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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贡漕粮任务繁重，特别是这一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城市居民人口增加，本地粮食已供不应求，而必须仰仗湖广地区的粮食供应。于是宋朝的“苏湖塾，天下足”，变成了明中后期的“湖广塾，天下足”。这是粮食生产格局的一个重大变化。
3 经济作物迅速发展
由于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和明初奖励种植经济作物政策的引导，明中后期经济作物迅速发展，无论种植面积、品种、产量都有明显提高。除了桑叶、棉花、茶叶、蓝靛、甘蔗、药材、果树外，油料作物花生于明中后期开始引进种植，烟草也于万历年间由吕宋引进闽广，成为明代后期福建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清代康乾时期，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继续扩展，形成许多以种植经济作物著称的专业地区。例如晚明开始在福建种植烟草，康熙年间已传至湖南、广东、直隶、河南、陕西等省。清前期福建所种茶、腊、苎麻、蓝靛一类经济作物占到全部土地 1/3），烟草占地则至6／10～7／10，对传统农业结构有所突破。明清时期经济作物迅速发展，为手工业生产提供充足原料，其本身大多是为市场生产的商品，商品化程度明显提高。同时相对缩小粮食种植面积，扩大了粮食商品化的范围。
二 手工业的进步和发展
在农业增长和发展的同时，明中后期的手工业，尤其是民间手工业高度发展，无论行业种类、数量、规模、产量，还是工具、生产技术、质量经营方式等都有很大提高。
作为明代最为重要的手工行业纺织业，生产工具较前大有改进。
1 明代手工业进步最有代表性的是棉织业。 2 明代手工业进步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嘉靖万历年间民营手工业渐居于主要地位。 3 与此相应，明代官营手工业者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匠役制度出现互解现象。
三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型城镇的兴盛
1 商品生产扩大：
社会分工扩大与商品贸易繁荣：明清时期在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提高的基础上，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这首先表现在民间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发展的趋势更加显著。明中后期江南一些城镇出现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倚织为命”的机户，如江南濮院镇有所谓“以机为田，以梭为耒”的“机业之家”，嘉兴王江泾镇“多织绸收丝缟之利，居民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绩而日夕治丝”。各种民间手工业正是在突破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形态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其次地域性分工也日益明显。其中一类是农业生产内部由于水土、气候条件和种植传统不同而形成一些专门或主要为手工业提供原料的经济作物产区；另一种则是手工业生产地区和原料产地之间的区域分工，使手工产品、原料，包括部分农产品成为商品。如松江郡“官民军皂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植棉，当不止百万亩”，而“北方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织絍而寡于艺”，于是“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衣物率从贸易”。以丝织织锦著称天下的成都，竟然“千里无一株桑”，原料来自“家种桑而人饲蚕”的阆中。社会分工扩大，使各自的产品相互成为商品，彼此成为等价物，并因此形成市场，奠立起破坏自然经济、刺激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
2 商品种类众多：
明中叶以降商品流通扩大，民间贸易活动空前活跃。不但在手工业著名产区如湖州“各直省客商云集，里人贾鬻四方，四时往来不绝”，濮院镇“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商贾，负赀云集”；而且形成一些集散全国各地产品的重要集市场地。北方如北直隶河间府“行贾之商，皆贩缯、贩粟、贩盐铁木植之人。贩缯者，至自南京、苏州、临清。……贩铁者，斑器居多，至自临清、泊头，皆驾小车而来。贩盐者，至自沧州、天津。贩木植者，至自真定。其诸贩磁器、漆器之类，至自饶州、徽州。至于居货之贾，大抵河北郡县俱谓之铺户，货物既通，府州县间亦有征之者。其有售粟于京师者，青县、沧州、故城、兴济、东光、交河、景州、献县等处，皆漕挽；河间肃宁、阜城、任丘等处，皆陆运，间亦以舟运之”。南方即如江西广信府属偏僻的铅山“其货来自四方者，东南福建则延平之铁，大田之生布，崇安之闽笋，福州之黑白砂糖，建宁之扇，漳海之荔枝、龙眼，海外之胡椒、苏木。