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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冶铁业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新的生产部门。春秋晚期，我国已掌握了冶铁技术，并开始使用铁器。《国语·齐语》记载：管仲改革时，对犯罪的人罚之以金，“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斸，试诸壤土。”这里所说的“美金”，即是铜；“恶金”所指的是铁，齐国至少自管仲改革时期就开始使用铁器了。
湖南长沙识字岭 314 号墓出土小铁锸一件，龙洞波楚墓出土铁匕首一件，窖岭 15 号墓出土重达 3。25 公斤的铸铁鼎形器，淅川下寺墓出土玉柄铁匕首。江苏六合桥、湖南常德德山西侯马西北庄等遗址都发现铁器，有铁锸、铁锛、铁铧、铁削、铁条等。铁已经用来制造铁农具，对社会生产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这些铁制品多数是“块炼铁”，另外还有一些生铁制品。
“块炼铁”是铁矿石在较低温度 （ 约 1000 ℃ ） 的固体状态下用木炭还原法炼成的比较洁净的铁。这种铁结构疏松，性质柔软，只有经过锻造，提高性能后才能制成可用的器件。如 1978 年长沙杨家山的一座春秋晚期墓葬中发现一把钢剑，据检验是含碳 0。5％ 的中炭钢制品，并经过退火处理。 ＇28＇ 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块炼铁渗碳钢实物。
生铁是用铁矿石在炼炉中于高温液态下用木炭还原的产物，含碳量在 2％ 以上。生铁的出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以生铁作为原料，可以直接铸造器件，同时，用炼炉冶炼，能大量生产较复杂的器物。
历史上，从发明锻铁，到发明铸铁，相隔很长时间。在欧洲，从发明块炼铁到使用生铁用 2500 年时间；我国使用块炼铁的时间比西方稍晚，但生铁制品的出现，却比外国早 1800 多年。 ＇29＇
铁农具的使用不仅能大幅度地扩大耕地面积，而且使精耕细作成为可能。
与铁农具相辅而出现的是牛耕，牛耕的出现也应在春秋晚期。如《国语·晋语九》载：“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这是关于牛耕的最早记载。另外，孔子有弟子姓冉，名耕，字子牛；晋国有一大力士，名字就叫牛子耕，这从另一角度说明牛耕已经出现。
牛耕的推广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自有了牛耕，秦才能抽出更多的壮丁，积聚更多的粮食，来支持旷日持久的兼并统一战争。
二、赋税制度的发展
春秋时期，随着藉田制度的破坏，新的赋税制度产生。齐国在管仲改革时，率先采用按土地的多寡肥瘠征收贡税的方法。管仲采取“相地而衰征”的政策。
《国语·齐语》载：桓公曰：“伍鄙若何 ？ ”管子对曰：“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其中所说的“相地而衰征”，韦昭注曰：“视土地之美恶及所生出，以差征赋之轻重也。”
公元前 645 年，秦、晋韩原之战，晋国失败，晋国为了应付失败给人民带来的失望，开始“作爰田”，就是把土地分给人民，承认土地私有，让人们按土地占有多少纳税。
《春秋经·宣公十五年》载：鲁国行“初税亩”，进行政治经济的改制。
关于“初税亩”，春秋三传皆有解释。《左传》曰：“初税亩者，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
《公羊传》曰：“初税亩，初者何，始也；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何休注曰：“时宣公
无信于民，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故履践案行择其善亩谷最好者，税取之。”
《谷梁传》曰：“初税亩，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初税亩者，非正也。古者
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
三传对“初税亩”解释得非常清楚。西周以来，周王室及诸侯国实行井田制，这是一种劳役地租的形式。鲁国实行“初税亩”，打破公田与私田的界限，按亩征税，改劳役地租形式为实物地租形式，这是对古代田制和税制的一项重大改革。这种改革可以刺激人民的劳动热情，对生产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鲁国对军事也进行改革。《左传·成公元年》载：鲁国“作丘甲。”丘，是地方基层组织作丘甲，即打破过去只有国人才能服兵役的限制，使“丘”中之民，皆可以当兵，大大地扩充了兵源。
