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张学良对总司令还没有失去信心。在他们的全部交往的关系中，张学良对那个长者始终忠心耿耿，从未动摇，他曾经三次拯救那个长者的政权免于崩溃，而且充分信任那个长者的识见和诚意。他显然相信蒋介石所说的要收复满洲，决不再未经抵抗就让出一寸领土的话。但是，一九三五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继续进行侵略，成立了冀东傀儡政权，并吞了一部分察哈尔，提出了华北脱离南方的要求，对此，南京已经默认了一部分。少帅麾下的官兵甚为不满，特别是在调到西北继续对红军打不受欢迎的内战，而对日本却不开一枪以后，更是普遍啧有怨言。
在南方同红军打了几个月的仗以后，少帅和他的一些军官开始有了几点重要的认识：他们所打的“土匪”实际上是由抗日爱国的能干指挥员领导的；“剿共”这件事可能要继续好几年；一边同红军打仗，一边要抗日是不可能的；而在这期间东北军却在同自己毫不相干的战事中很快地消耗兵力，土崩瓦解。
尽管如此，张学良把他的司令部迁到西北以后，仍开始大举进攻红军。有一阵子他打了几次胜仗，但是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和十一月间，东北军吃了大败仗，据说丢了整整两个师（一〇一师和一〇九师）和另外一个师（一一〇师）的一部分。成千上万的东北军士兵“投向了”红军。也有许多军官被俘，扣了一阵子受“抗日教育”。
这些军官释放回到西安以后，大肆赞扬地向少帅作了关于苏区士气和组织的报告；特别是关于红军有诚意要停止内战，用和平民主方法统一全国，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给了张学良很深刻的印象。使他印象更为加深的是，他的部队送上来的报告说，全军都有反对与红军作战的情绪，红军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同我们一起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影响到了东北军的全体官兵。
与此同时，张学良本人也受到了强烈的左倾影响。他的东北大学的许多学生来到西安，在他手下工作，其中有些是共产党员。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日本在北京提出要求以后，他传话到北方去，凡是抗日的学生，不论政治信仰如何，都可以投奔到西安府来。在中国其他地方，进行抗日宣传的人都遭到南京的逮捕，唯独在陕西，他们却受到了鼓励和保护。张学良的一些年轻军官也受到学生的很大影响，当被俘的军官从红区回来，谈到那里到处都有公开的抗日群众团体和红军在人民中间的爱国宣传时，张学良开始越来越把红军当作天然的盟友而不是敌人了。
据王牧师告诉我，就是在这当儿，也就是一九三六年初，有一天他去拜访张学良，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红区的。”
张学良吃了一惊，跳起来瞪着眼睛说：“什么？”你敢到这里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不知道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压出去枪毙么？”
①这位“王牧师”的这名士董健吾。②当时英国工党领袖（一八六六——一九三七年）。——译注
三
汉代青铜 （下）
王牧师详细作了解释。他说他同共产党有联系，知道许多张学良应该知道得情况。他谈了很久，谈到他们政策的改变，谈到中国需要团结抗日，谈到红军为了使南京抗日愿意作出很大的让步，因为这一政策，红军认识到他们单方面是不能实现的。他建议，由他来安排一次会见，请张学良和某些共产党领导人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张学良开始时很惊异，后来却留心地听了这一些话。他有一个时期以来就一直在想他可以利用红军：现在看来他们也显然认为可以利用他；那么好吧，也许咱们可以在结束内战团结抗日的共同要求的基础上互相利用一下。
最后王牧师还是坐了张少帅的私人飞机飞到了陕北的延安。他进了苏维埃中国，带回了一个谈判方案。过了不久，张学良本人飞到延安去，见了红军指挥员周恩来（关于他的情况下文还要述及）。在经过了同周恩来长时间的详细讨论以后，张学良相信了红军的诚意，相信了他们的统一战线建议的合理可行。
东北军与共产党之间的协议的第一步执行就是停止陕西境内的战事。双方未经通知对方都不得调动兵力。红军派了好几个代表到西安府去，穿上了东北军的制服，参加了张学良的参谋部，帮助改组他的军队的政治训练方法。在王曲镇开办了一所新学校，张学良把他部下的低级军官送去集训，课程有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和日本如何征服满洲以及中国因此受到什么损失的详细统计。另外又有成百上千的激进学生纷纷来到西安，进了另外一个抗日政治训练学校，少帅也经常去做演讲。东北军中采用了苏俄和中国红军所采用的政治委员那种制度。从满洲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头脑封建的年老高级军官给撤换了，张学良提拔了激进的年轻军官来代替他们，指望依靠这些年轻军官作为建设新军的主要支柱。在张学良“花花公子”时代包围他的一些腐败的阿谀谄媚之徒也由东北大学的热心认真的学生所代替。
