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于1980年8月21日和23日两次采访邓小平，施燕华担当了这两次谈话的英文翻译。
法拉奇被誉为“政治采访之母”，以其尖锐的提问、敏捷的思维闻名于世，曾采访过基辛格、沙龙等世界政坛风云人物。由于她擅长提出许多奇怪的问题，而且不留情面，所以容易给翻译工作带来难度。施燕华不辱使命，准确无误地表达了双方的思想和观点。两次访谈内容对外公开后，引起全球政治家的极大关注。
施燕华至今还记得他们之间的那段不同寻常的开场白：
“明天是你的生日！”法拉奇一见到邓小平就说。
“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是明天吗？”邓小平有些奇怪。
“不错，邓小平先生，我是从你的传记中知道的。”
“既然你这样说，就算是吧！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我的生日。就算明天是我的生日，你也不应该祝贺我啊！我已经76岁了，76岁是衰退的年龄啦！”
法拉奇有些尴尬：“邓小平先生，我父亲也是76岁，如果我对他说那是一个衰退的年龄，他会给我一巴掌呢！”
“他做得对。你不会这样对你父亲说的，是吗？”邓小平笑了。
1991年施燕华担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而此时吴建民也成为外交部的第十任新闻司司长。他们成为外交部成立以来第一对正司级官员夫妇。
3年后，施燕华被任命为中国驻卢森堡大公国特命全权大使，成为1979年以来的19年间第17位女大使。在此前不久，吴建民也被江泽民任命为中国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从而中国外交部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对伉俪大使。
一对外交伉俪为了国家的外交事业劳燕分飞，直到1998年，他们才在日内瓦得以团聚。
1996年初，吴建民被江泽民主席派往日内瓦，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两年后，施燕华卸去驻卢森堡大使一职，也来到日内瓦，成为中国代表团公使。在1998年吴建民出任中国驻法国大使前，外交部领导曾征求吴建民的意见：施燕华是继续到别国当大使，还是到法国当大使夫人？吴建民说，到法国很忙，施燕华不在，不大好办。于是夫妻双方一起来到了巴黎，正式结束“劳燕分飞”的日子。
第二辑 吴建民 （3）
兀立于沧海横流中——日内瓦一役挫败“中国人权议案”
1996年初，吴建民在荷兰任大使才1年零3个月就接到江泽民的主席令，结束在海牙的大使工作，立即前往日内瓦，紧急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
把吴建民派往日内瓦是中国领导人深思熟虑的决定。吴建民在担任外交部发言人之前已是一位很有国际公关经验的老外交了。早在1971年，吴建民就任中国驻联合国使团三秘、二秘，在联合国总部工作了7年；1978年回国任了5年的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一秘； 1985年又一次来到纽约，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使团参赞，4年后出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参赞。从阅历上看，吴建民不但熟悉国际环境，对外交政策吃得透，而且工作方法灵活，有张有弛，是紧急情况下应对国际关系的一把好手。当然，1994年，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的吴建民随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乌克兰、法国，近距离地接触，也给江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吴建民大使被紧急派往日内瓦时，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2届会议开幕还有3个多月。当时中国领导人十分清楚，第52届人权会议对中国来说将是一场“恶战”。此前美国和一些欧盟国家向人权委员会提出了所谓“中国的人权状况”议案（即90号决议草案），不顾事实地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种种迹象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甘心以往的失败，将会在此次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继续对中国“发难”。
从卡特政府开始，“人权外交”作为美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武器，在全世界挥舞。1981年里根上台后，在外交上强调美苏对抗，在实施“星球大战”计划以遏制苏联的同时，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发起了“人权”攻势。1985年2月7日的《纽约时报》登载的里根的一篇讲话中说：“我们已经重新担负起自由世界领袖的历史作用……我们 的任务是促进并捍卫自由与民主，并且尽可能向各地传播这些思想。”冷战结束后，乔治·布什继续把“人权”战略融入美国的外交中，宣称美国在全球的“新作用”是继续向世界提出民主与人权的标准。克林顿执政后更是变本加厉，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力量，把对其他国家的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与民主和人权挂钩，动辄以最惠国待遇、经济制裁等加以威胁，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提出的一些附加条件。尤其是对处于兴盛期的中国，更是横加指责，强迫中国接受美国的“人权”标准。
自1990年至1995年，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人权会议上，连续挫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少数国家炮制的“中国局势”议案、“中国／西藏局势”议案和三次“中国人权状况”议案表决。
1996年4月23日上午10时，日内瓦万国宫会议厅座无虚席，联合国第52届人权委员会开幕，随后即将对中国提出的国际社会对美国等国家对中国“人权”的相关指责“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进行表决。
