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请求我，让我按时给他写回信！我们可真应该向他深深地鞠躬！”
“不过，你还是顺着次序讲，奥列格！”西布加托夫请求说，面带着希望的淡淡微笑。
他是多么渴望把病治好啊（尽管那长年累月折磨人的治疗，显然已没有治愈的可能）！多么希望有朝一日会突然彻底治好！希望背上的创口愈合，腰能够直得起来，走路步伐坚定，时刻感到自己是个堂堂的男子汉！能够跟东佐姓大夫打招呼：“您好，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我的病已经好啦！”
他们大家多么渴望了解这样一位神医，了解此地医生所不知道的那种药啊！他们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反正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相信，某个地方隐居着这样一位神医，或者这样一位草药郎中，或者这样一个巫婆，只要得知哪儿能弄到此药，他们就能够得救。
是啊，他们的生命不可能已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不可能！
无论我们在身体强壮、幸福顺遂的时候会怎样嘲笑奇迹，可是一旦生活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而只有奇迹才能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重视这种独特的和罕见的奇迹！
与所有聚精会神贪婪倾听他演讲的听众的心情相融合，科斯托格洛托夫开始讲得有声有色了，此刻他相信自己的话甚至超过他默默读过的那封信。
“如果要从头讲的话，沙拉夫，事情是这样的。关于马斯连尼科夫医生，先前的那个病人告诉我，他原是莫斯科近郊亚历山德罗夫县的一个本地的老医生。按照从前的一般惯例，他在同一家医院里当了几十年的医生。他注意到一点：尽管医学书刊上关于癌的论述愈来愈多，可是他所接触的农民病人当中却没有人生癌。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小的时候谁不害怕妖魔鬼怪？——一碰那穿不透但却能神秘启合的墙壁就会吓得发抖，仿佛什么人的一个肩膀或者什么人是一条大腿马上就会挤出来。即使在我们的智慧可以揭示奥秘的今天，日常生活中已没有妖魔鬼怪的容身之地，却也说不定会有神怪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说：我在这儿！不要忘记！）
“……于是他开始研究，于是他开始研究，”科斯托格洛托夫兴致勃勃地重复了一句，“结果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当地所有的农民，为了节省茶叶钱，都不煮茶喝，而是煮恰加，又名烨树蘑．．．．．”
“那不是鳞皮牛肝菌么？”波杜耶夫打断了他的话。最近他已感到绝望，终日不声不响，甘愿认命，此刻这种普通的、不难弄到的药物甚至给他带来了一线光明。
在场的都是南方人，不要说鳞皮牛肝菌，即使烨树本身有些人也从未见过，所以更加不能想像科斯托格洛托夫所说的是什么东西。
“不，叶夫列姆，不是鳞皮牛肝菌。总的来说这甚至不是烨树蘑，而是烨树癌。如果你记得的话，在一些老烨树上有这种…样子十分难看的增生物——一层脊状的东西，外表呈黑色，里面是深褐色的。”
“那么，是多孔菌？”叶夫列姆继续追问。“从前人们用除石打火时拿它们作引子？”
“也许是。就这样，谢尔盖·尼基季奇·马斯连尼科夫突然想到：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庄稼人会不会就是在不知不觉中用这种恰加抑制了癌症？”
“就是说，起到了预防作用？”年轻的地质学家点了点头问道。今天整个晚上他都没法看书了，不过听一听这种谈话倒也值得。
“可是，光猜想还是不够的，懂吗？这一切都还必须经过检验。还必须对喝与不喝这种自制土茶的人进行多年的观察才行。还得让身上已经出现了肿瘤的人去喝这种上茶，这就要承担不用其他手段给人治疗的责任。并且需要摸准煮到什么温度、用多少剂量才为合适：煮得滚沸好还是不滚好；每天喝几杯；会不会有后遗症；对哪种肿瘤治疗效果好些，对哪种差些。对所有这一切的研究，耗去了……”
“那么现在呢？现在呢？”西布加托夫急切地问。
而焦姆卡想道：莫非对腿也有帮助？说不定能保住腿？
“现在么？瞧，他写来了回信。信里告诉我，该怎么治疗。”
“他的地址您也有吗？”那个发声艰难的病人，迫不及待地问，他的一只手依然捂着嘶哑的喉咙，另一只手已从茄克口袋里摸出笔记本和钢笔。“信上连怎么个服法也写着吗？对喉头肿瘤起不起作用，他没写吗？”
