世纪特征的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烈的《基督教城》不仅反映出“一种社会共享的哲学”，而且“反映了工匠和穷人基于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这些中古文化中包含的生态思想资源对当代生态批评思考不无裨益。有的生态批评家在古代泛灵论文化视野中进行生态批评思考，认为造成当今环境问题的一个主要思想根源是：随着人类自然观从原始文化到现代工业文化的发展演变，自然在人的话语世界中变成了一个“沉默无声”的客体，一个仅供人类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在人类早期文化中的自然观却与其有着显著的不同。那时，自然被视为“可以言说”的主体，万物都有自身的守护神，人类在开发自然之物时，需要通过向守护神祈祷的方式与自然进行“沟通”，请求守护神的允许，这一种泛灵论文化。参考二者的巨大差异并联想当今的环境问题，生态批评家就对这种古代文化进行生态视角的阐发并指出，古代这种泛灵论文化中包含的生态谦虚态度的自然观，可以为当今人们反思现代工具理性影响下肆意破坏自然的行为方式提供一种启发。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有关自然观的内容非常复杂，包含不同甚至相悖的思想内容，其中具有生态涵义的部分内容是生态批评需要开发的领域。怀特早在《我们时代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中就开始反思某些基督教狭隘自然观的同时，试图发掘蕴含在基督教“圣方济各”（St。Francis）教义中的具有生态涵义的思想，并将其“圣方济各”视为“生态主义者的庇护圣人”。格罗菲尔蒂也指出宗教文化中自然观内容的复杂性及其潜在意义，“社会学家也承认，环境也是一种宗教问题”，神学家不仅将《圣经》中的有关先例理解为“对自然的良好管理”，而且有的神学家“将地球本身视为神圣”。还有一些神学家研究古代地球女神崇拜，东方宗教传统与土著美国人的信仰体系，因为这些信仰包含许多关于自然与灵性的智慧。
与此同时，美国生态批评也意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生态智慧，因为生态批评关注的问题是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决定人类社会未来出路的问题。当代环境问题已成为萦绕所有国家与所有学科的问题。从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资源来看，中国文化中蕴含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与生态批评对割裂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的二元论的解构，存在内在的契合。就像唐纳德？沃斯特所说，“中国在科学和哲学上拥有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