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乓怀。瓒狭送ㄍ饨绲牡缆贰６胖僖淮未味プ欧缪叫屑甘锏焦缬示秩ィ笈巫呕嵊幸环釮城的来信，带来有关父母的消息。也许在他的心底，更希望收到的是楚小溪的回信。他自从到达呼玛后，就开始不间断地给楚小溪写信。开始是寄往H城，后来楚小溪也到了北大荒，他的信就寄往万山农场的那个连队。他的信总是写得很长，至今他还记得，刚到呼玛的时候，他在信中怎样给楚小溪描绘黑龙江边的生活。他告诉她，“呼玛”在达斡尔语中，是高山峡谷不见阳光的激流的意思，这地方冬天最冷时可达到零下52度；在“文革”前，边民可以到江中心的岛上去放牧，开了春儿把牛羊往岛上一赶，岛上草肥水美，到了秋天再把牛羊赶回来，就增加了好几十只了。这儿的边民大多是当年闯关东的山东人，所以从江那边嫁过来的俄国女人，个个都会说山东话。都说喝了黑龙江的水，头发黄鼻子大，所以这里的人长得都像混血儿。那些混血儿因为长着一付修正主义面孔，所以不准入党参军不准当民兵。黑龙江里有许多种江鱼，俗称三花五罗，据说肉质鲜美细嫩，不过他至今还未吃到；鳇鱼籽号称黑珍珠，金红色的大马哈鱼籽每一粒都像玛瑙。在一个叫西岗子的地方，埋了几千名牺牲的苏联红军，附近有一座冒烟的活火山，夜里有红色的火星闪烁……可惜这些都是听人说的，他什么也没有亲眼见过。他每天的生活除了劳动还是劳动，除了学习就是学习，他很想到江边去看看，到了夏天，据说连江对岸钓鱼人的草帽，还有漂亮的斑点狗身上的斑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刚开始的时候，楚小溪还常给他回信。奇怪的是，小溪对他讲的那些好玩的事，好像一点都不感兴趣。她的回信总是在讲学大寨和大会战什么的，讲她们连队火热的生活，开荒、除草、麦收，怎样一次又一次胜利完成了任务。杜仲觉得小溪的信写得空洞无物，她的信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农业劳动使我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了脚踏实地的劳动者，但世界观的改造还不够彻底。”“我们种的是普通庄稼，但收获的将是反修硕果。”……杜仲心想，一个“文革”开始时刚念完初一的女孩，也敢称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么？他盼她的信又怕收到她的信。他若是在信上流露出一点儿低沉的情绪，小溪的回信就会用严肃的口气“批判”他，要他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于是他只能在回信中据理力争。“猫冬”的农闲时节，他将大量的业余时间用来写信，他希望能说服楚小溪懂得自己。信写得越来越长也越来越激烈，这样做的结果，楚小溪的回信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信也越来越短了……
但是杜仲还是盼着楚小溪的信。同去的知青中，那个惟一的哥们儿已调到整建党工作组，周围没有一个人能谈得来的。他需要有一个人能听他说话，何况是楚小溪那么一个单纯无邪的女孩，曾经在他最艰难的日子里，给予过他温暖与友情的人。
杜仲一次次往返于村子和公社之间。茫茫雪原，一根细弱的蒿草在雪地上摇晃，随时都会被风雪折断。公社的高音喇叭在寂静的旷野上尖叫，但整个世界都好像已经死去了。
等待是如此漫长，他没有等来父母和楚小溪的音信，却得知那个高一“战友”即将去当兵的“喜讯”。在这个遥远的边地，他这个惟一的哥们儿走后，杜仲开始变得烦躁和焦虑。下乡时从H城带来的一箱书，看了一遍又一遍，书皮已经翻烂，那本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他几乎已把第一章全背下来了。……不！他的情感早就冷却，他厌倦了上流社会的喧嚣……谁曾经生活，谁曾经思考，内心就不能不轻蔑世人；谁曾经感受，那逝去的岁月，就会用幻象来搅扰他们……我徘徊在海岸，等待晴天，招手向过往的船帆致意。迎着风暴，冲破波涛，沿着海上自由的通道，何时能开始我自由的航程……60年代中苏交恶，他64年进中学，学的是英语。学俄语纯粹是由于兴趣，自学加上父母辅导，到父母隔离审查之前，他已经可用简单的俄语对话。杜仲试着偷偷把那些诗翻译成俄文，以此来打发时间，到后来，他自己所译的俄文诗句，也能倒背如流了……
深刻的自我检讨
草绿了，草又黄了；下雪了，雪又化了。杜仲觉得自己的耐心已经到了尽头。
