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因经年空置而萎缩。
尝够了幻想破灭的滋味，做够了获释回家的美梦，最后，他只想回到自己那美好的流放地，回到自己心爱的乌什一捷列克！是的，那是他心爱的地方！说也奇怪，正是从这医院里，从这个大城市，从这个奥列格觉得自己适应不了、而且恐怕也不想去适应的结构复杂的世界遥想他那一角流放之地，着实感到十分亲切。
乌什一捷列克的意思是“3棵白杨”。它因远在10千米以外的草原上也望得见的3棵古老的白杨而得名。3棵白杨挨得很近。它们不像一般白杨那样挺拔，甚至还有点腰弯背驼。它们大概都有400年的历史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它们不再往上长，而是向旁边扩展，在一条主要的灌溉渠上方织成浓密的萌盖。据说，这样的老树当年村子里还有不少，但在1931年布琼尼镇压哥萨克人的时候都被砍光了。后来这种树就再也植不活。不管少先队员们栽多少，一抽芽就被山羊啃得活不了。只有美洲枫树在区委会门前的大街上还能扎根成活。
在世上，是要爱你从孩提时期就苦恋、对耳闻目睹的一切都习以为常的地方呢？还是爱第一次对你说“行啦，不用押送了！您自己去吧！”的地方？
迈开自己的两条腿走！“带上你的铺盖，走吧！”
那是获得半自由时的头一夜！监督处暂时还监视着他们，不让进村子里去，但允许随便睡在内务部大院的干草棚下面。棚檐下几匹站着不动的马整夜轻轻地嚼着干草——再也想像不出比这更甜美的声音了！
然而奥列格半宿没能睡着。院子的石铺地面被月亮照得整个儿泛白，于是他像个精神失常的人起来按对角线方向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没有任何降望哨，没有任何人看着他，在高低不平的院子里他幸福地走着，磕磕绊绊，昂首仰望白色的夜空，似乎一直在朝某个地方走去，又仿佛担心来不及赶到，似乎明天不是要去一个不毛之地的小村子，而是要进一个凯歌高奏的广阔世界。南方早春的温暖空气里没有一点儿宁静：如同一个布局松散的大火车站上空机车的汽笛声此起彼伏，彻夜呼应，从村子的各个角落整夜都有毛驴和骆驼在各自的围栏和院子里像吹号似地发出急切、得意的嘶鸣，表达它们求偶的情欲和对传宗接代的信心。这种求仍的呼声在奥列格本人的胸中引起了共鸣。
难道还有比你度过这样一夜更为可爱的地方吗？
就在那天夜里，他又恢复了希望和信心，尽管他已多次责备过自己。
经过劳改营的生活以后，流放者的世界不能说是残酷的，尽管这里在灌溉季节也会为争水而舞动农具进行械斗，有时还砍脚。流放者的世界宽广得多，轻松得多，不那么单调。但这里也有它残酷的一面，要往地下扎根可不那么容易，要让茎部吸收养分也不那么容易。还得左躲右闪，不让监督处把你打发到150千米的沙漠腹地去。还得找一个茅屋栖身，付点钱给女房东，可实际上找不出什么东西来支付。每天的面包得花钱去买，还得在食堂里买点什么。必须找到工作做，可是挥了7年十字镐，怎么也不愿拿起农具去灌水种地。虽然村里的一些寡妇有土房、自留园甚至奶牛，也都愿意招一个单身流放者做丈夫，但他觉得把自己卖出去当男人还为时尚早，因为生活似乎并不是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以前在劳改营里的时候，估计有多少个男人到了外面也不会剩下，囚犯们以为只要摆脱了押解者的监视，碰上的第一个女人也就是你的了。都以为她们孤孤单单，整天哭哭啼啼，除了男人什么也不想。但到了村里一看，孩子多得不得了，妇女们也似乎整天忙于自己的生活，不论是单身女人还是姑娘们，都不愿就那么同居，而一定要正式结婚，并在村子里显而易见的地方盖一座房屋。乌什一捷列克的风俗习惯还是延续上一个世纪的。
奥列格早已不受押解者的监视了，可他还是像关在铁丝网围墙之内的那些年头一样，过着没有女人的日子，尽管村里也有像画上那样的黑头发的希腊女子和勤劳的日耳曼金发姑娘。
他们被送往流放地的单子上已写明永久性，奥列格理智上也认了命，准备永久性地呆下去，不可能设想还有任何其他办法。可是就在这里结婚——这想法不知为什么却不往心里去。贝利亚被推倒了，他那中空的塑像也顷刻间轰隆隆地坍塌了，大家都在期待发生剧变，然而变化像爬行般缓慢，且又是微小变化。后来，奥列格找到了从前的那个女朋友——她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流放地跟她通过几封信。他还打算跟很早以前在列宁格勒相识的一个女子通信，好几个月一直指望她会到这里来。（然而，谁会抛弃列宁格勒的住宅，到他这鬼地方来？）就在这时肿瘤出现了，它以持续难忍的疼痛排斥了其他的一切，连女人也不比一般的好』动人更有吸引人的地方了。