在议案表决前，吴建民大使代表中国代表团走向讲台，刚才还叽叽喳喳的会场突然一片肃静。
与会的大多数代表对这位中国大使并不陌生，此前吴建民作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若干次在媒体中“曝光”，个人风格尽人皆知，而1993年9月，他作为北京奥申委的发言人在蒙特卡洛抨击英国外交大臣赫德、舌战西方记者的生动场面，总能让人记忆犹新。
与会的代表们戴着同步翻译耳机，个个屏住呼吸，目光全部落在了台上中国大使吴建民的身上。
吴建民朝台下看了看，礼貌地用目光向各位代表致意，然后非常镇定而自信地阐述了中国的人权现状，并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人权”的攻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反击。
他先列举了这样一些事实：1949年以前，中国的人口约为5亿，有4亿人吃不饱；今天中国的人口为12亿，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1949年以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35岁，今天达到了70岁。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今天下降到12。1％，小学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为98。7％。在1949年以前的100多年里，中国人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在自己的国土上却是二等公民；今天的中国公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享受着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各项权利。吴建民指出，任何不怀偏见的人在上述事实面前都会承认，中国的人权记录不是糟得很，而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音，也是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
他说，1990年以来，美国伙同少数西方国家，连续6次在人权委员会内打着“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旗号搞反华提案。而这6年正是中国在各方面包括在人权领域进步最快的6年。中国人民在享受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在公民、政治权利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进展。中国的参选率高达93。58％。此外，1990年10月中国开始实行行政诉讼法。1994年5月又制定了国家赔偿法。这是保障、维护公民权利的两部重要法律。中国老百姓称之为“民告官的法律”，这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1993年年底，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先生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就说过，中国的人权状况是100多年以来最好的时期。
整个会场一片肃静，代表们听得津津无味，还有不少西方代表拿起笔在认真地做记录。
吴建民越说越激昂：“在过去6年里攻击中国人权状况最凶的 国家，也正是历史上在人权领域欠中国人民债很多，践踏中国人权十分厉害的国家。那个超级大国关心的并非是中国的人权，而是自己的强权或霸权。他们百般攻击中国说到底是不喜欢中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模式，我们没有接受他们鼓吹的‘休克疗法’之类的药方，而是坚定走自己的路。中国人走自己的路本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我们已经走了5000多年了。要想通过高压来迫使12亿中国人听命于超级大国那只能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我在这里要正告那些坚持搞反华提案的人，不要说你们搞6次反华提案，就是你们搞60次，中国人也照样走自己的路！”
听到这里，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向吴建民投来会心的一笑，甚至有代表在座位上向吴建民竖起了大拇指。
吴建民诚恳地说，在人权领域历来就有两种相互对立的主张，一种是合作，另一种是对抗。搞对抗是一种冷战思维的表现。不管是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不管是发达国家的人权观、价值观，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权观、价值观，都有其深远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不应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人权具有普遍性，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不意味着一部分国家必须接受或服从另一部分国家的观点。在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权利，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也有能力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按照他们自己选择的方式来生活和管理国家。搞对抗的实质就是推行强权政治，对抗的后面是统治的欲望，根本不是在促进人权，而是对人权的亵渎！他指出，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出于政治目的而炮制的反华议案，其矛头不仅是指向中国的，而且也是指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
最后，吴建民提高了嗓门，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出于政治目的而炮制的决议草案，无论如何包装都改变不了其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