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希望！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舌头胀得更大。叶夫列姆在自己身上再也找不到那种坚强的毅力了，他愁眉不展，把脑袋伏在铺着白布的门诊桌上，同意开刀。
手术是列夫咧昂尼多维奇做的，做得非常成功！正像手术前所说明的那样：舌头截短了，变窄了，但很快就会习惯于转动，重新像先前那样说话，只是口齿有可能不那么清楚。他还被针疗过一次，放他出去了又叫了回来，于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说：“现在可以说，你过3个月再来，我们还要给你动一次手术，是在脖子上。这次是简单的小手术。”
但是脖子上的这种“简单的小手术”波杜耶夫在这里可说是看得不少了，所以在指定的日期他没有去。医院一再发信通知他，可他理也不理。总的来说，他不习惯于在一个地方久留，会不当回事儿似地远走高飞，哪怕到科雷马河上，哪怕去哈卡西亚。在任何地方他都没有财产、住房和家室之累，他所喜欢的只有自由的生活和口袋里的钱。而医院里来信说：“如果您再不来，我们就通过民警把您押来。”瞧，肿瘤医院甚至对那些根本不是癌症病的患者也有什么样的权力。
他去了。当然，他还可以拒绝开刀，但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仔细摸7摸他颈部，狠狠地责怪他耽误了时间。就这样，他的脖子左右两侧都做了手术，像不明不白挨了刀子似的；他缠着绷带在医院里躺了很久，而让他出院的时候医生们无不连连摇头。
对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再也不像先前那么倾心了：工作、玩乐、喝酒、抽烟都使他感到索然无味。他脖子上那地方不见柔软，而是愈来愈绷得紧，硬邦邦的，老是像针扎和刺痛，甚至影响到头部。肿块沿着脖子往上升，几乎到了耳根。
就这样，一个月以前他仍然又回到这栋用发砖建造、砖缝匀称齐整的老建筑物前，登上掩映在白杨树中间、被千百双脚磨得光滑的台阶，外科医生们即刻像接待亲人似地将他留了下来，于是他又穿上了那种条纹市病号服，还是住在靠近手术室、窗子抵住后围墙的那间病房里，等候第二次（而总的算来是第三次）手术。叶夫列姆此时再也不能自欺欺人了。他承认自己得的是癌症。
现在，为了追求平等，他开始说服同病房里所有的病人，要他们相信自己得的也是癌症。而既然得上了这种病，那就谁也甭想逃出这个地方。即使出了院也还得全都回到这里来。倒不是他能够在别人的痛苦乃至骨折的脆裂声中找到乐趣，而是要别人也想到真实情况，不自欺欺人。
后来给他做了第三次手术，开刀开得更疼、更深。但手术后包扎时，医生们似乎并不高兴，而是用行话在相互交谈，并用纱布给他愈缠愈紧，愈缠愈高，使脑袋和躯干牢固地连在一起。他感到射向头部的刺痛更厉害了，更频繁了，几乎是接连不断。
这样一来，干吗还要装模作样呢？得了癌症就应当变得超脱一些，正视两年来他一直眯缝起眼睛、扭头不看的事实：叶夫列姆断气的时候到了。采取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心情反而会轻松些：不是死，而是断了气儿了。
但这话只能是说说而已，头脑知不能想像，内心也无法体验：这事怎么能发生在他叶夫列姆身上？这怎么会发生呢？当真会这样该怎么办呢？
为了躲开这一事实，他曾挤在人们中间拼命干活，可现在事实终于跟他狭路相逢，借助于绷带掐住了他的脖子。
从其他病人——无论是病房里的还是走廊上的，无论是楼上的还是楼下的——那里，他是听不到对他有任何帮助的话的。所有的话都不知说过多少遍了，可没有一句是中听的。
于是他开始从窗前走到门口，又从门口走到窗前，每天五六个小时踱来踱去。这是他寻求解脱的办法。
叶夫列姆一生中只有几个大城市没去过，边远地区他几乎走遍了，无论持在哪儿，他和其余的人都很清楚，一个人应该具备什么本领。一个人要么掌握很好的专业技能，要么能在生活中钻营。这两者都是生财之道。所以说人们相互认识的时候，道过姓名之后总是紧接就问：干什么工作，挣多少钱。要是一个人挣钱不多，那就是说，他不是傻瓜蛋便是不走运，反正是不怎么样的一个渺小的人。
所有这些年，波杜耶夫在沃尔库塔、叶尼塞河、远东和中亚所看到的就是这种完全可以理解的生活。人们挣了很多钱，随”后也就把钱花掉——有的人是逢星期六去花钱，有的人是度假时一次性地花掉。
这样的生活可以过得很顺心，直到得了癌症或其他致命的病为止。一旦得了这种病，他们的专业技能也好，钻营本领也好，职务也好，工资也好，统统变得一文不值。无论是他们束手无策的精神状态，还是死不承认得了癌症的自欺欺人的愿望，都说明他们意志薄弱，忽视了生活中的什么事情。
