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口，费尽口舌，向那人讨得了指南针。他不需要更多的东西了，只需要勇气和胆量，他相信自己一口熟练的俄语将会帮上大忙。
无数次的审查与等待
很多年以后，他回想当初近于疯狂的行动，觉得那次行动的原动力，仅仅是一种狗急跳墙的动物生存本能，是年少气盛的血液中自以为是的冒险精神，还有他希望亲自去考察一番“一声炮响”发祥地之真实面貌的狂妄之念。如果说其中混杂了少许诗意的憧憬与浪漫，那么也是由于静静的顿河或是伏尔加纤夫还有白净草原与悲怆的天鹅湖……
也许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在从H城返回呼玛的途中，特地绕道松花江边的万山农场，去看望楚小溪。那是一次只能在心里进行的悲壮诀别，只有他自己明白——他若是能成功过江，他从此再也不能回来；如果他被打死在边境线上，他当然更回不来了。所以，无论成功与否，此一去，他都将与楚小溪永别。
回到呼玛之后，他的劳动表现异常出色。他多次偷偷揣着望远镜，到很远的草甸子去打柴禾，江边了望哨的位置都已烂熟于心。如此地广人稀的边境，两岸间终会有被疏忽的隐蔽通道，就看你能否发现它了。
他终于等来了一个刮着大烟泡的风雪之夜，风声怒吼，雪片横飞，他拧断了生产队马棚门上的铁条，把十几匹马都轰了出去。马在旷野上四散狂奔开去，那将是他行动的最好掩护。厚厚的羊皮袄被翻了面紧裹在身上，他想自己如果被冻死在旷野上，天亮以后，看上去就像一只被埋在雪地里的羊。
生与死之间其实只有一步，这一步的距离却是如此之长。对于20岁的杜仲来说，那已不是国境线，而是死亡的界碑。天地混沌，面孔上结了一层冰壳，眼球似乎已经被冻住了，他一次次用手套揩擦着眼睫毛上的白霜，远方隐约有一线光亮，如同沙漠中的海市蜃楼。
他听见了从黑暗中传来的一声俄语，喝令他站住。几个大兵迅速地将他捆绑起来。当他被带到了一所暖和的小屋，他没有开口说话，而是用几乎冻僵的手，伸进贴着胸口的内衣，掏出了那份证明自己出生地的文件，还有写着他名字的边防证。
孟迪把一粒白瓜子轻轻嗑开了，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说：跟你说句实话，其实，我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在H城见到你。听说你后来一直没有被遣送回来，大家都认为你在过江的时候，不是被打死了，就是冻死了。你能被他们留下，简直是一个神话，或是一个谜。不过我并不想知道，你没有被送回来的具体原因。到了我们今天这个年龄不会不懂，你能留下来，当然是因为对他们有用。可是你妹妹的一个朋友转告我说，你是从F国回来的，我倒很想知道，你这一次，究竟是途经F国呢，还是早已定居在F国了呢？
杜仲回答说：我在80年代中期，从当时的苏联到了F国；我的妻子是俄国人，懂法语，她一直到90年代才有机会离开俄国，到F国与我团聚。现在我们一起居住在F国南部，我在一所大学的图书馆工作。你也许明白，前二十几年中我根本不可能回来探亲。
孟迪沉吟了一会，又问：杜仲，恕我冒昧，你既然冒着生命危险，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后来为什么又一次离开那里去F国呢？孟迪在“又一次”三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杜仲很快回答：是因为失望。
是什么让你失望？
你应该知道是什么让我失望。
难道每一次失望都会导致——导致放弃么？
是这样。我没有别的反抗方式，我所能选择的，只是放弃。
就像当初你放弃楚小溪那样？
……不，我和楚小溪之间，只是朋友，她不是我所要反抗的，当然就不存在放弃。
那么，如果说，当你有一天放弃到再没有什么可放弃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事实上，现在，我已经就只剩下我自己了。这是坚守的底线。
很久的沉默。杜仲伸手从孟迪的烟盒里，抽出了一支烟。他戒烟已经好多年了。
杜仲并不想把自己这些年在海外的经历，一一从头道来。毕竟他与孟迪不熟。假如有一天他能见到楚小溪，而她也仍然有兴趣听他讲述，那么他会告诉楚小溪，这二十八年他是怎样过来的。那场暴风雪过去之后，他被押送到布拉戈维申斯克，然后送到赤塔。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审查与等待之后，他终于被允许留在了远东地区，先是被送到一所大学学习国际政治，然后在一个研究所从事中苏关系研究。孟迪说得不错，以他那样特殊的身世和家庭背景，他是一个有用的人。但孟迪并不懂得，他有用却没有更多可用的价值。有关方面曾希望他到国际广播电台工作，担任对华广播，被他拒绝了。几年后他被送往莫斯科的另一个研究所，那时他已开始自学英语和法语。但几乎与此同时，漫长而缺少阳光的冬季，压抑而神经紧张的日常生活以及长期的思乡之情，使他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他突然感到了厌倦，对自己所谓庄严而神秘的工作失去了兴致。有时他甚至会发生幻觉，觉得在这里和当年在江对岸，除了食物和语言之外，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他怀疑自己在若干年前，是否真的曾有过一次逃离？他是否还有必要重新逃离？
