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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出“大串联”期间，解思忠虽然日行百里，却兴致勃勃，并触景生情，写了许多诗词。例如：他1966年11月在大连海滨写了一首《观海》：“波平万顷碧，涛生千堆雪；吾欲投其里，欣然化鱼鳖”；1966年12月在黄河茅津渡口写了一首《望黄河》：“黄水浑然去，勾我野人情：岸边结草庐，披发卧夕阳”。
结束“大串联”返校后，解思忠在一位从事美术工作的朋友指导下，从临摹《芥子园画传》入手，潜心学习国画，主攻写意花鸟与山水；在此期间，还欣赏了许多绘画、书法作品，阅读了一些艺术方面的图书。后来，由于“战备”要求，他不得不中断学习，和其他同学一起被“疏散”到上海市郊的农村。尽管此后他再也没有练习过国画，却一直保持着对中国书画的浓厚兴趣。
1970年夏天，按照“面向农村，面向厂矿，面向边境，面向基层”的分配方针，最后两届大学毕业生绝大多数被分配到边远地区的基层单位。解思忠被分配到地处宝鸡市的陕西省第七建筑公司，在施工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与从农村招来的农民工一起做小工，干些挖土、搬砖、拌灰浆之类的力气活。
1971年秋天，工地由于暂时没有技术人员，把一座45米高的烟囱砌得弯弯曲曲，构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公司召开了现场会，决定拆除重砌，并指定解思忠在继续做小工的同时，负责该项工程的施工技术。对既没有施工经验、又得做小工的解思忠来说，这的确是个考验。由于他的敬业与严谨，竣工后经仪器测量，垂直误差居然为零，在公司一时传为佳话；他自己也因此而很快被任命为施工技术员，在同一批分配来的40多名大学生中最早结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1972年初，解思忠接受任命后离开宝鸡市和刚组建的小家庭，来到地处秦岭腹地的略阳钢铁厂工地。建筑工地的生活本来就艰苦，由于地处山区，在艰苦之外还增加了单调，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工地食堂的早餐和晚餐从来不变，都是馒头、玉米面粥和同一种廉价的咸菜；中餐很少有荤菜，大约每个月才能吃到一次肉。在矿区施工时，他一度住在山坡上用席子和油毡搭建的简易工棚里；床前荒草丛生，窗外青苔壁立，每天只有五六个小时能见到太阳。
尽管生活艰苦，解思忠和周围的工人却相处得很融洽。他对工人很尊重，经常教他们看图纸，给他们讲授建筑施工知识；工人对他也很尊重，不仅在工作上支持，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予关照。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从懂事起，我就长期生活在农村，无论是家庭的社会地位，还是家庭的经济状况，都处于社会的底层，因此，从小就是仰面看着世界的一切……考上大学后，用一句世俗的话来说，就是成了‘社会的骄子’——在当时的同龄人中，能上大学的还是极少数；然而，这种在底层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平民意识却已刻骨铭心。大学毕业后，在建筑施工队伍中生活的10年时间里，与工人朝夕相处；这段经历固然充满了酸甜苦辣，却更加强化了我的平民意识，使我此后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和周围的人群融为一体，无论身居何等地位也不为职务所累，始终能以一个普通人的角色自由自在地生活。
解思忠在秦岭大山里一呆就是三年多。1975年夏天，由于修建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需要从公司借调施工人员，他被选任该项工程的技术监督——相当于现在的工程监理。当时，要求担任这一职务的施工技术人员必须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他从开始担任施工技术员，到后来担任施工队技术负责人的三年多时间里，负责施工过20多项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
在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工程长达四年多时间的施工过程中，每一道工序的交接和每一项隐蔽工程的覆盖，都要求通知技术监督到场进行检查，经验收合格、签字同意后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由于解思忠的敬业与严谨，在整个施工期间，凡经他签字验收过的项目，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候机楼工程竣工后质量被评为“优良”，他自己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76年唐山地震后，解思忠曾到现场对建筑物受灾情况做过考察，感触很深，便在紧张的施工之余，独立进行了关于工程抗震的科学研究；所撰写的科技论文《关于提高砖砌体抗震性能的探讨》，发表在国家级学术刊物《建筑技术》上。鉴于他的施工技术水平与科学研究成果，由工程师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候机楼工程1979年秋竣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得到各方面好评。当时的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后改组为建设部）从担任候机楼工程施工的管理人员中选调机关干部；经公司领导推荐，总局派人考察，解思忠于1980年初被借调试用，6月正式调入。