广东之锡、之红铜、之漆器、之铜器。西北则广信之菜油，浙江之湖丝、绫绸，鄱阳之干鱼、纸钱灰。湖广之罗田布、沙湖鱼、嘉兴西塘布、苏州青、松江青、南京青、瓜州青、连青、红绿布、松江大梭布、小中梭布、湖广孝感布、临江布、信阳布、定掏布、福青生布、安海生布、吉阳布、粗麻布、布坊生布、漆布、大尉竞。小刷竞、葛布、金溪生布、棉纱、净花、子花、棉带褐子花、布被面、黄丝、丝线、纱罗、五色丝布、杭绢、绵绸、彭刘绸、 绢、福绢。此皆商船往来货物之重者”。其间棉花、生丝、棉布、绸缎、纸张、烟草、蔗糖、染料、油料、木材、锡、铁、铜、铱器、铜器、农具、磁器，漆器以及其它手工艺品都成为重要商品．不但有生活资料，生产原料及生产工具也占有相当大比例。而且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集中产地对粮食的需求和依赖，还促进了部分粮食的商品化。如福建产糖区，“居民磨（甘蔗）以煮糖，泛海售商，其地为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田者，故稻利益乏，皆仰给于浙直小贩”。盛产棉布的松江、嘉定一带，“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
3 白银成为主要货币：
与商业资本活跃：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也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从唐宋以来一直流行于民间的白银，最终取得了明朝政府法定的钞币，成为通行的主要货币。随着商品流通的兴盛，促进了货币经济发展。明初曾实行纸钞，一度禁止民间金银交易，英宗时放松银禁，嘉靖后成为国家货币的主要成分，大数用银，小数用铜钱，实行银钱两本位制。推行一条鞭法后，政府征收的赋税中货币比重加大，田税、商税、手工业税、海关税，包括徭役，大部分用银折纳，官吏薪俸、国库开支也用银支付。更重要的是，市场上的商品也普遍用银计价交易，万历年间“自大江以南，强半用银”，福建地区甚至“虽穷乡亦有银秤”，贵金属已成为通行的十足的货币古因白银广泛流通，供不应求。嘉靖、万历年间通过海外贸易流人大量白银，沿海漳州、泉州一带已通行进口的西班牙银元，一些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开始用银计算劳动力价格，计时或计件支付佣金。据《农政全书》记载，湖州养蚕 20筐！佣金银1两；缫丝，每日佣金银4分。在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地方还出现了零星的不完全的货币地租，湖北汉川县就有万历年间农民向地主交纳白银、实物各半的记载。至清前期此类情况已经比较普遍。货币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提供方便，刺激、推动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晚明上海“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货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同时，白银也成为商人、官僚、地主积累财富的手段，便利于资本集中。（明中后期商业资本异常活跃，商人数量大大增多，他们拥有庞大资本，合伙经商，在各地设立会馆，他们以多缘为纽带，组成商帮，往往形成地域性的商业资本集团，从事全国性的商业活动。万历时，“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山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山西“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徽商、晋商之外，影响较大的尚有江右（江西）商、闽商、粤商、洞庭商、宁绍商、龙游商、吴越商、关陕商、河北武安商等，在工商业发达地区，如“江南大贾，强半无田，盖利息薄而赋役重也”，不再经营土地。他们主要从事贩卖，或贱买贵卖，或长途贩运，大规模批发。有的还兼营高利贷、典当或开设钱铺、兑店及牙行经纪等金融机构，并形成会票制度。有的甚至操纵金融，回钱取利。也有个别商业资本投入手工业部门，加工谋利。这些商帮，在此厉数个世纪中，一直操纵着中国的商业和市场。如有的江西商人“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自行就荆湖吴越间，为国家利”。有的徽商雇佣劳力从事铁冶开采，如处士朱云治“从兄贾闽，盖课铁冶中山，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另有闽商“货潮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在湖州买丝，至芜湖染色，然后运到福州织造。还有一些江南富商大贾“贸丝织缯绮，通贩贸易”，购来原料，直接加工成商品，再行贩卖。虽然从总体看，这种情况还较为零星罕见，但却萌发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趋向。
4 商业中心区广泛出现：
工商型城镇的兴盛：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直接导致工商业城镇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