真是罪孽深重
那年夏天，借着去F国治疗忧郁症的机会，他没有再回到莫斯科。他的妻子在F国的亲友为他提供了最初的生活费。忧郁症断断续续搅扰了他好几年时间，一直到前苏联解体，他的妻子终于也来到F国，他才渐渐恢复了健康。当他重新振作起来，安顿好家人，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几年下来略有积蓄之后，他才第一次有了回中国的可能性。
二十八年。半个地球的周旋，多长的一条曲线。
孟迪说：可我始终还是不明白，你明知过江是会带来严重后果的，走之前你为什么还非要去看望楚小溪？你知道你在万山农场住的那一夜，牵连了多少人吗？凡是和你说过话的人，每一个人都被反复盘问。我因为留你住宿，与你合睡了一条被子，团籍都被开除掉了。
楚小溪的处境就不用说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第二年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她是完全可能被推荐的，但她却一家伙被打入了冷宫。一直到知青大返城的1978年，才离开北大荒。有一段时间，连队的女生都不敢同她说话，我想了很多办法安慰她也没用，因为她总是觉得对不住我，一次次不断地向我道歉。那么沉重的心理压力之下，我真害怕她会神经错乱……
是啊，听你讲了这些，我觉得自己真是罪孽深重。杜仲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口气一直压得他胸口憋闷，经过喉咙时，像一股腥黏的血流喷出来。他连续地咳嗽，每说一个字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有生之年，我若是还能见楚小溪一面，我会请求她的原谅。今天在这里，请你先接受我的歉意，可是，我却无法偿还当年给你造成的损失了……
杜仲的眼睛发涩，呼吸也越加滞重。他真的不愿意回想那一次见到楚小溪的情形，他也无法告诉孟迪，那一次付出了如此之大代价的会面，其实是很不愉快的。非但不愉快，甚至如同一把利剑，在他心里划下了一道不可愈合的印痕，由此更坚定了他逃离的决心。当年他和楚小溪曾因她的天真无邪而彼此走近，却也因她的纯真无知而分手。他是带着心灵与情感上难以述说的失落与迷惘，走向漆黑的雪原的。他在雪地里一次次摔倒又爬起来，觉得只有自己的两条腿还在拼死行走，而心却已经冻僵了……
杜仲在离开“柳荫”茶室之前，犹豫再三，还是向孟迪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对自己过江以后发生的那些事情，仍有些疑问。比如说，有关方面对楚小溪的处分，为什么会如此严厉？按说，楚小溪是把杜仲当作一个探访者和友人接待的，对他的逃离完全不知情，一旦交待清楚，应该可以脱身，却怎么会搞成那个样子？是不是楚小溪对他的逃离，表示了同情和理解呢？他说得小心翼翼，他知道自己的内心深处依然在渴望得到某种安慰。
孟迪很快回答说不是，以楚小溪当时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她怎么可能同情一个……她对审查是很配合的。孟迪的口气陡然变得不太友好，反问杜仲说：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呢？
你指的是什么？杜仲真的糊涂了。
我指的是，你应该知道，问题的关键在于，楚小溪她根本交待不清楚。
为什么？
因为那张纸片。
什么纸片？
你真的不记得那张纸片了么？一张有蓝色横条条的纸片，好像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有中文和俄文两种文字，一句在上，一句在下，中俄文对照的，实际是同一句话。
同一句什么话？
“请带我走！”
请带我走？
是的，时隔20多年，我都不会忘记，就是这一句：“请带我走。”
杜仲的脑子一片空白，思维已经完全停顿与混乱。他觉得这句话有点儿好像同自己有关。但他却实在想不起来，这句话在什么情况下同自己有关。
大同小异波澜不惊
孟迪冷笑着说：你自己写下的纸片，怎么会不记得了呢？那天晚上你和楚小溪在她科研排种子站的小屋谈天，你在匆忙中把纸片遗落在那里了。纸片上有俄文，这在当时显然是令人警惕的，所以第二天有人捡到了它之后，就把这张纸片悄悄收起来，然后交给了领导。你过江后，大规模的调查开始，这张纸片就成了铁的证据。问题在于，没有人愿意相信那张纸片是你遗落的；连队的H城知青中有人说，楚小溪在“文革”中就认识你，所以她的俄文肯定是你教的。专案组还让小溪对了笔迹，最后竟然断定，那张纸片就是出自楚小溪之手，“请带我走”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