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篇一律的回答，我心里想，这个年轻人从某个红军宣传员那里把答话学得很好。第二天，在红军士兵的一个大规模集会上，我十分惊奇地发现他是主要讲话的人之一，他自己就是个“宣传员”。他们告诉我，他是军队里最好的演说家之一，而在这次大会上，他对当前的政治形势，以及红军要停止内战并同一切抗日军队成立“统一战线”的理由，作了一番很简单而又充分的说明。
我遇见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他曾经是上海一家机器厂的学徒，他同三位同伴历尽各种危险，到了西北。我见到他时，他是保安无线电学校的学生。我问他是否惦记上海，可是他说不惦记，他在上海没有什么牵挂，而他在那里有过的唯一乐趣是望着商店橱窗里的美味食品——这他当然买不起。
但我最喜欢的是保安一个当外交部交通处处长李克农通讯员的“小鬼”。他是一个约十三、四岁的山西少年，我不晓得他是怎样参加红军的。他是少年先锋队中的“花花公子”，对于自己的那个角色，态度极其认真。他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条军官皮带，穿着一套整洁合身的小军服，帽檐什么时候发软了，总是衬上新的硬板纸。在他的洗得很干净的上衣领口里面，总是衬着一条白布，露出一点。他无疑是全城最漂亮整齐的士兵。毛泽东在他旁边也显得象一个江湖流浪汉。
由于他父母缺少考虑，这个娃娃的名字恰巧叫做向季邦（译音）。这个名字本来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季邦”听起来十分象“鸡巴”，因此别人就老是叫他“鸡巴”，这给他带来无尽的耻辱。有一天，季邦到外交部我的小房间来。带着他一贯的庄重神色，喀嚓一声立正，向我行了一个我在红区所看到的最普鲁士式的敬礼，称我为“斯诺同志”。接着，他吐露了他小小心灵里的一些不安来。他是要向我说清楚，他的名字不是“鸡巴”而是“季邦”，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他在一张纸上细心地写下他的名字，把它放在我面前。
我惊奇之下极其严肃地回答他，说我只叫他“季邦”，从来没有叫过他别的名字，而且也不想叫他别的名字。我以为他要我选择军刀还是手枪来进行决斗呢。
但是他谢了我，庄重地鞠了一躬，又向我行了那个十分可笑的敬礼。“我希望得到保证，”他说，“你替外国报纸写到我时，可不能写错我的名字。要是外国同志以为有一个红军士兵名叫‘鸡巴’，那是会给他们留下一个坏印象的！”在那个时候以前，我根本没有想把季邦写进这部不平常的书里来的，但经他这样一说，我在这件事情上别无选择，他就走了进来同蒋总司令并排站立在一起了，尽管有失历史的尊严。
在苏区，少年先锋队员的任务之一，是在后方检查过路旅客，看他们有没有路条。他们十分坚决地执行这项任务，把没有路条的旅客带到当地苏维埃去盘问。彭德怀告诉我，有一次被几个少年队员喝令站住，要看他的路条，否则就要逮捕他。
“但是我就是彭德怀，”他说。“这些路条都是我开的。”
“你是朱总司令我们也不管，”小鬼们不信说。“你得有个路条。”他们叫人来增援，于是有几个孩子从田里跑来。
彭德怀只好写了路条，签了字，交给他们，才能够继续上路。
总的说来，红色中国中有一件事情，是很难找出有什么不对的，那就是“小鬼”。他们精神极好。我觉得，大人看到了他们，就往往会忘掉自己的悲观情绪，想到自己正是为这些少年的将来而战斗，就会感到鼓舞。他们总是愉快而乐观，不管整天行军的疲乏，一碰到人问他们好不好就回答“好！”他们耐心、勤劳、聪明、努力学习，因此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就会感到任何国家有 了青少年就不会没有希望。在少年先锋队员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只要这些少年能够得到解放，得到发展，得到启发，在建设新世界中得到起应有的作用的机会。我这样说听起来大概好象是在说教，但是看到这些英勇的年轻人。没有人能不感到中国的人并不是生来腐败的，而是在品格上有着无限发展前途。
三实践中的统一战线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我在宁夏、甘肃前线的时候，彭德怀部下的军队开始一边向黄河西移，一边向西安兰州公路南移，以便同北上的朱德的部队建立联系，这一行动后来在十月底出色完成，会师后的两支大军占领了西安兰州公路以北的甘肃北部几乎全部地方。
