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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巴黎的秘密》、《白衣女人》等外国长篇通俗小说，国内也出版过多种节译和改写本。对童书的“译写”则更不在话下，如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木偶奇遇记》，扉页上就特意注明“徐调孚中文译述”，译者另外又在序言里说明：“为使适宜于儿童阅读的缘故，我并未完全直译。”
四
“老外”也同样对译写和改写情有独钟。
伊本？穆加发把印度的《五卷书》译写为《卡里来和笛木乃》，阿？托尔斯泰改写过《木偶奇遇记》，安德鲁？朗格夫妇对他们翻译的12卷《彩色童话集》进行大量改写，《格林童话》是否经过改写则不必我来多说。
有趣的是，外国还曾出现过“译写”完全替代“原创”的事情。据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版《流浪儿》的中译者介绍，英国1866年出版过一本詹？格林伍德创作的儿童小说，两年后传入俄国，受到高尔基等人的重视。不久，俄国出版其节译本和柯？楚柯夫斯基等人的译写本，题为《流浪儿》。后来，此书不但在英国绝版，连原著都已失传，假如它不曾被译写为俄文，我们今天甚至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内容。
无独有偶，我国也有过类似的例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过一本故事书《三十二个木头人》（沈湛华等译），据译者介绍，此书虽流传于内蒙古，却起源于印度，1608年由梵文译成蒙文。20世纪初，有个俄国人把从蒙古人那里听到的故事记录为俄文，因为他只会听、说蒙文，却不能阅读，可以勉强算作林纾的外国同行。此后，他的俄文手稿数易其主，最终落入蒙古科学院主席之手，1923年在蒙古刊印，《三十二个木头人》即据此译本译成中文。现在，此书的梵文原本已不可查考，假如没有这段曲折的译写经历，我们如今又怎能读到这个故事？
五
看起来，“译写”果然古已有之，既不是“新模式”，也不算怪胎。很多读者之所以对“译写”的说法产生抗拒，大概是由于他们既没有注意“译写”历史，又以为只有书上标明“某某译”的中译本才能让他们“最大化”地领略原文魅力。
其实，纵使书上标明“某某译”的中译本，也与原文有一定距离，因为每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最天才的译者也不能将其完全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形式。
有时，就算译者学识深厚，也不免发生误译情况。比如，乔志高在译《大亨小传》时，曾把书中的一个词按字面意思译为“酒钵号游艇”，后来才知道这个词指的是一个“火山遗址”。赛珍珠翻译的《水浒》英文版，甚至将武松的骂人话“放屁”用英文直译，却不知道武松的话本是“胡说”的意思。
类似的误译还有。比如，有的外国译者把《诗经？鸡鸣》中的“苍蝇之声”译成“Itwasthesoundoftheblueflies”（那是蓝苍蝇之声），假如译者知道汉语的“苍蝇”即英文的“fly”（蝇），就不会再给它添加什么颜色了。
外国人对中国作品的译写有时也比较自由，如有的外国译者把《诗经》名篇《詄有梅》译成“Whydon'tthemanpropose”（为什么没有男人来求婚）；有的把《十五从军征》译为“Theoldsoldier'sreturn”（老兵归来），这些还算有那么点意思；有的竟把李白名篇《月下独酌》译成“WeThree”（我们仨），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那么，与其去指责“译写”，不如去指责那些令人不知所云的直译，或者虽在封面注明“某某译”，译文意思却与原文不能大体吻合的所谓“直译本”。我曾用近年出版的几种新书与英文原文对比，发现了一些译者改写或漏译原文的情况，书中却没有“译写”字样，译者在序跋中也不加说明。比起来，在书中注明“译写”的做法却是诚实的，毫无欺骗读者之嫌。
六
总之，译写和改写的传统做法还是保留为妙，让它们与“翻译”并驾齐驱，一道丰富我们的翻译文学菜篮子，岂非三全其美的快事？
说起来，这个看法还是最近产生的，因为我今年恰好为某家出版社编译了许多外国儿童故事。在编译前，我对“译写”也不以为然，后来才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现在，我甚至认为多数外国童话和民间故事都可以用“译写”方式处理，对某些成人读物也不例外。卡尔维诺在他编写的《意大利童话》序言中也这样说：
