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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她并不适合你。”冷不丁，罗素丢出这么一句，我知道指的是甜妞，待闻其详，她又不语了，仍是托着腮的架势，宛若临水照花人，不过，仿佛隔着厚厚的雾。
我们——我说的是我和甜妞，此时此刻，刚吃饱，面对面坐着，听米卢在电视里兜售他的“快乐足球”。指望我跟她两人并坐一起看看书或手牵手逛逛街，简直是不可能的事。除了做爱，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充满着世俗的平和，才是她的所爱。
我以为太过庸常。
这些年，若即若离挂牵着，两人的情感发展史总掀不到新的篇章，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知道，她是个表里不一的女孩儿，老是嘴上说的一套，心里想的是另一套，用“一半火焰，一半海水”来形容似最为恰当。我认为是一种恶习，纵容不得。有时她生气，明知哄哄就好，也偏不。
碗筷收拾停当，赶紧上床，这已成为例行公事。忙着去淋浴，浴后我就这么赤条条地在屋里荡来荡去，甜妞笑我是暴露狂，我亦笑，笑她有窥阴癖。她洗澡总是很慢，用时竟有阿杜个唱音乐会那么久，让人生急。
“哎呀，我忘了把红烧鱼撂冰箱里了。”正在有伤风化的时候，她突然想到。
“别去管它！”我不想这么快就下欲望号街车，问题是——还没到站呢。
“不行，会馊掉的。”她硬是推开我，匆匆去了厨房。
床一下子宽敞了。我汗津津的躯体骤然间冰冰凉，好似兜头一盆冷水，把那种叫欲火的东西浇灭了，连灰烬都已不见，高涨起的激情，也一直跌落到太古洪荒里。
甜妞回来，脸上是那种如释重负的表情，见我静静地瞅着她，颊上红一红，忙忙地去遮盖阴部，上床来赶紧钻进毛巾被里，连头也蒙上。
“继续吧，死死地盯着人家做什么？”因为口鼻掩在毛巾被里，声音也就瓮瓮的，像早期电影译制片的画外音。
“先歇歇。”我已经冷却下来，心也似乎变得苍老许多，好像长了胡子。
“你这个大色狼，装什么装，你不要拉倒，不要以为我会来求你。”她用毛巾被劈头盖脸地把我俩包裹起来，腻在一处，她的身子很烫，烫得巫山云雨，然而，我的精神彻底惺忪迷离了，虽吻着她，阴茎却睡着了。
甜妞入梦了，我却失眠，到阳台去，俯视着下面一条条同样失眠的街道。
我去看母亲，却没有进屋，只把给母亲买的礼物放在家门口，按一下门铃，就走了。一年中于某一人总有一个特殊的日子，那就是生日，而我则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个特殊的日子应该是属于母亲的，那一天，痛楚、愉悦和幸福都是她的——今天就是我的生日。
母亲是毛泽东时代的女性。“怀你的时候，我们钢厂正在搞大会战，加班加点，生你的前两个钟头，我还在广播站广播挑战书呢！”母亲说这些的时候，自豪得很。
在大学里，我最陌生的怕就是教室了，总是躲在宿舍读郁达夫，是郁达夫引我走进三十年代的疏淡轻烟之中，竟寻不到回来的路。母亲来宿舍，见我痴迷于书，只说“读书好，读书越多越好，”把带来的奶粉、辣酱什么的撂在桌上，便回。
毕业后，搬出来住，每次回去，母亲都烧火做饭、汲水洗衣忙个不停，忙碌间，仍有着那个年代才有的飒爽英姿，只是鬓发斑白了。我于心不忍，劝她歇一下，她连说不累。想她自父亲地震遇难之后，辛苦抚养我们哥俩，越发不愿再让她操劳。拦又拦不住，心里就酸楚得不行，几天都平静不下来。
于是，我尝试着把母亲从厨房拉出来，一家三口，在附近的小川菜馆去吃饭，少受些累。母亲竟变得挑剔起来，嫌这个菜寡淡，嫌那个汤太咸，其实，我知道，她是嫌贵——她勤俭惯了。最后一回，她干脆去也不去了，我和弟弟怎么劝都没用，她就那么执拗地坐在床上，光阴在她的两颊徘徊。
所以，我生日的这天要母亲安静，不打扰她，懒懒地睡一觉也好，散漫地晒一晒太阳也好，或跟其他老太太一道去扭秧歌、打麻将也都好……
“妈，见到我给您熬的黄花鱼和清炒虾了吧，尝尝吧。”下楼，我像个顽皮小子一样一边踩着马路牙子走一边跟母亲通了一个电话，“这是我的手艺，照着菜谱操作的。”
“儿子，你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吗？”母亲问我。
“嗨，小小年纪过什么生日，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哪，再说吧。”我故作洒然地说，这时候，恰好有公交车过来，我便跳上去，又与母亲说三道四一阵，才挂掉电话。
其实，我跟母亲说的话，都是昨晚甜妞说与我的，听时很有一些逆耳，心里就系上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原以为她会建议我举办一个生日派对什么的，看她这样冷漠，不免小有失落。