但是红军现在既然为了“迫使”国民党抗日，决心要同国民党觅求妥协办法，因此日益变成了一支政治宣传队，而不是一支一心要想用武力夺取政权的军队了。党发下了新的指示，要求部队在今后行动中遵守“统一战线策略”。什么是“统一战线策略”？也许在这个期间军队活动的逐日的记载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包头水（译音）九月一日。离一方面军司令部预旺堡，步行约四十里，指挥员彭德怀一边与骡夫说笑话，一边和大家闹着玩。所到之处颇多山。彭德怀司令部在此小村中一个回民老乡家中过夜。
墙上马上挂起地图，电台开始工作。电报来了。彭德怀休息的时候，请回民老乡进来，向他们解释红军的政策。一个老太太坐着同他几乎聊了两个小时，数说自己的苦处。这时红军的一支收获队走过，去收割逃亡地主的庄稼，由于他逃走，他的土地就被当作“汉奸”的没收充公。另一队人给派去守护和打扫本地的清真寺。同农民的关系似乎很好。本县在共产党统治下已有好几个月，不用缴税，一星期前本县农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向彭德怀送来了六大车的粮食和辎重，对免税表示感谢。昨天有几个农民送了彭德怀一张漂亮的木床，使他感到很高兴。他把它转送了本地的阿訇。
李周沟（译音）九月二日。清晨四时上路。彭德怀早已起身。遇到十个农民，他们是随军从预旺堡来帮助抬伤兵回医院的。他们自告奋勇这样做，是为了要打马鸿逵，他们痛恨他，因为他强征他们儿子去当兵。一架南京轰炸机在头上飞过，侦见我们，我们四散找掩护，全军都躲了起来。飞机绕了两圈，扔了一个炸弹——照红军说是“扔了一个铁弹”，或者“掉了一些鸟粪”——然后扫射马匹，又飞到前面去轰炸先锋部队了。有个战士找掩护慢了，大腿受了伤——一处轻伤——经包扎后继续上路，不用 搀扶。
我们要在这个小村过夜，从这里望去，什么都看不见。有一团敌军守在附近一个堡垒里，十五军团派了部队去攻打。
从预旺堡发来的无线电消息说，今晨有敌机空袭该城，扔了十颗炸弹，死伤农民若干，战士无伤。
碉堡子（译音）九月三日。离李周沟，一路上许多农民出来，给战士送来白茶——即热水，这是这一带最爱喝的饮料。伊斯兰教老师来向彭德怀告别，感谢他保护学校。走近碉堡子（现在已到预旺堡以西一百里的地方）的时候，马鸿逵的一些骑兵从一个孤立的阵地撤出来，冲进我们的后方，距离只有几百码。聂参谋长派司令部的一队骑兵去追逐，他们急驰而去，扬起一阵尘土。红军一队驮兽遭到袭击，又派一队人去夺回骡子和物资。运输队完整无损在回来了。
今天晚上布告牌上贴了一些有趣的消息。李旺堡已被围，在那里附近的一个碉堡，一颗迫击炮弹落了下来，几乎命中徐海东的司令部。死了一名少先队员，伤了三名战士。在附近另一地方，一名白军排长在侦察红军阵地时被突击队活捉。他受了轻伤，被送到司令部来。彭德怀在无线电里大发脾气，因为让他受了伤。“不是统一战线的策略，”他说。“一个口号抵得上十颗子弹。”他向参谋人员讲了一通统一战线和如何付诸实践的道理。
农民们在路上卖水果和西瓜，红军买东西都付钱。一个年轻战士同一个农民讨价还价半天，最后把一只心爱的兔子换了三只西瓜。吃了西瓜以后，他很不高兴，要把兔子还给他！
电话传来一个报告说，有一团敌军已被（一军团）二师包围。向敌军致了高喊欢迎的友好口号和吹军号的“敬礼”。因为他们没有吃的，红军送去了二百头羊，附去一信解释红军的政策。白军答应下午答复。红军在信中提出了统一战线纲领，双方讲和，如果对方后撤就不开枪追击。两点钟时这一团兵（他们是马鸿逵的部下）后撤了。彭德怀高兴地说，“这是统一战线斗争中的胜利一步。”但还是有一些红军对他们开了枪，不过这似乎是极少数的“个人主义者”。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眼看这些快到手的武器白白丢了。他们为此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又给他们上了几课，讲统一战线的道理。有些战士不懂这个道理，要想俘虏白军，但是不许他们这样做。这次红军本来还可以俘获一队骑兵的，但是奉令不得如此。
一般战士反对统一战线纲领的这个倾向，今晚由彭德怀和政治部加以讨论。他们觉得“必须进行更多的教育工作”。
另外一条消息：在马良湖（音译），有一批敌军越过战线到红军这边来参加群众抗日大会。他们没有带枪，应红军之邀由团长带领前来听讲话。该团长说，“至于日本人，我们是准备打的。问题是怎么打。”他告诉红军说，他的团里和马鸿逵部下的每一个团里，不论是汉民团还是回民团，都至少有三个法西斯（蓝衣社）特务，因此要进行合作必须保密。
徐海东骑了他的大骡子来和彭德怀、左权（一军团司令）开会。会后他讲了一个十五军团“小鬼”的故事，他是前线的通信员。他奉令去送信，路上得绕过敌军占领的一个碉堡。他不走山路，有意走直通敌军碉堡枪口的大路。白军一见到他就派一队骑兵来追他，但他有一匹快马，又不用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