“改编民间故事时，尊重原故事和自由创新同样都是必要的。”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很多民间故事和童话都在流传过程中打上了血腥烙印，故事中常常含有暴力与不健康思想，还有情节不合理的地方。为学者研究需要，自然需要出版不加删改的直译本；可另外还需要出版慎重处理的“译写”本，假如其出版目的是供儿童阅读。
这种做法，也可以说古已有之。据《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被我们忽略的真实故事》（理查德？扎克斯著，李斯译，海南出版社2002年出版）一书介绍，格林兄弟当年搜集的故事中，有很多连成人读了都会脸红的情节，如“睡美人”曾惨遭强暴，“灰姑娘”居然曾设计毒害继母，这些描写都不该让儿童看到。所以，格林兄弟后来又把这些故事再次改写，去掉很多“儿童不宜”的成分。即便如此，《格林童话集》中还保留着灰姑娘的姐妹为穿上舞鞋，忍痛切掉大脚趾之类的血腥描写，这也是不该让儿童读到的。
据说国内出版了《格林童话》原始版的中译本，引起众多学者和网友的非议，认为这种行为等于亵渎《格林童话》，且不论是否真有此事，我倒觉得不必为此操心，因为《格林童话》本来就是照原始版改写的，出版原始版的中译本也是有利学者研究的好事，又何必反对呢，难道有哪个家长会让孩子去看这种书吗？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假如我们因为有了《金瓶梅》洁本的缘故而将原本烧掉，不被外国人骂成笨伯才怪呢。
七
除《格林童话》外，还有许多带有不良情节的经典童话。比如，在著名的《贝洛童话集》中，《蓝胡子》其实是个恐怖故事，假如在深夜讲给小女孩听，她晚上不做噩梦就该谢天谢地了；在《小拇指》中，善良的妖怪之妻明明想要搭救小拇指，小拇指却从她那里骗取大量金钱，留为己用——这件事若发生在现在，小拇指就算不进少年管教所，也该写一篇深刻检讨。至于《一千零一夜》中《阿拉丁和神灯》之类的故事所表现的那种希望凭奇遇一夜暴富或游戏人生等思想，对大人、小孩都有毒害作用，这里不必多说。
不过，很多经典童话之所以需要改写，是因为它们在流传过程中留下了许多不合理的破绽。这里，仅对《贝洛童话集》中的《睡美人》做一番局部扫描，看看其中是否有破绽。
在《睡美人》中，公主在城堡被纺锤刺伤，当时国王和王后都在行宫里。可是，当国王听到公主昏迷的消息，却立刻“走上楼来”，直接探望女儿。这是故事里的第一个破绽，因为国王不可能一下子从行宫里踏上城堡的楼梯。后来，仙女让城堡里的人集体昏睡一百年，却让公主的父母在一旁着急。百年之后，当公主醒来，只知新人好，不闻父母笑，心里能好受吗？这是故事里的第二个破绽，因为这个安排不近情理。此外还有些不合理的地方，不再一一细说了。那么，为让这个故事更合理，我们在翻译时干吗不采用译写方式呢？
八
钱歌川在《翻译的基本知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初版）一书中曾引用了辜鸿铭写的一则小故事：
“昔年陈立秋侍郎兰彬，出使美国，有随员徐某，夙不解西文。一日，持西报展览，颇入神。使馆译员见之，讶然曰：‘君何时谙识西文乎？’徐曰：‘我固不谙。’译员曰：‘君既不谙西文，阅此奚为？’徐答曰：‘余以为阅西文固不解，阅诸君之翻译文亦不解。同一不解，固不如阅西文之为愈也。’至今传为笑柄。”
接下来，钱歌川提出了他的看法：
“由上面这个故事看来，可见翻译出来的文字，必须通顺达意，否则就会变成天书，是没有人能看得懂的。……徐先生……的幽默感，给了从事翻译的人们当头一棒，使他们在执笔翻译之前，先得想想：他们是翻给谁看的？当然是翻给他们的国人看的。如果国人看不懂，岂不等于劳力白费？目的既未达到，可说是完全失败了。”
“有一个比喻说得好：‘翻译文好比女人——漂亮的不忠实，忠实的不漂亮。’这也就是说，翻译时流利和忠实是很难两全的。意大利人甚至于说翻译的人是叛徒，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译得像原作一样的通顺流利，就多半不大忠实，要忠实地表达原意，一字不苟地翻译时，就要变成天书，没有人能看得懂了。”
无论译者还是读者，似乎都该好好琢磨一下这两段话。我觉得，译文更像一幅肖像画，译者则有如画家，纵使可以画得神似甚至比本人还美，却不能画得跟本人一模一样。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虽然也要遵守“信达雅”的信条，却不能像翻译科学著作那样，要求无一字无来历。只要译文能大体传神，纵使译文稍微经过改写或有些翻译错误，读者也该体谅，因为他看到的只是美女肖像，而非美女本人。
既然如此，译写或改写就不该被看作大不敬行为，因为译文有如女人，译者有如叛徒，译者之所以甘作“叛徒”，只为亲近读者，让译文变得更加“通顺流利”。当然，假如原著被译者“译写”得乱七八糟，既不能传神，也不能达意，读者自然有权大发其火，可这却是另一码事了。
忘记沉重，享受快乐
王建全
《谁是娄？肖荻诺》（后文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