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是市政“危房改造”计划，被列入拆迁户，趁机搬出旧房，住进新公房中去。但
他们损失也不小：不得不离开祖辈居住的市中心，搬到城市边缘或远郊县。而原来
的居住地则盖起了五星四星的宾馆或写字楼，这类人与前一类人虽同居一市，却似
天上人间，不可同日而语。
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则是沉浮不定的这些筒子楼知识分子们。他们以候补官
僚、候补知识界精英的面目出现在北京，踌躇满志地蜂拥而至。本以为在这种破楼
里“中转”一下，很快就可以荣身晋职，过上“人民公仆”的好日子。却不想心比
天高命比纸薄，只能当“公仆”的分母或长时间的分母，要在昏暗的筒子楼中生息
繁衍，生生不息地过上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于是他们戏称自己“混在北京”，
只是知识打工仔。僧多粥少，只能排大队。若想打破常规，就得有过人本领，后来
居上斜插入队或把别人挤出队列，以强行先到终点。争夺自然残酷，手段自然狡诈，
心术自然不正，这种人生戏剧无场次，无逻辑，瞬息万变，教你随时处在不进则退
的战时状态。
这类筒子楼楼民是高尚理想与精神沦丧的怪胎，他们的升华或堕落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进化历程：千百年的战乱，血腥的朝代更迭，科学文化的落
后，连年的政治运动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惨遭浩劫，一次次出现断裂带，使
得“书香门第”相传者甚少，真正的知识分子而非“受教育人口”并不多见。历史
与现实的因素，使得许多受教育人口无法在言行上看似知识分子。大学生和研究生
大量出现只是近十几年的事。这些人大多出身贫寒，家境远非优渥，往往自身就是
本家族第一个大学生。带着劣根念完大学，进入都市后又陷入筒子楼这种环境，教
他们如何表现为知识分子？而外在环境更不允许他们书生气十足地生活，连年的政
治运动以“文革”为登峰造极，形成了人与人争斗的传统。“文革”结束不过二十
年，那些经过“文革洗礼”的人们正处在事业的鼎盛期，谁又能说他们身上的“人
整人、人防人”的惯性彻底消失了呢？“文革”为代表的数十年政治运动流毒是会
毒害几代人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们不能不再成为这种传统的受害者的同时也潜意识
地继承这种传统之一二。
但是，中国的历史剧变——向市场经济转型——不可逆转地发生了。社会生活
的大变革把这样一些素质不甚高的人推到了改革开放的前台，成为改革年代的知识
分子。市场经济中的拜金主义与专制主义传统和恶劣的生存条件合流，成为青年知
识分子人格的三重奏。于是，各色人等，粉墨登场，自然是好戏连台，人性恶在这
个时代舞台上得到最充分的表现。知识分子披着“文化人”和“读书人”的外衣，
上演着庸俗的小市民闹剧。
身为他们中的一员，我一直在天真地设想：如果这个阶层的人能够更多地保持
住他们所出身的下层人民纯良的一面，朴素而正直，又能够获得较好的经济地位和
知识精英的教养，优雅而高贵，这个阶层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良心。而现实中的
这个阶层中不少人则身染浓厚的庸俗市民气，媚权拜金，是双料的牺牲品。这些平
民知识分子应该有更多的自省，才不至于成为知识混子，枉废了多年的教育。
筒子楼生活是我有生以来最难忘的，离开它以后还常梦到它，因为我二十四岁
到三十岁那六年金子样的时光就在那里流逝，它化作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影响我一
生。
筒子楼最叫人难忘的，是它那火爆热烈的生活场景，市民气十足，也温情十足，
那种庸俗美是外人无法感同身受的。
在这样的楼里各家的生活几乎难有隐私。你的一切行动几乎全暴露在光天化日
之下。印象最深的是一对情人在一个下午在房中做爱，那欢快的叫声很高亢，他们
大概快活至极，根本不想压抑自己，便尽情尽兴，任那快感的叫声透过破门传到走
廊上，引来无数人驻足聆听。夫妻吵架，那巨大的声浪也是那种破木头门无法阻隔
的，由于厨房和厕所公用，人们不可避免地拥挤在这两处地方，总是在没话找话地
闲聊，于是便有了摆弄是非，人前人后指指点点的闲言碎语。但有时这种东家长西
家短的议论常常颇有新闻价值，你可以从中捕捉到不少有用的信息如紧俏商品的价
钱， 某某人的背景， 谁又能说这种闲话没有魅力呢？简直是不可抗拒！它像一个
“信息高速公路”，每个人都在公开发表自己的小道消息，它比“信息高速公路”
更有魅力之处在于，这是活人之间的现场交流，可以看到人的表情，听到人们最迅
