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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青年》内部，一开始就蕴含着差异的。陈独秀的排他主义，胡适就觉得不妥，以为不太公正。而钱玄同的急躁，后来也受到同人的批评。鲁迅在胡适身上，大概看到了一点表演的成分，在他们关系尚好的时候，还在小说中奚落几句，开开玩笑。分歧固然在，但那时的目标因为是与旧的营垒作对，彼此并不深议，不过深藏心里而已。高兴的时候，直面而谈，争论得面赤耳红，也是有的。所以翻检那时的旧文，看彼此间的信札手迹，倒让人生出羡慕。坦诚与激烈，博大与幽远，都可以感到。那是后来的学人自叹弗如的。
钱玄同在那个圈子里，一直是个活跃人物。他口无遮拦，信马由缰。文章一泻千里，酣畅雄放。他因了章太炎的影响，走的是偏执之路，凡事要纯粹处理，尤对学术不会温吞之态。他在《新青年》发表的许多观点，在那时被视为怪论，林琴南后来就撰文，对其大加贬损。钱氏的文章，篇篇有着火药之味，他写的《随感录》，对遗老遗少就不客气，大有吞灭之势。而言及学术，对旧式文人是蔑视的。陈独秀撰文虽有狂态，但并无蛮气。钱氏则不然，狂妄之语的背后，野性的东西多了，总觉得有些孟浪。比如谈及文字问题时，不仅改革，且废汉字，以拉丁化的方案代替象形字，真真是刨了自己的祖坟。他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说：
所以我要爽爽快快说几句话：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子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这样一种态度，在学理上有些过分，比陈独秀还要偏颇。读他的系列文章，印象是意气的地方多，缺乏严密的逻辑。他和陈独秀一样，许多理论没有操作性。倒是胡适的尝试的态度，周氏兄弟创作中的摸索，让人感到切实。那是大地上的耕耘，非空中的楼阁。许多年过去，《新青年》的同人们的著述，唯胡适、周氏兄弟的一直畅销，那也说明了尝试比空谈更为重要。
鲁迅曾讥讽钱玄同是个好发空论的人物。不是没有道理。但他的空论，有时笑态可掬，也让人觉出其中的可爱。周作人就喜听钱氏的妙语，以为大有可借鉴的地方，并非一文不值。而在胡适看来，钱氏的失误是过急，缺少分寸，过犹不及，就是这个道理。有一次，胡适致钱氏的信中，说得语重心长：
中国文字问题，我本不配开口，但我仔细想来，总觉得这件事不是简单的事，须有十二分的耐性，十二分的细心，方才可望稍稍找得出一个头绪来。若此时想“抄近路”，无论那条“近路”是世界语，还是英文，不但断断办不到，还恐怕挑起许多无谓之纷争……老兄千万不可疑心我又来“首鼠两端”了。我不怕人家攻击我们，只怕人家说我们不值得攻击。
对胡适的批评，钱氏有所保留的。他以为这位友人和旧的存在过分“周旋”，大有费时费力之态。对陈腐的存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刀两断，各自东西，从此开始新的生活。可是胡适却从渐进的、可操作的原则上，坚持温和主义的立场。他和钱氏的分歧，也可看出是与陈独秀诸人的摩擦吧？
不错，《新青年》诸君，并非个个是大度雅量的人，他们有时也略有圈子化，唯我主义的立场。像钱玄同、刘半农上演的“双簧”，不过内部的自编自导，对别人骂自己的文章，就并不都敢刊出。大概是1919年的七八月之间，胡适推荐了张谬子的文章，欲发于杂志上。钱氏因为他是个反对派，怒而拒之，且扬言要退出《新青年》。胡适便去信解释，委婉地批评了这位老兄：
至于老兄以为若我看得起张碍子，老兄便要脱离《新青年》，也未免太生气了。我以为这个人也受了多做日报文字和少年得意的流毒，故我颇想挽救他，使他转为吾辈所用。若他真不可救，我也只好听他，也决不痛骂他的。我请他做文章，也不过是替我自己找做文的材料。我以为这种材料，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老兄肯造王敬轩，却不许我找张豂子做文章，未免太不公了。
在这段的批评里，道出了同人中一部分思想上的障碍。江湖之气与党派之气一旦与学问结合，便会呈现出独断主义的学术。不过胡适太看重了学术良知，却忘记了顽固势力的残忍、庞大。他后来屡屡在文坛与政坛中受挫，大概是太宽恕对手，不诸世侩的手段吧？而在鲁迅看来，钱氏之弊在于空，胡适之短在于柔。大学里的教授，只有学术良知，却无与恶势力直面的手段，失败是必然的。鲁迅那时是主张决然的态度的。他以为对旧的势力一旦用柔弱的态度待之，自己就有可能被害于其中。鲁迅敢如此来说，非洋人的学理作怪，亦不是个人恩怨所致，而是生活的经验所得。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张勋复辟，看来看去，于是得到一个结论：“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学者的良心，有世侩的手段，但这类人才，怕教员中间是未必会有的。