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天，你走进饭店时。好像从月亮上掉下来似的，你身上还真有点兽性，我喜欢你的正是这点兽性。”
她突然想起什么，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又吃惊地说：“这话真难听，什么‘野兽’、‘猛兽’的！不应该这样谈论动物。动物常常很可怕，可是它们比人还真诚。”
“真诚是什么意思？你指的是什么？”
“你倒仔细看看动物，一只狼，一只狗，一只鸟都行，或者动物园里哪个庞然大物，如美洲狮或长颈鹿！你一定会看到，它们一个个都那样自然，没有一个动物发窘，它们都不会手足无措。它们不想奉承你，吸引你。它们不做戏。它们显露的是本来面貌，就像草木山石，日月星辰。你懂吗？”
我懂。
“动物大多数是悲伤的，”她继续说。“当一个人并不是由于牙病或丢了钱，而是因为他忽然在某个小时里感到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整个人生是怎么回事而悲伤财，那么他是真正的悲伤，这时他与动物就有些相似之处——那样子悲伤，却比以往更真诚、更美。事情就是这样，我初次见到你时，荒原狼，你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赫尔米娜，你对描写我的那本书怎么想？”
“啊，你知道，我不喜欢老是思考。我们下一次再谈它。你可以把书给我看看。不，等一等，我什么时候又有兴趣读点什么时，你再给我一本你自己写的书。”
她请我给她叫咖啡，一会儿显出精神恍惚、心不在焉的样子，一会儿又忽地神采焕发起来，似乎在苦苦思索，得到了些什么结果。
“哈，”她高兴地喊道，“我现在想起来了。”
“想起什么了？”
“狐步舞的事，这些时间我都在想这件事。好了，告诉我，你有没有一间我们间或可以跳一小时舞的房间？房间小没有关系，只要楼下没住人就行，否则我们在上面既得地板嘎吱嘎吱响，他就会上来吵架。那很好，很好！这样你可以在家里学跳舞。”
“是的，”我怯生生地说，“在家里学更好。不过我想，还得要有音乐。”
“当然需要音乐。你听着，音乐你可以搞些，花的钱顶多不过请教员教你跳舞的学费。学费你省下了，我自己当教员。这样，我们什么时候跳都有音乐，留声机留在我们这里。”
“留声机。”
“是呀。你买这样一个小机器，再买几张舞曲唱片……”
“太好了，”我喊道，“你真的教会我跳舞，我送你留声机作酬劳。同意吗？”
这话我说得很爽快，但并不是心里话。我很难想象，在我那堆满书籍的工作室里怎么能放上这样一个我一点不喜欢的机器，对跳舞我也有很多不同看法。我曾想过，我偶尔也可以试着跳一跳，虽然我坚信，我已经太老了，骨头也硬了，学不会了。而现在，一步接一步，事情来得太快太猛烈了，我是个年老、爱挑剔的音乐行家，我不喜欢留声机、爵士乐，不喜欢现代舞曲，我感到我身上的这一切在反抗。现在，要在我的房间里，在诺瓦利斯和让·保罗旁边，在我的思想斗室和避风港里响起美国流行舞曲，要我随着乐曲跳舞，这可是太过分了，人们不能这样要求我。可是，要求我这样做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赫尔米娜，她有权命令我。我服从她。我当然服从。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一家咖啡馆会面。我去的时候，赫尔米娜已经坐在那里喝着茶，微笑着让我看一张报纸，她在那张报上发现了我的名字。那是我家乡出的一张反动的煽动性报纸，经常发表诽谤性文章攻击我。在战争期间，我是反战的，战后我曾著文，提醒人们要冷静，忍耐，要有人性，要进行自我批评，我反对日益猖獗起来的国家主义的煽动。现在，有人又在报上攻击我了，文章写得很蹩脚，一半是编辑自己写的，一半是从接近他的观点的报章杂志上的许多类似文章中抄袭拼凑来的。众所周知，没有人比这些陈旧思想的卫道士写的更坏了，没有人会写得这样卑鄙龌龊，会这样粗制滥造。赫尔米娜读了文章，从中得知，哈里·哈勒尔是害人虫，是个不爱祖国的家伙，只经这种人和这种思想被容忍，青年人被教育成具有伤感的人道主义思想，而不想向不共戴天的死敌报仇作战，那么，这对祖国当然只是十分糟糕的事情。
“这是你吧？”赫尔米娜指着报纸上我的名字问我。“你树敌还不少呢，哈里。你恼火吗？”
我把这篇文章看了几行，全是些老花招。这些谩骂的话没有一句不是陈词滥调，这些年里听得我耳朵部长了老茧。
