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最为重要的精神源头之一。作家格非曾经专门写过《鲁迅和卡夫卡》一文，他从存在学的角度，论述了鲁迅和卡夫卡之间的精神血缘。也就是说，卡夫卡式的绝望和荒谬，同样能在中国心灵中产生回响。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二十多年过去了，谈论卡夫卡的人越来越少，以致现在的中国作家，可以轻易越过鲁迅、卡夫卡等人一直力图克服的障碍，在另一个精神地带安全着陆。
难道卡夫卡的精神难题在当下这个消费社会得到了有效的缓解？没有。它反而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卡夫卡的预言，他自己“将从一个孩子直接转变为白发苍苍的老翁”。——从精神意义上说，这话已经应验。在中国，卡夫卡就像一个“老翁”一样，正在被新一代写作者所遗忘，那个沉重而绝望的精神包袱，在他们眼中显得多余，身体的狂欢、欲望化的经验、消费主义的景象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写作从内心撤退，开始转向生活的外表，转向可以交换的商业领域。根据罗兰·巴特的研究，现代叙事的起源点是欲望。要生产叙事，欲望就必须可被交换，必须将其自身纳入某一经济系统。巴特深刻地道出了消费社会的叙事处境。我想，可以交换的欲望叙事就是一种“有用”叙事，相比之下，卡夫卡的叙事是“无用”的，如他自己所说，“我是完全无用的”，不能被交换，也不能被纳入经济系统。而这，看似是卡夫卡的悲哀，其实正是他的价值所在：他的“无用”，成就了他在写作上的大用——开创了一条通往艺术和内心的崭新道路。
中国长期以来推崇“文以载道”、“诗言志”，这些观念的背后，活跃的还是一种“用”文学的思想。如今，消费主义甚嚣尘上，写作似乎又多了一个被“用”的广阔领域：以写作获利不仅限于名声和地位，更伸展到了商业利益之中，结果再次导致写作沦为工具，使之偏离精神和信念的轨道，严重的，还沦为一个时代的笑柄。这个时候，我总是想起卡夫卡的自我表白：“我是完全无用的，然而这改变不了。”从根本上说，文学的确是无用的，它什么也不能改变，它的存在，不过是表明人类的内心还有那么一点奢侈的念想，还有做梦的权利。卡夫卡的实践证明，真正的写作，即便还有什么作用，也不过是一种内心的自我援助，它拒绝被支配，更拒绝被利用，它只为人类的内心作证。
二
维特根斯坦读完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后曾感叹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权写作。这话用在卡夫卡身上同样合适。在卡夫卡笔下，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完整的人，许多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小动物，或者一些卑微的职员，连卡夫卡自己看起来也是一个弱者，他在写作中关怀的也多是一些脆弱而渺小的事物，但卡夫卡的内心却一直有着坚不可摧的东西。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他才会那么坚定地关心人的希望和绝望，梦想和悲伤。
和许多人一样，我读的第一部卡夫卡作品也是《变形记》。应该是一九八八年，我十六岁，对文学刚开始萌生兴趣，还不敢有任何越界的想法，是卡夫卡教育了我，他的《变形记》第一次让我知道，写人，原来可以把人置于非人的境遇中来写，这样反而能够把人内心中的隐秘事物逼现出来。接着我又读了他的《饥饿艺术家》，当时未必能够完全理解艺术家拒绝进食的精神意义，但那个时候，我已经隐约感到，小说原来并不仅仅是讲故事，它还要解释人的处境，探索存在的真相。一直到现在，我都把卡夫卡看作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使我知道，写作不该放弃对存在核心的追问。
我很快就接受了卡夫卡对世界的解释。他对生活的批判，目的是为了抵达世界的内部，抵达存在的荒凉地带，从而为人的处境寻找新的价值坐标。对他而言，写作就是生 命的一种表达形式，他与写作的密切关系，是不可改变的。“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他还不止一次说，写作是祈祷的形式。所有这一切，都建基于他对自身境遇的敏感，对存在的关怀。卡夫卡让我认识到，真正的写作是独立的，内向的，自省的，也是坚决的，因为它无法和现实轻易达成和解。写作者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能走向存在的深渊。在卡夫卡身上，我能看到一种为艺术殉难的光辉，他那坚韧的牺牲精神，帮助他抵抗着一次次的精神苦难，如他自己所说，他一直都在斗争。
卡夫卡的境遇，很容易让人想起《饥饿艺术家》中那个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就宁死也不进食的饥饿艺术家，他简直就是卡夫卡自己的真实写照。饥饿艺术家为了“把艺术推向顶峰”，如同卡夫卡笔下那个“歌女约瑟芬”，为了拿到“那顶放在最高处的桂冠”，不惜毁坏自己的身体，这种为信念和艺术殉难的精神，显然受到了卡夫卡的推崇，所以他临死前还特别看重这部作品。据罗纳德·海曼的《卡夫卡传》记载，临终前卡夫卡在病床上还坚持通看《饥饿艺术家》的校样，“他不禁长时间泪如雨下”。我相信卡夫卡从中看到了自己。或许，他在自己写下的这段话里，感受到了难言的痛楚：