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我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说这句话时，《新青年》已经分裂，有的高升，有的隐去。鲁迅已把目光，放到别一世界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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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象出那个时代的氛围吗？那一群人确有许多令人神往的地方。学术态度、思想境界且不用说，仅就彼此交往的方式，情感的走向，就让后人品味再三吧。《新青年》里的人并非个个正襟危坐，或只会道德说教，他们一些人的幽情，觉得其状不亚于六朝之人。那一群人中，鲁迅沉默寡言，但偶一谈吐，便语含谐意，趣味横生。钱玄同爱说笑话，刘半农态似顽童。李大钊与人相处有亲和之力，没有读书人的架子。周作人有点儒雅之气，但开起玩笑也颇为放松，不像他的文字那么宁静。曙天女士有一篇《访鲁迅先生》，记录了周氏兄弟的特点：
我开始知道鲁迅先生是爱说笑话了，我访过鲁迅先生的令弟启明先生，启明先生也是爱说笑话的。然而鲁迅先生说笑话时他自己并不笑，启明先生说笑话时他自己也笑，这是他们哥儿俩说笑话的分别。
以说笑，调侃进行着自由思想的交流，正是新文人不同于旧儒的地方。周氏兄弟与友人们都挺“现代”，虽穿着长袍，写着毛笔字，玩玩古董，但也不过鉴赏的态度，对人生的看法，也有鉴赏家的眼光。远远地打量着，并不轻易走进对象世界。那时候在鲁迅的住所八道湾，是有一个定期聚会的，我们把它说成沙龙，也不错吧。沈尹默后来回忆说：
“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日，八道湾周宅必定有一封信来，邀人去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每年必到的是：马二、马四、马九弟兄，以及玄同、柏年、逷先、半农诸人。席上照例有日本新年必备的食物——粢饼烤鱼之类，从清晨直到傍晚，边吃边谈，作竞日之乐。谈话涉及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鲁迅每每冷不防地、要言不烦地判中了所谈对象的要害，大家哄堂不已，附和一阵。当时大家觉得最为畅快的，即在于此。
鲁迅、周作人和自己的友人在一起时，说话都挺放肆，彼此坦然得很，并不存有戒心。友人们对周氏兄弟，大概也是如此。你看钱玄同写给周氏兄弟的信，就毫无正经，常常通篇是胡闹，正经的话不多。他们彼此的信件，文字游戏的地方多，因为都通文字学，所以行文不免“卖弄”一点学问，引来一笑。做斗士的时候金刚怒目，而平民化的时候，就有些游戏之风，这一点，与明清愤世的士大夫，略有一点相近。五四文人的傲世、通脱、清峻，实在不亚于魏晋风度。你读那时的信札、日记，不是已感到了久已绝迹了的冲荡之气？
钱玄同有诸多致周氏兄弟的信，可见那时的情形，其中一封云：
今天（西历一千九百十九年，大日本帝国大正八年，大中华民国八年，元月卅一号。即戊午年十二月除夕。）早晨寄出一封骈体信，此时或已达览。日将午，得庚言先生来片。现在 （二月一号上午一点多钟）又得仲由氏来信。对于胡先脯词中予言之人之大作，吾三人均有论列，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一作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一作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矣。
鲁迅和周作人回信的时候，也喜用玩笑口吻，以诙谐的字句谈正经的话题。周作人写信时，爱称对方的绰号，说一些介于正经与不正经的事情。然而学识与眼光，确实高远。鲁迅那时就显示了怪异的地方，他很少出席《新青年》会议，但对其中的事务，还是认真待之的。他的文章固然以幽默闻世，但深邃与忧愤，亦隐藏其间，且看他1918年7月致钱玄同的信件：
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竞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出无名氏语录）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杂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