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增多了，使用的范围也更加广泛。不少地方的战国墓中都用铁农具作为随葬品，甚至在墓穴的填土之中也能发现废弃的铁农具。如郑州二里岗的一座战国墓中出土十多件铁农具；石家庄市庄村出土的生产工具中，铁农具占 65％ 。 ＇28＇ 河南辉县战国时期的魏墓中，出土 58 件铁农具。河北兴隆县发现的战国后期的燕国冶铁遗址，有铸铁的范 87 件。
有的诸侯国还设有管理铁业的职官。《管子·海王》记有：“今铁官之数。”铁官就是管理铁的官员。
齐国临淄故城发现战国时期的冶铁遗址 6 处，小城两处，大城 4 处。其中小城西部的炼铁遗址范围南北约 150 米，东西约 100 米；小城东部的炼铁遗址，范围南北约 70 米，东西约 60 米。大城西部的炼铁遗址，面积约 4…5 万平方米；大城南部炼铁遗址，面积约 40 万平方米，东北部炼铁遗址约 3…4 万平方米。齐都临淄发现的 6 处炼铁遗址，总面积共有 90 余万平方米， ＇29＇ 反映了齐国冶铁业的发达和兴旺。临淄故城还发现有铁制的农业生产工具，如犁铧、钁、铲、锸、凹形铁口锄等。
河南新郑的冶铁遗址中还发现有鼓风管、炼渣以及铸铁铲、铁刀、铁钁的陶范等遗物。 ＇30＇ 登封的铸铁遗址也发现了熔铁炉、鼓风管和铁器等遗物。
东周时期冶铁业的兴起，各种铁农具的使用，对于垦辟荒地、改良土壤和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都起了很大的作用。铁工具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恩格斯曾把铁器时代称为“英雄时代”，也就是说，铁器的产生和使用，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农业产量的提高
由于铁农具的普遍使用，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耕作方法的进步，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据李悝对战国初年魏国农产量的估计：一亩地普遍可产粟一石半，上熟可产四倍，即六石；中熟三倍，即四石半；下熟一倍，即三石。小饥可收一石，中饥七斗，大饥只收三斗。 ＇31＇ 战国一亩约当今三分之一市亩，一石约当今五分之一市石，即二市斗。如果折算起来，现在三分之一市亩的土地，那时候可生产合今三市斗的栗，最好年成可以生产四倍，合今一市石二市斗。据《史记·河渠书》记载：凡受郑国渠水灌溉的土地，每亩可收一钟，一钟是六石四斗，合今三分之一亩的土地，生产粮食合今一市石二市斗八市升。这在 2000 多年前的生产条件下，产量的确是很高的。
三、商业的发展
战国时期，工商业进一步发展，是我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商人非常活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32＇ 只要能赚到钱，他们不避艰难险阻，到处经商，出现许多富商大贾。
赵国的卓氏、宛地的孔氏皆以铁冶致富。赵国富商吕不韦玩弄权术，帮助秦公子楚，搞政治投机，从而使子楚继承秦国王位，他自己出任相国，攫取秦国的最高政治权力，可见当时商人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战国时期，还出现了“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的白圭。在楚国，鄂君启率领的庞大的商队，每次行商可出动商船 150 艘，或货车 50 辆，或马牛 500 匹，或肩挑背负的脚夫 1000 人。 ＇33＇
由于商业交往的活跃和频繁，“江浦之桔，云梦之柚”，“江南金锡”等，远销北方，北方的器物也运到南方。《楚辞·招魂》载：“秦篝齐缕，郑绵络些。”“晋制犀比，费白日些。”楚与各国经济往来非常密切。考古发掘还证明，楚国的帛通过中原远销到今西伯利亚一带。在阿尔泰的巴泽雷克古代游牧民族的贵族墓中发现的刺绣丝织物，无论质地、花纹 （ 龙凤纹 ） 风格、丝织工艺 （ 锁绣 ） ，都与长沙烈士公园三号战国楚墓中的龙凤刺绣相同。 ＇34＇ 这些丝织物很可能是当年楚国、郑国，或其他诸侯国的商人携往北方出售的。
西周时期，贸易主要还是采取以物易物的形式，如裘卫以毛皮、堇章等与矩伯交换田地。战国初期，农学家许行所戴的帽子，所用的炊具、农具都还是“以粟易之。”《孟子·滕文公上》载：许行主张“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履大小同，则贾相若。”
我国最早使用的铸币是铜币。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货币主要是铜币，另外还有金币、银币。铜币可分刀币、布币、圆钱、蚁鼻钱等四种。
刀币，是从工具刀而演变的，主要流通于齐、燕等国。
布币，其形状像耒耜。主要流行于三晋，即韩、赵、魏等国。
圆钱，有孔 （ 方孔或圆孔 ） 。极有可能是仿古代的纺轮发展而来
的，主要流通于秦和东周。
蚁鼻钱，亦称为铜贝，形似背面磨平的贝壳，面有文字，多不可识。如“各六朱称鬼脸钱。这是楚国的钱币。
春秋时期，楚国已开始使用银币。 1974 年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了一批楚国的银币，有空首布和实首布两种。实首布又有短、中、长三型。空首布和短首布约在春秋中、晚期出现。中、长实首布可能在战国时期出现。