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您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
所有的难题，都是因为“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也就是无法和现实达成和解。这多少有点“自我折磨”的味道，卡夫卡也曾经这样自嘲过，但是，面对一个荒谬、虚假的世界，卡夫卡如果也像其他人那样“吃得饱饱的”，今天的他也许不值一提。正是他的拒绝进食，拒绝和解，为我们洞开了一扇观察现代人生存的窗户，并通过他超常的想像，为我们敞开了一片尚未被照亮的存在领域。因此，卡夫卡不仅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端，他更为二十世纪的文学提供了一个精神限度——他所呈现的人被腐蚀、异化、毁坏的景象，成了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的基本经验和基本母题。后来的文学大师，几乎都曾在卡夫卡的精神限度里徘徊。
卡夫卡是真正的存在的先知；他很清楚自己在现实中的命运：“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他不回避自己的命运，而是耗尽生命的能量来为存在寻找答案。他发现，自己总是与现实处于一种胶着的状态，包括他笔下的人物，他们周围充满的都是虚假的事物，许多时候，就连自己的身份都无法确认，但他们从不放弃努力，直到生命耗尽，也在寻找自己存在的真实感。如同《城堡》中的K，他的土地测量员身份一直得不到证实，那个最高当局的代表克拉姆也一直隐匿不见，一切都变得恍惚而迷离，并充满着难以言喻的荒谬感，而这，也许正是卡夫卡对存在的基本描述。K一直无法获得土地测量员的身份，那是因为存在本身是无法测量的，或者说，任何存在的澄明，都需经过艰苦的斗争；而《约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中那个为了拿到“那顶放在最高处的桂冠”、把身上一切不利于自己的歌唱的东西都“榨干”了的歌女，一阵风就可以把她吹倒，这表达的不过是理想的代价和存在的脆弱……这些，卡夫卡看似在表达个人的存在境遇，其实他是在描述一个普遍的生存悖论：存在本身，往往与存在的目标背道而驰。
也就是说，卡夫卡在写作中发现的都是人类的“存在的不幸”。勃罗德曾经把不幸分为两种：“卑下的，亦即可以避免的不幸”和“高尚的、不可避免的、形而上的不幸，它的根源在于上帝创造的人的文明及其局限”。按照勃罗德的说法，后一种不幸是不能用社会的、理性的和经济的因素来解释的。而卡夫卡发现和承担的正是这种不幸：“这种不可治愈的不幸根植于形而上的和浪漫的痛苦之中，它将会更沉重地压迫着他。”卡夫卡终生的努力，就是试图把自己从这种不幸中解救出来，但他没有成功。他走到了深渊，却怎么也找不到向上腾跳的动力。他这样形容自己的处境：
和每日世界直接的联系剥夺了我看待事物一种广阔的眼光，好像我站在一个深谷的底部，并且头朝下。
今天，当我们重新领会卡夫卡所发现的不幸境遇，不禁要问，卡夫卡何以能在那个时代发现这么多令人震惊的事实？我以为，“头朝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秘密之一。在卡夫卡时代，世界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但存在的真相依旧是隐匿的，被遮蔽的，一个作家要想看到更多，观察到更深刻的部分，原先的视力和方法都无能为力，他需要突破。这个时候，“头朝下”就成了一种反叛，成了一个可能带来全新发现的角度，它意味着不符合规范，“野”的，“是从文学外走来的”（汉斯·马耶尔语）。卡夫咔的写作证实了这一点。他写人变成甲虫，写人与城堡的关系，写艺术家的饥饿表演，就当时的文学而言，都是“头朝下”的方式，是一种巨大的革命。无论从话语方式还是从精神体验上说，卡夫卡都是以非文学的方式发动了一场关乎文学和存在的政变。当旧有的经验和话语无法再穷尽自己的内心时，卡夫卡毅然以一种“头朝下”的方式从传统的文学格局中出逃，由此，他从另一个角度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的人性景观。
三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曾经精辟地指出：“卡夫卡强烈地专注于他自身、他自己的经验和他存在的意义，他于形而上的层次上，再度体现个人内心冲突的非凡能力，使得他创造出这样一种作品，它可以将我们的注意转向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从那些影响外部世界的变化转向我们精神的变化，从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诉讼，转向由我们自己参加并仅仅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