奥列格体会到，流放不只是有使人心情压抑的一面——这一点即使根据文学作品，人人也会知道（不是你所喜欢的地方；不是你所愿意与其相处的人），而且还有使人感到解脱的一面——这一面很少有人知道：从怀疑中、从对自己负责的约束中解脱出来。倒霉的倒不是被流放的人，而是领到带有“第39条”污点的身份证的那些人，他们必须不停地奔波，设法安身，寻找工作，可是又到处碰壁，老是为每一个细节的失检而责备自己。可来到流放地，囚犯反而觉得名正言顺，因为不是他心血来潮要到这里，所以谁也不能把他从这里赶走！当局已为他作了安排，他已不再担心会失去某处的好位置，不再为谋求更好的待遇而忙活。他知道他只有这惟一的一条路可走，这样倒也使他精神振奋。
现在，身体开始康复的奥列格，又面对着错综复杂的生活，他为有乌什一捷列克这样一小块福地而感到愉快，那里为他作了一定的安排，那里一切都清清楚楚，那里大家似乎也把他完全当做公民看待，很快他就会像回家一样回到那里去。那边已有一些亲缘的纽带在牵动着他，他也由衷想把那个地方称为“我们那儿”。
在这之前，奥列格在乌什一捷列克呆的一年里有9个月是生病，所以很少仔细观察那里的景色和生活的细微之处，很少仔细地欣赏。对一个病人来说，草原似乎灰尘太多，阳光似乎过于灼人，宅旁的园地似乎被烤得过焦，和泥制作砖坯似乎太费力气。
而现在，就像那些叫春的毛驴一样，当生命的号角又在他身上吹响的时候，奥列格一边在这个树多、人多、色彩多样、砖房座座的医疗中心的小径上漫步，一边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乌什一捷列克那个世界里平淡无奇的一草一木。那个平淡无奇的世界对他来说是更为可贵的，因为那是他自己的世界，至死是自己的，水流是自己的世界，而这里却是临时的，暂住的。
他回想起草原上的“茹桑”——苦味有如黄连，又是那么使人感到亲切！他也想起了多刺的“让塔克”。还想起刺儿更多的“金吉尔”，这种植物会爬满篱笆，五月里开紫花，芬芳袭人，有如丁香。还有那“芝杜”树——它的花香浓得令人头晕，一如欲念超过限度、香水喷得过多的女人。
这又是多么奇怪，一个同俄罗斯的小片丛林、小块田地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俄罗斯人，总是眷恋俄罗斯中部那沉静而拘谨的自然景色，可是在被迫永久流放到这里来以后，竟会爱上这个时而炎热、时而狂风突起的荒僻旷野，把无风的阴天当做休息日，雨天则视若过节，而且，直到老死都住在这里似乎也俯首听命。他对像萨雷姆贝托夫、捷列根诺夫、毛乌凯耶夫、斯科科夫兄弟这样一些人似乎已经有了感情，尽管还没有掌握他们的语言；透过虚妄与虔诚相混的心态乃至感情的冲动，透过他们对古老氏族的愚忠，他看出这是一个本质上纯朴的民族，永远都是坦诚相见，以美好的愿望报答美好的愿望。
奥列格已经34岁了。所有的大专院校都不收35岁以上的学生。他已经永远得不到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了。没有这种机会也就算了。还是在前不久他从一个砖坯工提升为土地测量员助手（他向卓娅说是测量员，那是撒了个谎，其实只是助手，工资为350卢布）。他的上司，区土地测量员，对于测杆上的刻度还不甚明了，因此奥列格的工作按说是够多的了，但他几乎没什么事情可做，因为集体农庄都有永久（又是永久）使用分给它们的那些土地的证书只是偶尔才需要他去把集体农庄的土地割出一部分作为扩大村镇建设使用。他还远不如一个米拉勒！这农田灌溉的主宰米拉勃，眼睛不看也能感觉出背后土地的水分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奥列格大概也会把生活安排得好些。但即使在目前，他回想起乌什一捷列克来心里也总是那么热乎乎的，只等疗程结束就回到那边去，哪怕健康只恢复了一半也要去那里，这又是怎么回事？
对自己的流放地怀着满肚子怨气，憎恨它，诅咒它，岂不更合乎情理？其实不然，就连本该受到讽刺作家鞭挞的事情，在奥列格看来也不过是笑料而已。就拿新来的校长阿本·别尔杰诺夫来说，他从墙上把萨夫拉索夫的《白嘴鸭》这幅画撕下来扔到了柜子后面（因为他看到画上有教堂，认为那是宗教宣传品）。还有那位区卫生局长，一位精力充沛的俄罗斯女同志，她经常在讲台上向区里的知识分子做报告，私下里却以两倍的价钱向当他的女士们销售一种新花色的中国绔纱，直到这种料子在区百货商店也出现了为止。还有，救护车常常是烟尘滚滚地疾驰而过，但往往不是运载病人，而是充当区委会的小轿车，要么就是给当官的家里分送面粉和奶油。还有，小小的零售店负责人奥列姆巴耶夫的“批发’买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