楚境盛产黄金。《诗·鲁颂·泮水》有所谓“南金。”《管子·轻重甲》曰：“楚有江汉之黄金。”《战国策·楚策三》载：“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这为楚国使用和流通黄金货币提供了物质条件。
楚国的金币在河南扶沟、湖北江陵、安徽等地均有出土。出土的有方形的金板和圆形的金饼，上有“郢爯”、或“陈爯”的字样。
1979 年，湖北江陵雨台山 410 号墓出土一件铜环权 （ 即砝码 ） ，时代在春秋中期。湖南长沙、常德、衡阳等地也多次出土称量“郢金”的天平和成套的铜环权。环权量值以倍递增，从一铢、二铢以至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黄金价值较高，在交换中要求称量准确，天平和砝码都是适应黄金货币在商业上的流通需要而产生的。考古材料中还多见春秋战国楚墓有天平、砝码随葬。从应用到随葬需要一个过程，可见楚使用天平砝码的时间较早。由此也可推知楚国似在春秋时期就已开始使用金币。 ＇35＇
战国时期，铜币已在民间广泛流行，当时的粟已用货币作价，每石值 30 钱。 ＇36＇ 官府征税亦有刀、布之敛。 ＇37＇ 刀、布已经是一种贮存财富的手段。 1954 年山西长子县出土一窖战国货币，重 200 多斤。在战国墓中往往能发现几百几千个刀币，说明战国时期货币在生活中已占重要的地位。
四、城市的发展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些大的商业城市。当时，东周王室的都城雒邑和山东定陶都被称为“天下之中”，乃诸侯四通、货物交易的繁华之地。
齐国的都城临淄，据说有 7 万户人家，能征 21 万兵卒。《战国策·齐策一》云：“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踢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这些语言虽有纵横游说之士夸张的成分，但也不是虚构。考古发现，当年的临淄城有 11 座城门 （ 《齐记补》记载 13 座 ） ，城内有 10 条交通干道，绝大多数与城门相通。 7 条大道，宽 10 余米至 20 米。可以想见，当年临淄城的规模。 ＇38＇
楚国也出现一些商业贸易城市，如郢、陈、寿春、长沙等。这些城市规模都很大，江陵纪南城现存的战国时期的古老城垣东西长 4。5 公里，南北宽 3。5 公里，城内发现铸造作坊遗址和多处址水井遗迹。这些遗迹的发现说明当时郢都人口非常稠密。桓谭在《新论》中说：“楚之郢都，车毂击，人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史记·货殖列传》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这些记载都说明楚国郢都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
楚顷襄王时，秦人攻破郢都。楚东迁到陈，“陈在楚夏之交，通渔盐之货。”是一个政治经济、商业交通的中心。长沙、衡阳曾是楚国集散黄金的市场，长沙一带出土的大量的天平砝码可做旁证。楚失去郢都后，把江北的豪华之气带到江南，长沙亦成了一个大的城市。以后，楚又迁都寿春。“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 ＇39＇ 河北易县的燕下都，是列国都城遗址中较大者，一般认为营建于燕昭王时 （ 公元前 311 年左右 ） 。城东西长 8 公里，南北宽 4 公里。城内北部一线排列着高大的夯土台基遗址，其中以南端的“武阳台”和北端的“老姥台”最大，都是 100 米见方，高 11…12 米。东北、东南和西南，又有一些建筑群，形成燕下都的宫殿区。地下有衔接的陶管下水道，城外有古运粮河和壕沟。宫殿区以西，分布着铸造兵器、钱币的作坊和其他手工业遗址。 ＇40＇ 《史记·货殖列传》载：“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有鱼盐枣粟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燕下都是北方商业交通的枢纽和重镇。
三晋地处“天下之中”，其繁华景象更胜一筹。魏国的大梁，“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 ＇41＇ 赵国的邯郸、韩国的阳翟、魏国的大梁，是战国文人学士、纵横家、政治家聚集的地方。土地肥沃，人文会萃，也是当时官员权贵和富商享乐的消费都市。
周的都城洛阳，自周公东征后营建；周平王东迁至此，经过近千年的发展，成为政治经济和商业的中心。战国时期，周天子地位衰微，沦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王朝，但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 ＇42＇ 仍是一个人文和经济的中心。
工商业的发展，专制主义集权制度的建立，促使了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从而出现了这些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