他开始给军队的那个朋友写信，诉说自己的郁闷，还有一些幼稚的质疑。那些质疑不可能像后来他的军人哥们儿认为的那样，是受到了旁人的“教唆”和“影响”。那仅仅是杜仲本人发自内心的不满情绪，是与他自身命运相关的牢骚，还有书本和文学作品，在他体内残存的那些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情感。他在信中提出了许多难以解答的问题，求教于那位当年敢作敢为将他塞进车厢、带去反修前线的哥们儿。他完全没有想到，进入军队后的哥们儿已是今非昔比，正在迅速成长成熟。他在阅读了杜仲的来信后，产生了极大的担忧，他感到杜仲的想法很危险简直是太危险了，他必须拯救这一位在自己离开后，随即迷失了方向的战友。杜仲的信被果断地退回到公社，还附有军人要求公社党组织帮助杜仲的长信，言辞恳切，希望杜仲迷途知返。这封信对杜仲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不是因为公社与生产大队为此事召开的一系列批判会、也不是因为杜仲被迫写下的无数检讨书；而是因为，经历了几年来在险风恶浪中的颠簸，杜仲曾以为前方是有岸的，至少还有一条大船一直在与他同行。但此时他举目四望，茫茫的海面上，只剩下了他一个人。风高浪急，视线之内没有飞鸟没有岛屿，他的呼救没有回应；小船已经漏水，再来一个浪头船就会倾覆了。
杜仲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孤独，还有绝望。
杜仲明白自己是走投无路了。这封被退回的信，足以断送他原本就已经十分渺茫的前途，他决不会再有转机和出路可言。
尽管如此，他仍是认真而痛心地对自己信中的妄言，一遍一遍作出了深刻的自我检讨，颤抖的钢笔在他的中指上嵌下了硬币样的茧子。元旦即将来临时，他的脊背上长出了一个通红的痈疽，然后是持续的发烧。那时知青们都已准备回H城探家，大家都没心思再对他穷追猛打，公社革委会批准他去北安看病，他搭乘了一辆牛车再是“热特”再是长途汽车，在北安医院做了一个门诊手术，拿到病假条后，他跳上了开往H城方向的火车。
1971年年初的一日，杜仲在H城旧居门口的封条前站了很久，他忍不住轻轻地晃动房门，竟发现尘封已久的门锁已经不那么结实。他转身而去，在一家僻静的杂货店买到了一把钳子和一个手电筒。那天晚上，他蹑手蹑脚地接近了自己曾经的家，然后顺利地破门而入。久无人居的房间里，浓重的霉味与灰尘的气息险些令他窒息。他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他只是想来看看，看一眼而已。残破的家具中，也许还能找到一点什么有用的东西。手电筒微弱的亮光下，他的影子如鬼魂般无声地挪移，歪倒的衣架倾斜的柜子和满地的纸片，再次提醒着他的孤独与绝望。他在地板上疲倦地坐下来，一仰头，看见了墙上的那个镜框。
很多年中，杜仲一直认为，那个晚上他无意之中的一瞥，好像有人从微光中伸来一只手，亲自将那个地方指点给他的。他始终无法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一下子就对那只镜框发生了强烈的好奇心。镜框如书本大小，浅灰色像是镀银的窄边框架，是父母当年从苏联带回来的，一直就挂在那里。也许由于其中镶嵌着一幅列宁的炭笔素描画像，镜框毫发无损，竟然未被人掳走。杜仲用衣袖擦去了玻璃上的浮灰，心想这也许是父母留给他的一件遗物了，便将镜框揣进怀里，而后悄然离去。
第二天上午，在他借住的地方，同学的家人都已上班。他把镜框拿出来细细端详，觉得里面的画像有点歪斜。闲来无事，他用钳子将镜框背后的小钉子拔了，揭开背后薄薄的盖板，想把那张画像正一正——那一刻他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他在画像与盖板之间，发现了一张有些泛黄的硬纸，翻过来看，像是一份表格，上面有铅印的俄文。杜仲屏住了气，睁大了眼，开始阅读那些模糊不清的俄文字句。他出了一头大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份与他有关的文件——1951年，杜仲（俄文名字德鲁卡）在莫斯科某医院的出生证。
他的父母为什么要把这份证明，放在如此隐蔽的地方呢？
这张保存完好的纸，恰恰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出现，对于他来说，莫非是一种暗示与指引？它究竟意味着自投罗网还是绝路逢生？
杜仲傻呆呆地坐着，苦思冥想了整整一天。傍晚时分，当同学一家人回来时，他已经把镜框恢复原样，用一件棉毛衫将它包裹严实，塞在了自己简单的行李里。一个重大的决定在他绝望而混乱的脑子里大胆地萌生，他甚至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大跳，但他已经别无选择，他觉得除了这条路之外，自己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没有退路就意味着只能勇往直前，无论前面是断崖还是陷阱，他都要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作为抵押，不顾一切地去试一试。
接下来的日子，杜仲在H城的短暂逗留，开始为自己的计划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他又一次潜入封闭的旧居，竟然在杂物堆里找到了一只苏联生产的望远镜。也许是运气和天助，他在一个留城进了工厂的老同学家里，发现了在批“四旧”时，抄家得来的一只夜光指南针。他以身处边疆自然条件恶劣经常迷路为借口，费尽口舌，向那人讨得了指南针。他不需要更多的东西了，只需要勇气和胆量，他相信自己一口熟练的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