不管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是多么想保持自己的尊严并以彻底的蔑视来对他的这位邻居实行报复，可是他却不能不听听这个故事。对提交最高苏维埃会议审查的1955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的数字和意义，他再也看不进去了，干脆放下了报纸，脸也渐渐转向啃骨者这边来，没有掩饰自己的希望——这种普通的民间土方也能治好他的病。为了不刺激啃骨者，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已毫无敌意地、但毕竟是提醒式地问道：
“可这种疗法是不是已经得到正式承认？有没有获得哪一级的批准？”
科斯托格洛托夫从窗台上居高临下地冷冷一笑。
“关于哪一级批准没批准，我可是不知道。信么，”他扬了扬用绿墨水写得密密麻麻的一小张有点发黄的纸，“信写得是很具体的：怎样捣碎，怎样溶解。不过我想，要是这种疗法已被上级批准，那么护士该会发给我们这种汤药喝的。楼梯上该会放着一只桶。也用不着往亚历山德罗夫那里写信了。”
“亚历山德罗夫，”发声困难的病人已经记下来了。“是哪个邮区的？什么街道？”他问得很快。
艾哈迈占也听得很有兴趣，在听的过程中还轻声为穆尔萨利莫夫和叶根别尔季耶夫翻译了大意。艾哈迈占本人不需要这种禅树菌，因为他正在渐渐康复。不过，只有一点他不明白：
“既然这种菌子是好东西，医生们为什么不采用呢？为什么没被收进药典？”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艾哈迈占。有些人不相信；有些人不愿重新学习，所以千方百计地阻挠；还有一些人为了推行自己的一套方法而设置障碍。因而我们也就无从选择。”
科斯托格洛托夫回答了鲁萨诺夫，回答了艾哈迈占，但却没有回答发声困难的那个病人——没把地址给他。这——他做得很自然，仿佛没听见，没来得及，而实际上是不愿意告诉他。这个发声困难的病人有点不大知趣，尽管看起来令人敬重，身材和脑袋像个银行行长，甚至可以说像南美洲的一个小国的总理。再就是，奥列格不忍心叫马斯连尼科夫这个忠厚的长者牺牲过多的睡眠时间去给陌生人写信，毫无疑问，发声困难的病人会向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从另一方面来说，又不能不可怜这条丧失了正常人声音的哑嗓子（我们发声正常却不知爱护）。还有一层，科斯托格洛托夫可说是一个生病专家了，作为一个病人对自己的疾患做了精心的研究，就连病理解剖学也读过了，各种问题都设法从汉加尔特和东佐娃那里得到了解释，现在又从马斯连尼科夫那里收到了回信。为什么竟要他这样一个多年被剥夺一切权利的人来教这些自由人如何躲闪倾压下来的巨石？在他性格形成的内心深处，有这样的生活信条：找到宝贝别吱声，骗得横财莫露形。如果大家一股脑儿地给马斯连尼科夫写信，那么你科斯托格洛托夫下次就甭想再收到回信。
这一切并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得出的，而是在他那有疤痕的下巴从鲁萨诺夫一边掠过发声困难的病人，转向艾哈迈占的一瞬间闪现的。
“那么，服法他写了吗？”地质学家问。纸和铅笔本来就放在他面前，他看书时总是这样。
“怎么个服法，我可以念给你们听，请拿铅笔准备写吧，”科斯托格洛托夫宣布说。
病房里顿时忙乱起来，大伙互相借铅笔、讨纸片。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手头什么也没有（他倒是有一支新式的包尖自来水笔，可是留在家里了），焦姆卡递给他一支铅笔。西市加托夫，费德拉乌叶夫列姆，倪老头，都想记。等大家都准备好了，科斯托格洛托夫便开始慢慢地一边念信一边解释：怎样使恰加不要晒得太干，怎样捣细，用多少水煮，怎样熬浓和滤清，每次喝多少。
大家一行行地记着，有的写得快，有的跟不上便要求重念一遍，就这样，病房里的气氛变得特别融洽和和睦。他们之间有时说话态度是那么不够友好，但有什么隔阂呢？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死亡。既然死亡跟所有的活人作对，那么世上还有什么能使他们分开的呢？
焦姆卡记完之后，用他那与年龄不相称的粗嗓门慢慢吞吞地说：
“不过…倒哪儿去弄烨树蘑呢？这里又没有……”
大家都叹了口气。在这些离开俄罗斯很久（有的是自愿离开的）或者从来也没到过那里的人面前，掠过了这个植物容易生长、气候温和、没有酷热太阳照射的地方的景色，时而是笼罩着有利于章类生长的菲菲细雨，时而是春潮泛滥和泥泞不堪的田间和林中之路。在这个静谧的地方，普通的树木对人来说却是森林里待上几个月，采集这种恰加，研成细末在髯火上熬汤，像动物那样渴了就喝，渐渐把病治好。一连几个月在森林里游逛，一心把身体养好，别的什么也不去想。
然而，去俄罗斯的路对他来说是禁止通行的。
而其他有可能到那里去的人，却没有学会这样一种人生哲学：为了一个主要目标，不惜牺牲一切，不惜把一切都置诸脑后。他们所看到的都是不成其为障碍的障碍：为了寻找这样的药物，怎样才能弄到证明或者请假？怎样打破生活常规，同家人告别？到哪儿去筹集一笔钱？作这样一次远行该如何穿戴，随身带些什么？到哪一站下车，之后又该到哪儿去打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