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我想起我过去所有的男人。”老妇人说。“非常像。包括他的手。”
我不仅不能翻译，而且在考虑是不是假装没听见。按摩师在我看来很普通，中等个，瘦瘦的，二十多岁。他让她想起她过去所有的男人。怎么会是他？他们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他怎么就成了所有？仅仅因为他是个男人？还是由于当时的气氛正好契合老妇人回忆男人的心情？
那两个月我接触了不少日本人，可我们之间的谈话都是约定俗成的，哼哼哈哈的客气话。我没必要得罪他们，他们也不会跟我掏心掏肺。偶尔他们会给我讲讲自己的心情故事，可我明白大多数虚饰而夸张，是放松的心情下的倌马由缰。他们把一种情绪留在中国，就像蜕掉一张壳，然后一身清爽回去继续过他们本来的生活——我猜也猜不出来的生活，说实话，我也不想猜。
按摩师听不懂老妇人的话。他盯着老妇人浴衣上的条纹，还是继续刚才的手法，速度放慢了，动作徐缓了，从暴出的青筋看，他的手上又加上了劲。
我不知道怎样讲这个故事，总有一些事使你领悟到人生并不轻易，当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不错的跨栏运动员，还是能够像往常那样起跑有力摆动充分，可以毫不费力地跨过栏架的时候，你踢到了横梁。你的节奏被打乱，再也找不回来，倒地之前的挣扎成为扑向失败的努力。
在你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某个时刻，时钟突然停摆，而打击之声从远方传来。
即使如我只是坐在一旁听老妇人讲话，以为干的是一份轻闲得不能再轻闲的差事，见的是一个永远不会再见的人，即使如我所料这两样都应验了，事情整个还是朝着另一度空间翻转，使我自大的想象力一脚踩空。
人死之后，一定有什么东西留了下来，那种东西无色无味销匿于无形，却织成蛛丝一般的天罗地网，使得活人的举手投足无不受其牵制。只要稍一屏息，天罗地网就兜头罩上。
磁带替我修复了记忆，使我确凿无疑有什么曾经发生过。
那以后一年我拿到了文凭，找了一份还算理想的工作。我侧身挤入人流，希望在消失的过程中能够找到一些消失于人群的证据。未来是否光明我不知道，我渐渐感到未来是不存在的，现在集结了所有的过去，像是一座摇摇欲坠的高塔的尖顶，站在塔尖上我无法向下望，只有战栗。一些未来在向我袭来的过程中变成建筑现在的砖石，另一些未来呢，它们早晚会在我脚下。
老妇人回国后我们还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我对她的了解是回溯式的，符合我对任何陌生人的了解程序一我先是见到了这个人，看见她现在的一些状况，如果她愿意说，那么她的过去，她的脚下的那座塔的组成她会向我一一说明。可是我依然感觉到隔膜，我们只此一面，在大洋的两边手握各自的听筒，通过海底电缆释放声波。我无法了解她的身在其中的世界。
我去过日本，不过三两天，去的地点不是她所在的东京，也没有联系她。我有些怕她，总觉得她是那种掌握了某种密码的人。那三两天使我对日本更加疏远，短暂的接触破坏了我的想像的完整性——几乎毁灭了我想像的愿望。
老妇人说过几次：“你让我想起我的女儿。”
这话让我毛骨悚然。之所以跟老妇人保持联系我也不是没有私心，我想也许有机会去日本留学，她可以做我的担保人。可是我没有做一个陌生人的女儿的打算，也就断了去日本留学的心思。我从不给她打电话，只等她给我打，大约因为我足够耐心和善解人意。其实后一点我没有做到，我只是看起来善解人意而已。这件事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从各种渠道得知，她的确是个作家，在日本还是个神话般的人物。
老妇人很年轻的时候便在文坛出道，那时大约不到二十岁。她的几个小说在《文艺春秋》上发表，引起了读者和评论家的聚焦。用望远镜显微镜打量过一遍以后，大家对以下这点达成共识，即：作者是个在生活的烂泥塘里摸爬滚打了多年的人，年龄在四十岁以上，一时手痒才写了几个小说娱乐。小说的调子是谐谑的，语气轻松，话都是绵里藏针说的，让人边看边想笑，待笑过之后又不可名状地悲哀。及至她露面，大家才发现作者不过是个美少女——容貌秀丽，很少说话，低下头浅笑，跟普通的女孩没什么两样，也许还要更害羞。
日本震惊了。
人们在震惊之后做的便是平衡自己的震惊，于是各种溢美之词便加在她的身上，舆论对女人一向是不吝赞美的，何况是对一个如此年轻的女人。除了年轻、美貌，她还具备一种悲喜剧之间的平静，悲是她的背景，喜是她的面具，而处于背景跟面具之间的她的身心，没有人知道。
除了铺天盖地的不知从何而来的赞美，她的生活中还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男人，他们同样不知来自何方，反正她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一致是在表达景仰、爱慕。而她以前认识的男人—日之间都消失了，不是掘地三尺藏了起来，就是见面跟她说起话来也不知所云，像是换了—个人，也把她当成了另外一个人。