但是这种改革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东北军不再同红军作战，在陕晋交界处，在甘肃、宁夏，仍有南京军队驻扎，激战仍在进行。张学良与共产党真正关系的消息没有泄露给报界。蒋介石在西安的特务虽然知道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之中，但是他们无法得悉确切的内容。偶尔有卡车开到西安来，载着一些共产党乘客，但是他们在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他们都穿着东北军制服。偶尔有其他卡车离西安去红区，也没有引起怀疑；因为这些卡车同其他东北军区前线的卡车没有什么两样。
在我到了不久之后，王牧师又一次告诉我，我就是要搭这样的卡车到前线去。坐飞机的计划告吹了：这样做有可能引起少帅难堪，因为如果有一个外国人丢在前线不回来，他的美国飞行员可能嘴快说出来。
一天早晨，王牧师同一个东北军军官，或者至少是个穿着东北军军官制服的年轻人一起来见我。他建议我们到西安城外汉朝古城遗址一游。在旅馆外面有一辆挂着窗帘的汽车等着我们，我们进了汽车以后，我看到里边坐着一个头戴一副墨镜，身穿一套国民党官员穿的中山装的人。我们驱车前往汉朝一个皇宫的遗址，在那里，我们走上了有名的汉武帝坐在他的御殿里君临天下的隆起的土堆。你在这里还能拾到一些二千多年以前大屋顶上的碎瓦片。
王牧师和那个东北军军官有几句话要说，所以他们站在一旁说话去了。那个国民党官员在我们坐汽车出来的尘土飞扬的路上一直坐在那里没有说话，这时向我走了过来，卸下墨镜，摘掉白帽。我这才看出他相当年轻。他的一头黑油油的浓发下面，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他的青铜色的脸上露出了恶作剧的笑容，在他卸掉那副墨镜以后，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制服是件伪装，他并不是个坐办公室的官僚，而是个户外活动的人。他中等身材，看上去力气不大，所以当他走进过来，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时，我没有想到他的手象铁抓子似的那么有力，不仅痛得退缩了一步。我后来注意到，这个人的行动有一种黑豹的优美风度，在那套硬邦邦的制服底下，一点也不失轻巧矫捷。
他把脸凑近我，露出笑容，锐利的眼光紧紧地盯着我，把我的两条胳膊紧紧地握在他的那双铁爪子中，然后摇摇脑袋，滑稽地撅起了嘴，向我眨着眼！“瞧瞧我！”他低声说，好像一个有什么秘密的孩子一样高兴。“瞧瞧我！瞧瞧我！你认出我来了吗？”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他兴奋地不知在说些什么东西，结果这种兴奋情绪也感染了我，但是我觉得很尴尬，因为我不知说什么才好。认出他来了吗？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他那样的中国人！我抱歉地摇摇头。
他从我的胳膊上松开一只手，用手指指着他的胸膛。“我以为你可能在什么地方见过我的照片，”他说。“我是邓发，”他告诉我说——“邓发！”他的脑袋像后一仰，看着我对这个炸弹的反应。
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五万元要他的首级！
邓发泄漏了他的身份以后高兴得跳了起来。他压捺不住自己，对目前这样情况感到好玩：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中心，不把到处追击他的特务放在眼里。他看到我，一个自告奋勇到“匪”区去的美国人感到很高兴——不断地拥抱我。他什么都愿意给我。我要他的马吗？啊，他的马好极了，红色中国最好的马！我要他的照片吗？他收集的不少，都可以给我。我要他的日记吗？他会带信到仍在苏区的妻子，把这一切，还有别的东西都给我。他后来真的没有食言。
真是个你意想不到的中国人！真是个你意想不到的赤匪！
邓发是个广东人，出身工人阶级家庭，曾经在一艘来往于广州与香港之间的轮船上当西餐厨师。他是香港海员大罢工的一个领导人，被一个不喜欢罢工的英国警察打伤了胸口，折断了几乎全部肋骨。他接着就成了共产党，进了黄埔军校，参加了国民革命，一九二七年以后到江西参加了红军。
我们在那个土堆上站了一个多小时，一边谈话，一边看着下面绿草掩盖的皇城遗址。我无法向你形容那一时刻在我感情上引起的奇怪冲击——由于我们所在的环境而这么强烈，又是这么奇怪地富有预兆性质，这么奇怪地超脱于我、超脱于中国的那部分变化无穷的历史；因为这些共产党人把这个地方当作我们四个人可以安然无事地碰面的安全场所，似乎是很不协调的，但是又是很合乎逻辑的，而且毕竟是在这里，在两千多年以前，当时已经够激进的大汉族统治着一个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