那么究竟忽视了什么呢？
叶夫列姆从小就听人们说，而且自己也知道，他和他的同伴这些年轻人，却比自己的老子头脑聪明。他们的老子胆了很小，一辈子连城也没进过，而叶夫列姆13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骑马打枪了，接近50岁时把整个国家像模娘儿们似地摸遍了。可是现在，他在病房里一边来回地走，一边回想他们家乡卡马河一带的老人——不管是俄罗斯人还是挺勒人，或者沃佳克人，是怎样死的。他们都不摆什么架子，不追求什么，也不吹嘘他们不会死掉，——他们都心情平静地对待死亡。他们不仅不留下债务，而且不声不响地做着准备，预先就指定好把母马留给谁，把马驹留给谁，把无领粗呢上衣留给谁，把靴子留给谁。他们离开人世的时候心情很轻松，仿佛只是搬到另一间茅屋里去住似的。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也不会被癌吓倒。而且，谁也没有得过什么癌症。
可在这儿，在医院里，人已经在吸氧气袋，眼珠子都快转不动了，而嘴巴还一再说：我不会死！我得的不是癌！
跟一些呆头呆脑的鸡似的。每一只都面临着喉管上挨一刀，可他都在咕咕啦啦，到处觅食。一只被抓去宰了，而其余的还在刨土觅食。
波杜耶夫就这样回复一日地在病房里走来走去，旧地板被踩得颤个不停，但究竟该怎样迎接死亡，他心中一点也没有变得明确起来。这事儿不能凭空瞎想。也没有人能告诉他。至于在什么书里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更是不抱什么希望。
当年他念过4年小学，后来还在建筑工人培训班学习过，但他没有养成看书的习惯：广播天天有，可以代替看报，而书在心目中则完全是多余的东西，他在那些偏僻荒凉的地方由于工资高而混了大半辈子，也没见过多少喜欢看书的人。波社耶夫只读那些必须要读的东西——交流经验的小册子、升降机说明书、操作规章、公告命令，《简明教程》只读到第三章。花钱买书或者跑图书馆借书，他认为简直是可笑的。在远行的途中或者在等候什么的时候，要是无意中碰上一书本，那他顶多看上二三十页也就扔了，因为从中他找不到任何可以指导生活的精辟的东西。
就连这里，医院里床头柜上和窗台上摆着的书，他至今也没去碰一碰。这本蓝封面上烫着金字的书，他本来也不会去读它，可是科斯托格洛托夫正好在他感到最无聊的一个晚上把这本书塞给了他。叶夫列姆将两只枕头垫在背后，开始翻阅。如果这是一部长篇小说，那他也不会看下去。但这是一本小故事集，其中每一篇的情节只用五六页就交待清楚了，有的则只有一页。目录上的篇名繁多。波杜耶夫开始读各篇的标题，立刻感觉到里边谈的似乎是实质性的东西。《劳动、死亡与疾病》《主要法则》《源泉》《一失足成千古恨》《三个老翁》《只要还有光，就走亮处》。
叶夫列姆翻开最短的一篇，把它读完了。他想思考一下，于是也就思考了。想把这篇小故事再读一遍，于是就又读了一遍。又想思考一下，于是又思考了。
看过第二篇之后也是这样。
这时灯熄了。为了这本书不被别人拿去，早晨也不用再找，叶夫列姆把它塞在自己的褥垫底下。在黑暗中他还给艾哈迈占讲一个古老的寓言，说真主怎样分配寿命，以及人得到了好多元用的寿命（不过，他自己并不相信这一点，无论怎样的寿命他都不认为是无用的，只要身体健康）。入睡之前他把看过的几篇故事又思索了一番。
只是射向头部的刺痛很厉害，妨碍思索。
星期五的早晨天空晦暗，而且跟医院里的任何一个早晨一样，是阴沉沉的。在这间病房里，每一个早晨都从叶夫列姆那令人心情沮丧的话开始。如果有人说出了自己的希望或心愿，叶夫列姆会立刻给他泼冷水，使他失望。但今天他却死也不肯开口，而是摆好了姿势一心在读这本不起眼的书。洗脸对他来说几乎是多余的，因为就连他的腮帮子也缠着绷带；早饭可以在被窝里吃；而今天手术病人又没有医生来巡诊。叶夫列姆慢条斯理地翻着这本书的粗糙厚实的纸张，默默地读着和思索着。
对放射科病人的巡诊结束了，那个戴金丝边眼镜的病号起初对医生骂骂咧咧，随后变得胆怯了，被打了针；科斯托格洛托夫在争自己的权利，出去了又回来了；阿佐夫金出院，弯着腰捂着肚子跟大家告别；其他病人有的被叫去照爱克斯光，有的去输血。而波杜耶夫依然没有下来在两排床位之间的通道上徘徊，他默然不语地在看自己的书。这本与众不同的书在跟他进行饶有兴味的交谈。
他活了一辈子，可还从未碰到过这样一本真正值得一读的书。
要不是刺痛感射向头部的这脖子迫使他躺在这张病床上，那他未必会去读它。这些小故事也许打动不了一个健康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