“不，”我说，“我不恼火，我早就习惯了。我几次表示过我的看法。我认为，每个国家，甚至每个人，在政治‘责任问题’上都不应该浑浑噩噩地沉醉在编造的谎言中，他们都必须在自己身上检查一下，他们犯了什么错误、延误了什么时机、保留着哪些陈规陋习，从而也对战争的爆发和世界上的其他不幸事件负有一定责任。这也许是能避免下一次战争的唯一道路。正是这一点，他们不能宽恕我，因为他们自己一皇帝、将军、大企业家、政治家、报纸——当然是完全无辜的，他们对自己毫无可以指责之处，他们谁也没有一丝一是责任！人们可以说，除了一千多万被打死的人躺在地下以外，世界上不是一切邻很好吗。赫尔米娜，你看，这种诽谤文章虽说不会让我生气恼火，有时却也使我伤心。我的同胞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阅读这类报纸，每天早晨和每天晚上听到的都是这种调子，他们每天被灌输，被提醒，被煽动，被搅得不满和发火，这一切的目的和结局就是爆发另一场战争，而下一场战争也许比上一次战争更可怕。这一切非常清楚简单，任何人都能理解，只要思考一个小时就能得到同样的结论。可是，谁也不愿这样做，谁也不想避免下一次战争，谁也不想为自己和子女、后代避免一场死人的大厮杀。思考一个小时，检查一下自己，扪心自问，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世界上的坏事，承担多少责任，你看，这就没有人愿意做！于是一切都按老皇历进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非常热心地准备着下一次战争。我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我的身心就麻痹了，绝望了。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祖国，没有理想了，这一切都只是那些准备下一场屠杀的先生的装饰品。按照人道主义原则去思考，把它说出来，写出来，这已经没有用了，头脑中想出一些好的想法已经无济干事——这样做的只有两三个人，而每天都有成千家报纸、杂志，成千次讲演，公开或秘密的会议在宣扬完全相反的东西，并且达到了目的。”
赫尔米娜很关切地听了我的议论。
“是啊，”她开口说道，“你说得不错。自然还会有战争，这一点用不着读报就知道。人们当然可以为此感到伤心，可伤心也没有用。这就像一个人无论怎样反对，怎样努力都不免一死一样。跟死亡作斗争，亲爱的哈里，始终是一件美好的、崇高的、奇妙的、可尊敬的事情，反对战争的斗争也是这样。但是，这种斗争向来都只不过是毫无希望的堂吉柯德式的滑稽剧罢了。”
“这也许是真的，”我激烈地大声喊道，‘它是，反正我们很快就要死，所以一切都无所谓了，这一类所谓真理只能使整个生活平庸愚蠢。难道我们就该把一切都扔掉，放弃一切精神、一切追求、一切人道的东西，让虚荣心和金钱继续发号施令，喝着啤酒，坐等下一次总动员？”
这时，赫尔米娜奇特地看着我，这目光一方面充满快乐、讥讽、戏德、谅解和友谊，另一方面又非常庄重、深邃、严肃，并充满智慧。
“你不用这样，”她非常慈爱地说。“即使你知道，你的斗争不会成功，那你的生活并不会因此就变得平庸和愚蠢。反过来，哈里，如果你在为某种美好的事物和某种理想斗争，而认为你一定要达到目的，这样倒是要平庸得多。难道理想都能达到吗？难道我们人活着就是为了消除死亡？不，我们活着，正是为了惧怕死亡，然后又重新爱它，正是由于它的缘故，有时这一点点生活在某一小时会显得如此美妙。你是个孩子，哈里。现在听我话，跟我来，今天我们有许多事要做。今天我不想再谈战争和报纸的事了。你呢？”
噢，不，我也准备好了。
我们一起走进一家乐器店，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城里一起走路。我们挑选各种留声机，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试听唱片。当我们选到一架价廉物美的留声机时，我想马上把它买下，赫尔米娜却不愿意急于求成、她把我拦住了，我只好跟她一起到第二家乐器店去。在那里我们也试了各种系列、各种大小、各种价格的留声机，这时她才同意回到第一家店，买我选中的那一架。
“你看，”我说，“这件事我们本来可以做得更简单些的。”
“你这样看？真是那样的话，明大我们也许会看到一架同样的留声机摆在身一个橱窗里，却便宜了二十瑞士法郎。况且，买东西也有乐趣，而使人快乐的事就该好好品味。你还得学很多东西。”
我们让一位伙计把留声机送到我的住宅。
赫尔米娜仔细观看我的房间，很赞许屋里的火炉和沙发床，试了试椅子，拿起一本书，在我情人的照片前站了许久。我们把留声机放在五斗柜上的书籍中间，然后开始上课。她打开留声机，放一首狐步舞曲，给我示范做了几个动作，拉起我的手，开始带我跳舞。我顺从地跳起来，却撞到了椅子上；我听着她的命令，却听不懂地的意思，一脚踩到她的脚上。我跳得既笨拙又热心。跳完第二个舞，她一下子躺倒在沙发上，像孩子似地笑起来。
“我的上帝，你简直跟木头一样僵硬！你只需像散步那样，很自然地往前走就行！根本不必紧张！我想，你一定跳得很热了吧？来，我们休息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