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找一个看起来有八十岁的老同志，老同志姓赵，叫老赵。老赵的脸让我着实吓了一跳，他的脸上毛孔很发达，毛孔之间还有连线，纵横交错，我一看以为看到了我家的红薯地，想想红薯地没这么小，又把它看成了脸。老赵说，我这个组叫小说组，我们的职责就是审查小说。他指着桌子上小山一样的书籍说，这些书都是从国外邮寄进来的，大部分都是反动和黄色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动的和黄色的东西堵截在国门之外。
听着老赵讲工作，我的头就象正在充气的皮球，不断往大里胀。我在高校读了八年书，说穿了就是看了八年小说，我的毕业论文是明清小说研究，临毕业时，我一见到小说就患病，要四个同学抬着去校医院打点滴。老赵还没讲完工作，我就噗地一声倒在地板上了。立即有人过来扶我，老赵一个劲地说，小江怎么啦，怎么啦？有一个清醒的人发话了，他说快送车站卫检局，那儿有医生。我在昏迷前听见一个老太太在叹气，她叹着气说，现在的年青人身体素质就是差。
大家把我送到卫检局，放在病床上，医生给我挂上点滴。我这病有个特点，就是一挂上点滴就清醒。大家看到我醒了过来，都松了口气。我在床上躺了一天，把该挂的点滴都挂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认识，就是既然扎了一针，不能白扎，总得输点什么进去，至少输点能量。我在学校的时候大家也都是这个认识，每次我一晕倒，同学们就给我挂氨基酸，好歹也要挂足三天。挂氨基酸后来在南村很流行，大家有事没事都喜欢去医院挂氨基酸，气得医生护士够呛，因为工作量增加了收入并没有同步增长，但医院领导很开心，因为既可以创收又不会死人。
我第一天上班的情景就是这样。大家对我印象不好，说我是贾宝玉的老婆，弱不禁风。对此我无话可说，我比较难接受的是单位领导仍让我看小说，一点也不体谅我一看小说就发昏的实际，硬是不给我换岗。他们说，如果大家都象你这样，不喜欢自己的岗位就发昏，那单位不就乱了套。
我的工作就是看小说。每看完一本，就在一张小卡片上填几行字，内容有二，一是对书的评价，二是给书定级别，所以我的权力也算不小，国内收件人能不能收到这本书关键就看我这支笔怎么写。当然不是瞎写，也得讲原则，譬如说九级可以写成八级、七级，甚至五级，但决不能写成二级，也就是说马可以说成驴，但大象不能说成蚂蚁。这也是海关监管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当然这个原则不是我想出来的，我没那么大能耐，这是我师傅教我的。师傅比我大几岁，我进关的时候，她的工龄加关龄已经十五年了。她参加工作早，并不意味着她的学历低，她也是研究生，据说是通过自学考试从专科一直读上来的，对此我格外钦佩。我后来读了半年的自学考试，老师见我那么高的学历还读自学考试，觉得奇怪，三天两头过来审我，审完了又问我有没有同学在报社，帮他发篇论文。我实在坚持不下去，就当了逃兵。师傅学的是英语，她后来当了外语组的组长，专门审查英语的黄色和反动书籍。她手下有几个兵，专门审查其他语的黄色和反动书籍。这样我和她的距离又拉大了，明眼人都知道，中文小学生都看得懂，英文的小说或专著，别说大学生，研究生也未必能看明白。
我一直以为师傅是可亲不可近，直到几年以后我与她意外相逢，关系闪电般突飞猛进到床上。我和她交流审查印刷品的经验，师傅记忆力惊人，可以说过目不忘。她脑子里的东西跟我讲十年八年也讲不完，而且每一个故事对我来说都是闻所未闻。
二
我住在火车站后面。大院门口那条街叫马泰路。我和一个武大的毕业生住在一起，住在对面的还有几个武大的毕业生。晚饭后我们常在马路上散步，一直走到马路尽头。那里有一条大沟，沟里种满了青菜。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一百八，今天看来，这钱实在太少了，但当时还不算低。有个以工代干的同事，工作了十几年，也就拿一百七。她拿着工资表把我和她进行了长时间的对比，心里十分不平，并因此对我很愤怒，好象我是国家制订政策的人，利用职权把她口袋里那份装进自己口袋里了。尽管如此，当时的物价已经在不断地涨，我的工资还不够买青菜吃，所以我和同室看到满沟的青菜不免欣喜若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没上市场买过青菜，也不知道市场上的青菜已经涨到几块钱一斤了。一下班我们就顺着马路走向尽头，然后跳进沟里，摘菜。有一件事我们都心知肚明，那就是青菜不会自己整整齐齐地长在沟里，想到这里，我们的动作就会慢下来，慢下来并不意味着停止，我们的工资毕竟不够买青菜吃，而且又没有人来送我们去派出所，所以这项功课还得继续做下去。