速的反应。真的是活报剧一般生动。
这种热闹场景大多是在做晚饭时分和星期天，人们就那样手上洗着菜、炒着肉、
大声喧哗着交流信息，逗着闷子，愉快无比地手不拾闲儿嘴不停，一边聊一边相互
品尝对方新出锅的饭菜，交流着手艺，东西南北各种风味的菜肴均在此得到展示。
这样的生活小景无疑是迷人的，尽管有时话题很无聊，但它使你忙碌一天后精神上
得到了放松。
我至今仍然留恋那种生活气息浓烈的筒子楼场景，它让你感到你和人类息息相
关，感到安全，因为你随时可以敲一敲邻居的门请求帮助，随时可以在大庭广众之
下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
人们无奈而又颇有希望地快活度日，一点也不感到什么痛苦，因为我们来自小
城市，来自贫困的农村，来自本不优越的小市民阶层，我们来到了首都北京，仅仅
这一点就足以成为老家里一条街、半个县、整个小镇子的新闻，我们是首善之区的
上等衣冠哩！即使住在这样的筒子楼中，我们也足以比下有余地生活，因为北京市
民中还有多少人挤在昏暗的小平房危房中度日呢。我们是“国家干部”，即使在升
迁的角斗中沦为败将，无非是在筒子楼中多混些日子而已，我们早晚还是能分到房
子，这是所谓的“铁饭碗”，仅凭这一点，我们足可以心安理得了。
于是我们一顿不落地做自己的饭菜，臭水横流时厨房里满地没脚面深的污水，
整个楼道流水潺潺，我们视若无睹，在地上垫上砖头作桥，扭摆着腰肢来回穿梭。
我们换上胶靴站在污水中炒制其香无比的干煸牛肉丝、炸鸡炸鱼、包饺子、溜肝尖
儿。任凭它厕所的黄汤汩汩流入，我自岿然不动，因为锅中的饭菜香味足以抵消那
污水的腥臭。“民以食为天”，在这个时候显示出无可辩驳的真理性。
除了这种快乐，筒子楼民们心酸难过的事也有，最教他们心酸的莫过于平日里
与大家一样毫无追求、牢骚满腹、自私自利的人突然在某一天出现在单位的大红榜
上，宣布他已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再不久便官升一级并按政策分到了
某一级官应分到的几室几厅单元楼房从此提前脱颖而出逃离了水深火热的筒子楼进
入领导阶层，据说这叫改变命运的三部曲。
只有亲耳聆听这类人在庄严的入党宣誓会上的慷慨陈词时，你才能领悟到他们
的“道行”，才能知道为何他们能比你早逃离筒子楼。这些平日里毫无一点口才的
人，居然能在这种会上大谈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表演才能十分了得。
那么何以“解释”他们平日里混同落后分子们搬弄是非，飞短流长，口出粗话？
据说那是为了“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实则“出污泥而不染”。听起来如同“打入
敌人心脏”的地下特工人员一样机智而伟大。这是向上爬的大本事之一。
我住过的那座筒子楼坐落在北京某街心花园旁，与一家大党政机关仅一墙之隔。
从外面看，高大的围墙上只露出一个小小的屋顶，没人会想到墙内曾经如此龌龊不
堪， 即使我向一些旧友抱怨环境如此肮脏时， 我都会听到这样令我欣慰的话——
“你够可以的了，在北京能有这样的房子住，你该满足了”，我还能说什么？不如
我的硕士、博士们大有人在。仅凭这一点，我就应该毫无怨言，轻松愉快地混在北
京了。
当一个硕士甚至博士最大的愿望是在北京混上一间筒子楼房住时，住上后又欣
喜万分并昏天黑地地胡吃海塞时，他还能做什么，除了混在北京？
我曾经无比蔑视我的同类中这些知识混子，为他们痛心，他们不少人其实聪明
过人——能从穷乡僻壤考入全国一流二流的大学就足以说明他们天资非凡，却甘心
精神上堕落。我在小说《孽缘千里》中曾这样写道：“大都市中知识青年心灵上的
堕落竟如同妓女们肉体上的沦陷一样势如破竹，不可救药。”后来我又把这种沦落
归咎于环境，把他们看作环境的牺牲品。看来，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天真，倒该说成
是两者的化合反应加剧了他们的堕落更为准确。我真地为这些纯良的乡村、小镇、
底层青年才子们惋惜，错！错！错！
北京在长高，我几乎快不认识她了，她令我茫然。一个异己的城市对我来说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城里那些我熟知的灵魂。
我怕的，是一个个筒子楼楼民乔迁了，荣升了，却把筒子楼精神撒播向四方，
星火燎原并代代相传。
但我仍然不断地重复《圣经》中那句名言：“我父，宽恕他们吧，他们不懂自
己的所作所为”（Father，forgive them，for know not what they do）。
（DER STOLZ DER NATION 原载瑞士Das Magazin，1997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