公元前 548 年，楚蔿掩为司马，令尹“子木使庀赋，数甲兵。甲午，蔿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堰潴，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人修赋。” ＇30＇ 杜注：“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赋税。”如前所述，大夫的采邑是不出或很少出赋税的，蔿掩大规模地进行土地调查，整理赋税，当是在县邑的土地上进行的。楚将灭国得来的土地以“量入修赋”、“赋车籍马”的形式交给当地人民耕种。这种以田出赋制，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的变革。
三、个体工商业者的出现
春秋前期，各诸侯国继承西周以来的传统，对于手工业和商业进行管理，其控制也相对地强化。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很明显是不准迁业。《国语·齐语》说，百工之人，“群萃而州处”，按行业集中居住，以便管理；并使其“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为士，……故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操同一工种的人，聚族而居，对提高技术很有好处。“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官府设有管理人员“工正”、“贾正”、“市令”等。
春秋后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个体工商业者。如《吕氏春秋·召类篇》记载：宋国的卿司城子罕南边邻家的墙挡在堂前，西邻家的水注于庭下而不止。有人问子罕为什么不将其迁走。子罕说：“南家，工人也，为鞔者也。我将徙之，其父曰：‘吾恃为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国之求鞔者不知吾处也，吾将不食。愿相国之忧吾不食也。'为是故，吾弗徙也。”这里的“为鞔者”，很明显是个体手工业者。
春秋时期，郑国迁到中原地区，郑国国君曾与商人订立盟约。《左传·昭公十六年》载：“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这里与郑桓公订立盟约的商人显然不受官府控制，可能是商人的集团。这个从事商业活动的集团竞与国君订立盟约，说明其有相当的实力，不可低估。
春秋晚期，出现了富至巨万的陶朱公。《史记·货殖列传》载，“朱公以为陶 （ 山东定陶 ） 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其晚年“遂致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这里的“陶朱公”，即越国有名的政治家范蠡。他在退仕后，从事商业而致富，显然是一个大私商。
孔子的学生子贡由于经商，“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31＇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业贸易的繁荣，“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 ＇32＇
我国最早使用的铸币是铜币。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货币主要是铜币，另外还有金币、银币。铜币可分刀币、布币、圆钱、蚁鼻钱等四种。
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货币的大量流通，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货币的流通创造了条件。而货币的广泛流通又刺激了商业的繁荣和发展。
第三节 新兴贵族的夺权斗争
春秋时期，齐、晋等诸侯大国为了能在争霸战争中取得优势，采取尊贤尚功的政策，使得一些军功、事功贵族获得世袭的采邑，其势力不断壮大。当这些贵族势力膨胀到炙手可热的程度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君权与族权的斗争。新兴贵族开始夺取诸侯国君的权力。
一、田氏代齐
齐自桓公以后，霸业中衰，再也无力振兴。然而在齐国世袭的采邑制度下，有一支大族陈氏在齐国兴起。齐庄公被权臣崔杼所杀。崔杼自立为相，立齐景公为国君。齐国形成了崔杼、庆封专政的局面。崔、庆又火并，崔氏之族被攻灭，庆封执政。而此时，陈氏联合栾氏、鲍氏、高氏等大族攻庆氏，庆封奔吴。陈氏又掩护齐景公安全回到内宫。从此，陈氏之族在齐国政坛上崭露头角，日益显要。
陈氏是陈国公子完的后裔。齐桓公时期，陈国发生内乱，嫡庶争立，陈太子御寇被杀，公子完奔齐。齐桓公采取选贤任能的政策，任陈公子完为工正，即掌百工之官。公子完的后裔称陈氏，春秋末年又称田氏，从此在齐国发展起来。有如懿氏与敬仲结为婚姻时的占辞所言：“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 ＇33＇
齐景公执政时期，聚敛无度，剥夺了齐国人民三分之二的收入。“民叁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 ＇34＇ 齐国人民动辄得咎，处在极端的痛苦和贫困之中。
陈氏贵族在齐国日益显要，并进而掌握齐国的政权。陈氏采取争取民心的措施，以博得齐民的支持。陈氏向齐国民贷出粮食，以大量器贷出、小量器收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