有一天我们太过放纵双手，菜摘多了，吃不了，丢了可惜，我就带回单位给了师傅。师傅说她还没成家，叫我转送别的同事。这样我就养成了给同事送菜的习惯，当然不是每天都送。由于每次送菜时没有造花名册登记，难免挂一漏万，而且送的菜也未必合人家的心水，所以不到一个月我差不多把全科的人都得罪了。得罪最严重的是刘老太。刘老太就是说我身体素质差的那个老太婆，她本来已退休了，但强烈要求返聘，单位只好把她返聘回来。她是专职政工员，管全科的吃喝拉撒和思想动态，由于吃喝拉撒基本上都在家里搞掂了，所以实际上她就管后面那半截。我后来对在印刷品科的工作进行了反省，开始怀疑自己是故意把刘老太给忽略了，这样说来就显得我的心胸很狭隘，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谁对我不好我就对谁不好，这不太象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
我在大学里混进了党的组织，这使我后来面对党的优秀儿女时感到很惭愧。刘老太每次开我的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时对我这种人能够混进党的组织感到很愤怒，对此我也毫无办法。我大学时的政治辅导员是我的老乡，他每隔几个星期就要我写一份思想汇报，然后就把我塞进了党的队伍。我后来一直想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譬如说领导上让我教书，我尽管不愿意，还是会按时去上课，学生不听我讲课，自己在下面安排节目，只要不影响他人，我也不会太过为难他，而且我绝对会把课时上满，连半分钟的水都不会缩。这一点领导上派人考察过，证明我是个诚实的人。我实际上本质并不坏，只是有时难免会放纵一下自己。刘老太一点也不考虑我的这段心路历程，在她看来，我每项活动都是针对她的。这样我的处境相对其他人来说就要悲惨得多。譬如说我有个脱痔的怪毛病，三天两头，这位痔兄就要探出头来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每次大解难免会花点时间来敷衍它，蹲厕所的时间就很难确定，有时长，有时短，最长超过三小时，站起来两眼发黑，一头栽到在地。这个悲惨的故事不能老挂在嘴边逢人就说，不明就里的同事对我老占着茅坑就有些意见，心地好点的人说我有恋厕癖，心地坏的人说我偷懒。刘老太就不是说不说的问题，她恨不得杀了我。这老太婆泌尿系统有毛病，她那尿不受小脑控制，有时一上午拉不了一泡尿，有时一小时要拉几泡，我占着茅坑就等于戕害她的身体，对此我深以为歉，但我也没有办法。刘老太是管吃喝拉撒的，她都没办法，我连吃喝拉撒都摊不上管，更没办法了。我也找领导闹过，要领导再建一个茅坑。领导说，我们是在人家的地头上，建不建茅坑由人家说了算。领导说，人家未必愿意建多一个茅坑呢。说得也是，我们天天拆人家的邮件，而且还扣你没商量，害得邮局天天有收件人来找麻烦。如果我是邮局的领导，我就让海关把屎尿憋回家里去。可惜我不是邮局的领导，我只是一个新入关的海关干部，整天给刘老太追得屁滚尿流，连拉屎都给她监视。
上班对我来说真是活受罪。我一见到刘老太就双腿发软，我特别怕她拿眼看我，她眼睛又大，眼神又足，两道眼光就象两把无影剑。一想到她两眼在看我，我就背脊发凉，把跟师傅在一起的一点欣喜劲也丢了。师傅年纪是大一点，但有气质，洁净、素雅、漂亮、大方，跟她在一起，我才有点精神劲儿。两人整天面对，又看些五颜六色的东西，难免心猿意马，我的眼神就老往师傅的敏感部位上走。那些天，一出办公室，眼圈发黑，四肢酸软，眼里就只见女人的乳房和大腿，有好几次差点给汽车撞死，幸亏师傅跟在后面，推我一掌，拉我一把，救了我的小命。师傅怕我走火入魔，很是担心，叫我晚上去找点节目。那时我还不知道晚上找节目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去哪里找节目。
托刘老太的福，她把我的病治好了。我整天背脊发凉，心火就上不来，走在马路上，也不会把汽车当女人。在办公室，眼神还免不了往师傅身上走，但次数没那么多。师傅还能忍受。
三
我在拆印刷品的时候，一不小心拆了一封信，拆开了才发现是美国领事馆的。在海关，这就叫出了事，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外交信函是免验的。我一个堂堂的研究生，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自然是不可原谅的。领导批评我，叫我停下手里的活，让师傅带着去一趟公安局，让公安同志把这封信复原。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我还没干过，而且我长这么大还没去过公安局，因此觉得撕一封领事馆的信，挨一回批还是蛮值得的。再说可以跟师傅单独外出，又避开了刘老太，真可谓一石数鸟。所以我后来一看到领事馆的信，不管是美国的，英国的，还是阿联酋的，都忍不住产生撕信的冲动，之所以没撕，一是不能老出事，二是怕见公安局的阿双。阿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