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着，厚厚的嘴唇也不张开，只看见短胡髭一翘一翘的。两只细长的眼睛，在门楼头底下眯眯笑着。
江涛说：“你把这谷槎垛在院里，垛好点。多咱烧的时候，抱进屋里去烧，不就好了吗？”
朱老星说：“哪，反正不如这么着归结。”
江涛问：“这样你不省下点力气？”
朱老星说：“力气是随身带着的，好象泉眼一样，你只要用，它就向外冒。你要是不用它，它也就不冒了。你看大贵这身子骨，当了几年兵，在操场上摔打得多么结实，多么粗派。你看他那两条胳臂，一伸就象小檩条子似的。”
大贵说：“你说这个，我相信。”
朱老星说：“是呀！当兵对咱穷人固然没有好处，可是也落下个好身子骨儿。”
大贵说：“我还学会放机关枪哪！”
朱老星笑了说：“着啊！这放机关枪，对咱穷人本来没有好处。可是大姑娘裁尿布，闲时做下忙时用。将来咱要是用着这机关枪了，拿起来就能放。话又说回来，在这严冬腊月，下雪天本来可以囚在炕头上，抽个烟歇憩歇憩。我觉得总不如把这谷槎归结归结好。”
江涛说：“大伯！我看你费这把子力气，对于你的生活没有多大好处。”
朱老星说：“你虽说是生在乡村里，长在种地人家，总归是读书人，捉摸不出咱庄稼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正说着话，庆儿他娘从屋里走出来，高喉咙大嗓子说：“他，成天价是脱了裤子放屁！这么会打算，那么会打算，把个日子也鼓捣哗啦了，眼看就要躧狗牙！”她是个大个子，身子骨挺粗派，乍蓬着头发。两只脚也是有尖儿的，可是比起男人的脚还长。说着话跺得脚后跟通通地响，手指头剜着朱老星的脑门子。她端出泔水来喂猪，一只半大猪，搭拉着大肚皮，从谷槎堆里钻出来，哼哼吱吱地跟着她跑。
要是别人，听庆儿娘卷了他一阵子，也许会冒起火闹起脾气来。朱老星就不，只是眯眯地笑着，他听惯了。庆儿娘越是骂他，他浑身越是觉得滋润。日子长了要是听不见这种声音，看不见这样颜色，就觉得清淡，没有意思了。真的，庆儿娘连说带嚷，朱老星一点也不恼，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这么过来的，并不认为是什么侮辱。相反，更觉得夫妻的和美。朱老星把石头烟袋嘴含在厚嘴唇里，笑眯悠悠地说：
“大侄子！你算捉摸不出我的心思。”
大贵唔唔哝哝地说：“牛长得比骆驼大了，拉一辈子车，也不过是被人杀肉吃，成不了马！”
朱老星听不透这句话，他说：“你们摸不清我的脾气，庄稼人一年四季，到了什么时候有什么活儿。一年三百六十五晌，那里肯歇着过？人吃饱了饭就得做活，随随便便地歇着，败家子儿才那么办呢！败家子儿不讲安生服业地做活，只讲吃好的、穿好的、歇着。越是歇着，身子骨儿越是懒散，好比铁机子生了锈，再也织不出布来。”
朱老星一年到头，总会找到活儿做，两手下闲是他的目的。他常说，“人，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就受穷。”他就是成天价打算，比方说，他家过去也种过二三十亩地，就成天价设想耕种到六七十亩地的事，他说，“种到七八十亩地，就是财主了。”就成天价盘算怎样过财主。本来他家只养着一头牛，为了过财主日子，买了一辆四个牲口拉的死头大车。他想，目前买一辆小车，将来过到财主日子，牲口多了，还得买一辆大车，这辆小车就白费了。可是他这头牛，只驾得起一辆小车，架不起一辆大车。他就只好拿一根缰绳拴在轴头上，弯下腰替牛拉帮套。后来，把四条牛腿也累坏了。没有办法，又把大车卖了，换了一辆一个牲口拉的小车。思想上糊涂，使他过的日子象痨病一样苍白无力，甚至连个媳妇也娶不起。他自从打官司失败，把房卖了，地去得也不少。养不起牛，把这辆小车也卖了。他还有个打算：宁可卖了庄户，也要留下土地，房顶上长不出粮食来，粮食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这几年又赶上年头不好，捐税又重。地里打的粮食，还不够按亩摊派捐税。盘算来盘算去，今年冬天连那几亩地也卖了，省得拿捐税。
江涛说：“大伯！我想不出来，象你过日子这么俭省，又肯付辛苦，怎么肯和冯老兰打三年官司？”
朱老星把脖颈一梗，眯眯笑了说：“百人百性嘛！老母猪挤在墙角上，还哼哼三哼哼哩！干别的我舍不得，一说和冯老兰打官司，我鬻儿卖女也得干！”
江涛说：“我想不出你这是怎么股子劲儿。”
朱老星又说“：咱庄稼人，就有点儿庄稼正义。运涛入狱的那一年，我心上难受得不行，听说志和卖了宝地，你又上不起学了，那天我打短工才挣了一块多钱来，我就忙给你爹送了去，好叫你不失学。百人百性嘛！”