她夜夜都做新娘，坐在男人们抬起的轿子上，天天听普通女人一辈子也听不到的甜言蜜语。
“我的悲哀就是一个人坐云霄飞车，只能听到自己的尖叫。”我记得她说。
老妇人有一段时间没给我打电话，我也几乎把她忘了。生活正以没顶之势把我掀翻，我不得不学习潜水：买潜水用具啦，参加潜水班啦，跟潜水班的教练同学搞好关系啦，下决心再也不对陆地产生非分之想啦，总之事情多得来不及做。过了很久我才又接到了来自日本的电话，这回是老妇人的儿子——她从没跟我提起她有儿子，而电话那头的男人说是她的儿子。
“我母亲去世了，她有一些东西留给你，如果你不反对的话。”
我非常惊愕。尽管我从来没等过老妇人的电话，可我相信她一直会打来。记不清最后一个电话里我们说了些什么了。
原来老妇人几年前就得了癌症，算来她来中国的时候已经疾病缠身。
“她熬过了人生中最后的几年，非常痛苦。”她的儿子说。
那段日子我天天等着日本给我的包裹，猜测老妇人会给我什么。我是她的什么人呢，竟能受她如此恩惠。不管是什么，我从来没有得到过受人遗物的待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恩惠——一个人在去世之前想着亲人和朋友，默默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妥帖。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觉得生的沉重远不如死的沉默来得有分量，那种沉默把你一锤子就砸懵了。
我将得到一份带着永恒烙印的礼物，我根本无颜接受。
我从来没有把她当成自己至亲的什么人，甚至连朋友也不是。我不过是顺水推舟，让她来满足我的虚荣心。我的聆听代表不了什么，我不习惯把电话挂断罢了。
等了很久，也没有等到包裹。
我开始收集她的资料。她是如此著名，以至于我稍稍留心，便能知道她的一切。她的传记在她死后隆重推出，被译成中文。译者的文字实在不敢恭维，我想办法找了原文来看。
她确实有过一个女儿，不到两岁就夭折了。她嫁过两次，这是我没料到的，即使她有过女儿，我还以为她是单身，单亲母亲更符合一个女作家的形象，而她居然嫁过。其实她提起过，那时我没在意。
在她的两段婚姻里，她没有写下任何文字。她的两任丈夫都是人们攻击的对象，大家认为正是他们毁灭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女作家的灵感。每次离婚之后，她的灵感都排山倒海而来，她最著名的书都是那些日子里写成的。
我要不要看她的书呢？罢了。如果她留给我的是她的书的话，那我就看，否则我不看。我对小说没有什么兴趣。
人们一直在猜测女作家的第二次婚姻，她嫁给了一个管道工——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相貌平常的管道工，笨嘴拙舌，是那种一般的女人看都不看一眼的人，还带了一个孩子——应该就是那个给打我电话的自称是她儿子的人。不过他们很快就离了婚，这样新闻记者们终于不用再日夜死守在她家门口，只为了拢到诋毁管道工的证据。
她的婚外生活则要精彩得多，如果说她的婚姻对象都是过于平庸的男人的话，那么在婚外她走了另一个极端，她的情人都是卡萨诺瓦般的浪子，浪子们毅然回头，着魔般地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人们相信即使卡萨诺瓦重生，也逃不出她的手掌。
传记还提到了她的收藏癖好，这是人们在她死后才发现的。人们惊异于堆满了好几个房间的破烂，那些东西落满了灰尘。还有一堆各种式样的空玻璃瓶。
日本的包裹比想象中的要遥远。是她的儿子忘了，还是中途遗失了？我连那边的电话也没有。我突然觉得除了等待一个包裹其实我并没有什么事可做。睡觉的时候我在等包裹，刷牙的时候等包裹，走神的时候等包裹，打开窗户的时候也在等包裹。
每次开邮箱我都感到失望，世界这么大，谁会去注意一个死人留下的礼物，并把它递到我的手上。时间像流水一样一去不返，带着我们永不回头。在等待中我遗忘了等待，或许等待成了我的一部分我却不自知。
有一天我整理东西，突然翻出了那盘磁带。磁带的盒子很旧了，写着“日语听力”几个字，旁边还画了星号。我一下子想起来了，就是当年我在饭店录的跟老妇人的对话，后来又录过 ROLLING STONE的拼盘，以至于对话的最后还有《当眼泪滑落》那首歌。我翻来覆去地听，算来时间已经过了十年。
这十年里我生龙活虎谈了很多次恋爱，可是始终不成，我开始怀疑自己恋爱的能力。我无法把恋爱进行到底，走到结婚这步。当两个人越来越了解，新鲜感消失了，接踵而来的都是问题。一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