“我就不过生日的，老了，到五十岁以后再过也不迟。”甜妞心思的不细腻，由此可见一斑。说罢，她掉过头去，又睡。她睡觉时喜欢蜷缩着身子，像个婴儿。
书店窗外的梧桐叶都绿透了，绿得书店窗内也是一片诡奇谲变，朝气浓得化不开，我连取书都是脚步轻快的。听到门铃响，头也不抬就是一声“欢迎光临”，这是我从麦当劳快餐店学来的，声音甜而腻。来客倒笑了，却原来是汉奸，仍旧是那么衣冠楚楚的，特人模狗样的。
“得了什么稀罕宝贝，这么喜兴？”我见他手里拎着一只精美的塑料袋子，很珍惜的样子。
“给女朋友买的芭比娃娃，”汉奸说，“她就喜爱这些孩子气十足的玩意儿。”
“好好珍惜她吧，别丢了。”汉奸的女朋友我是见过的，公务员，生就一张玛丽莲·梦露一样俊气的脸，汉奸把她领来的时候，她就小鸟依人地站在一边。不过，小鸟是长着翅膀的。
“我会珍惜的，”因是说到心爱的人，汉奸一脸的春色，“昨天，我们老板池田先生请客，我还是拉她一起去的呢。”
汉奸来，多是为他的老板跑腿儿。他的老板阅读范围很窄，似乎仅限于抗战年间的沦陷区文学，比如张爱玲、穆时英、予且，沈从文是不看的，叶圣陶也是不看的，显见是一个天性挑剔的动物。
“这回，有什么书可以推荐给我？”汉奸趾高气昂地说，“尽管把压箱底的东西拿出来吧。”
“去拿一本《结婚十年》吧，苏青的。”我指点最靠里边的一架书，让他自己去取，“有人拿周作人跟苏青做比较，说周作人写得平实而清淡，苏青写得则是平实而热闹。”
汉奸站着读，只掀几页就说好，他连连跷着大拇哥，很业内的样子，其实，除了畿米和朱德庸的漫画，他看过的书少而又少，没少看的倒是三级片，光着腚做俯卧撑的那种。我说：“只有你的那个大日本皇军说好才算数，你说好——那是扯淡！”
“谁说的？”汉奸以为我侮辱了他，竟脸红脖子粗，“我看好的，池田先生也必会说好，昨天喝酒的时候，他还一个劲儿搂着我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啊呸，你以为你是谁！”我简直笑得不行，差一点儿吓跑一个刚进来的顾客，那是个学生，瞪着小兔子一样惊惶的眼睛，看着我们。
汉奸被我笑得有点儿狼狈，赶紧解释说：“这话是他喝醉时说的，玩笑而已。”
店门被推开，罗素来了，而且手里也拎着一只精美的塑料袋子。我和汉奸停止了说笑，像三毛学生意似的认真地一买一卖起来，汉奸走了之后，我才发现罗素今天竟穿一身职业套装，颜色深深的那种，反而倒把她映衬得灿若桃花，热力四射，尽管脸上依然是冬天。
“老板，来一下，”正想跟罗素说点儿什么，有顾客招呼，我只好过去，那人神经兮兮地问：有黄色小说吗，《肉蒲团》、《痴婆子传》那样的？我说：过一阵子，我给你写一本。对方笑了，有几分腼腆。
店堂清净下来以后，我把这个说给罗素听，我猜，那一定是个民工，罗素却说：“我看是大学教授——无疑！”
“大学教授怎么会变态成这个样子？”我一边把才从废品站收来的旧书摊开来分类，一边继续刚才的话题。书是残的多，因潮湿而走形，须先放进微波炉里消毒，然后用熨斗熨，再然后像裱画一样的装裱粘补，很是麻烦，好在我有耐心。
“是民工，他解决下半身欲望的途径更为直接，要么去找职业卖淫妇，要么去勾搭半老的风流寡妇，”罗素说，一副慢悠悠的，若是再叼个烟斗，就跟大侦探福尔摩斯差不多了，“而大学教授则不然，对前者是不屑，对后者是不敢，只好溜达到小说的性描写中去意淫喽。”
“小罗，这好像是俞平伯的书！”我捧起一本撕了封面的书，书钉已经锈蚀，纸张也就散落得没了秩序。
“没错，”凌乱中，罗素把零碎纸张一页一页拣起，说道，“是俞平伯的《杂拌儿》，开明1928年初版。”
对修理残书一道，我有信心，只要不缺胳膊少腿儿，全须全尾，经我一番梳洗打扮，保管可以“一倾倾人城，再倾倾人国”，绝对能嫁个好人家，瞧好吧您呢。
小心地翻阅着这些散页，绵绵的情致恍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涟漪，静雅地漾漾。我就兴奋得不行，抚开纸张上皱褶的时候，手都抖。
修一本书，比印一本书要难得多，每一页道林纸都得洇湿，用干毛巾抚平，再阴干，急是急不得的。罗素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看着我做这些，烦并快乐着。
“我们学校中文系有个教授，去南方开学术研讨会，潇洒时，有脱衣舞女拉他的生意，他就把她带到宾馆里。”我干活儿，罗素就在一边给我讲他们学校的趣事，“结果呢，他并不进行实质性接触，而是问这问那，还给脱衣舞女大讲贞操之必要，最后脱衣舞女终于忍无可忍，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