这次工作调动，意味着解思忠走出了秦岭大山，离开了大西北，同时也结束了风雨10年、给他留下太多难忘记忆的建筑工地生活。这次工作调动，标志着解思忠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从此，便由基层施工单位进入中央国家机关，走上了从政之路——尽管这是他此前从未想过的，也并非是他所刻意追求的。
第二辑解思忠 （3）
艰难曲折文学路
早在初中时期，解思忠就开始做起了“作家梦”。
到县城上初中后，解思忠第一次在阅览室里看到那么多的文学刊物；于是，每天课余时间都要去阅览室；而且，自己还订阅了阅览室里没有的《文学知识》等杂志。他还经常到离学校不远的新华书店去看书，遇到特别喜欢的便狠狠心买下。这些订杂志和买书的钱，都是假期和课余勤工俭学挣来的；而他当时为了省钱，却吃着开水泡馒头，连咸菜也舍不得买。
文学书刊看得多了，写作的水平也就相应提高了。从初中到高中，解思忠的作文在全班、乃至于全校都一直是佼佼者，经常被老师批上“贴堂”二字，重抄后张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给其他同学看；有的还被抄写在黑板上，作为范文讲解。随着对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他立志将来要成为一名作家。当时，社会上正流行着《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每当他拿起这些厚厚的书时，总忍不住用手反复摩挲，久久地凝望着封面上的作者署名，心想：我要是什么时候也能写出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就好了！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解思忠曾暗自下定决心，将来要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平时他努力学好各门功课，假期则集中时间专攻文学。他曾利用一个寒假，摘录了数百首唐宋诗词，装订成册，取名为《绝妙诗词》，供自己欣赏背诵。他还曾利用一个暑假留在学校里，白天勤工俭学，晚上挑灯夜战，钻研古典文学。为了避免干扰，独自住在一间堆满课桌椅的教室里——由于进出都得低头弯腰，从课桌椅的缝隙中间小心翼翼地钻过去，别人也就不进来了；一个暑假下来，他把从先秦到明清的散文名篇摘抄了几大本，并将其中部分篇章翻译成白话文。
然而，就在高中毕业之前，解思忠却突然改考理工科，原因是担心家庭出身会影响录取。在当时那个“极左”年代里，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往往会由于“政审不合格”而被剥夺录取资格；即便能合格，在录取时也不会一视同仁，尤其是全国重点大学和文科类专业。他想，自己虽然一直准备报考文科，但数理化成绩在班上也是名列前茅，如改考理工科，反而更有把握考取全国重点大学；而且，学理工科并不妨碍自己将来实现当作家的理想——他曾在一本介绍俄罗斯作家的书中看到，有位作家同时也是工程师。
进入大学后，解思忠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仍然保持着对文学的爱好与追求，课余时间经常到图书馆去看书、借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尽管绝大多数文学作品被视为“封资修”而遭禁，学校和社会上的图书馆都被关闭，书店里也几乎买不到什么书，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地借阅了大量的人文著作。1967年9月，正当“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他在北京的大姐家住了一个月，每天闭门读书，把《鲁迅全集》从头到尾地看了一遍，并摘抄了一本语录；从那时起，他不仅对鲁迅先生深刻的思想佩服之至，还开始对国民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参加工作后，在秦岭山区的艰苦环境中，解思忠又把文学当作自己的精神寄托。1973年春节放假后，解思忠留在工地值班；期间在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儿子出生了；二是他自己立下了创作一部反映建筑工地生活长篇小说的宏愿，并以诗言志，题为《读〈孟子·告子下〉》：“舜本农夫，躬耕畎亩；傅说为相，举于版筑。考其根由，俗子凡夫；何以玉成？艰难困苦。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自强不息，大行不偏。君子酬志，十年未晚；不鸣则已，一鸣冲天。”——10年之后，他创作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终于被出版社采用！
当时，虽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中，文学园地依然荒芜凋零，却不再是前几年那种只有几个“革命样板戏”的状况，已有几部长篇小说问世，有些省级文学刊物也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