说到这里，江涛受了感动。他记起贾老师说过，如何帮助农民从阶级压迫下觉悟过来，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朱老星领了江涛和大贵走到屋门口，掀起厚厚的蒿荐，叫他们进去。屋里黑洞洞的，象是夜晚。他每年到了冬天怕冷，把窗户纸糊上一层又一层，把屋里遮得黑咕隆冬的。庆儿娘坐在炕上叠补衬，给朱老星补袍子。
江涛问：“大娘！这么破的袍子还补它干吗？”
朱老星说：“别看袍子破，可是个古董。那是我父亲的，他去世了留给我。俺父子两代穿了不下四十年，年年补一次。虽然是葫芦片大的一块布，不管红的绿的，我也不肯扔了，都把它缝上去。反正身上多一层布，总该暖和一些。”如今缝了几十层，这件袍子已经有几十斤重了。
冬天只要不做活，身上就凉下来。朱老星穿上这件袍子，和江涛大贵坐在炕沿上说话。
江涛说：“大伯！我听得说，今年杀猪要拿割头税。”
朱老星问：“又出了猪税？拿多少？”
江涛说：“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和猪尾巴大肠头。”
朱老星扳起指头算着：“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也值个两块钱。再加上猪尾巴大肠头，按一斤肉算，也值个两三毛。”他撅起厚嘴唇，点着门楼头，说：“这税可不轻啊！”
江涛又走到朱老星跟前，说：“你猜这猪税是谁包的？”
朱老星问：“是谁？”
江涛说：“就是咱那老对头。”
朱老星睁起两只大眼睛，又问：“谁？”
江涛说：“老对头，还有谁？”
朱老星眨巴了眨巴眼睛，问：“冯老兰？”
江涛说：“唔，就是他！我才和忠大伯商量了，咱们要反对割头税，打倒冯老兰，你说怎么样？”
当江涛和朱老星说着话的时候，庆儿娘在背后头悄悄听着。听说又要打倒冯老兰，就瞪出眼珠子开了腔：“干吗？又要打官司？打官司打得成了穷光蛋，又要打官司！”光说，她还不解气，伸出手指头戳着朱老星的天灵盖。
大贵一看就笑了。朱老星也笑花了眼睛，唔唔哝哝地说：“她是这个脾气，三句话不对头就开腔，不兴小声儿说话？”
庆儿娘说：“我叫你气的！天生的庄稼脑袋瓜子，窝着脖子活着吧，光想充好汉。还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谁也反对不了，返回头来把自格儿反对了！”
朱老星支支吾吾地说：“那还不要紧，到后来才算老帐。”江涛说：“大伯说的对。忠大伯说，‘出水才看两腿泥。’
咱朱家门里穷倒是真的，可也志气了几辈子！”
说到这儿，朱老星猛地站起来，气愤愤地说：“狗日的欺侮了咱几辈子，咱可也不是什么好惹的！”停了一刻又问：
“可不知道是谁的领导？”
大贵指了指说：“就是咱江涛兄弟。”
朱老星笑了说：“行呀，咱跟着走吧！”说到这里，他又犯了思索，说：“咱就是跟着走走！”
江涛和大贵，从朱老星家里走出来，又去找伍老拔，想问问河南里“秋收运动”是怎么闹起来的。出了东街口，走上千里堤。天气晴朗，没有云彩也没有风。乌鸦在大杨树上，啄着雪花，又成群地飞起来，唂唂地叫着。他们顺着千里堤往东去。
伍老拔家庄户，老年间本来在河南里，由于河流滚动，宅院坍进河里。滹沱河往南一滚，他家的宅基，又滚到河北里，正好滚在千里堤上。伍老拔他爹，就在这河堤上盖起两间土坯小房。现在桃李树成林了，大杨树也有一搂粗。在院子周围，栽上榆树和柳树，编起树枝当围墙，中间安个木栅栏。江涛和大贵一进木栅栏，有一只小狗从院子里跑出来，汪汪地叫着。大贵连忙吓住它：“呆住！呆住！”
伍老拔听得有人进来，等不得放下家伙，右手拿着斧子，左手拿着凿子走出来，他的两个大小子也跟出来。大的叫小顺，十七岁了，二的叫小囤，也有十二三岁了。小囤走过去，用两条腿把小狗脖子夹在腿裆里。
伍老拔问：“谁？”
朱大贵说：“你一看就认得，是运涛他兄弟，江涛来了。”
伍老拔楞住，仔细瞧了瞧，笑哈哈地说：“原来是江涛，几年不见长成大人了。过去人儿小，身上老是土土浆浆。这咱晚人长大了，浑身上下没个土尘儿。”
江涛笑着问：“老拔叔！你回家过年来了？”
伍老拔说：“做长活，一年忙四季，就是盼个年呗。”
说着话，伍老拔把他们领到做木作活的小屋子里。拍拍手说：“哈哈！江涛，你上了洋学堂，也算咱老鸹群里出了凤凰啊！”又笑哈哈地说：“忙来坐坐。”叫江涛和大贵坐在做木作活的板凳上。又对小囤说：“去，烧壶水来，叫江涛喝。”
江涛看了看他的木作家具，问：“你这是做什么？”
伍老拔说：“咳，甭提了。自从那年把官司打输了，我到河南里去作活。把地都去完了，只得靠着耍手艺吃饭。年下才回来，做点小家具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