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坐着一些护士，其中有几个跟那些医生的情况差不多，但她们也是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录用的，所以受到他的保护。
有时候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被这一切挤得透不过气来，简直在这里多待一天也不行了，真想脱身而去！然而能到哪里去呢？无论换到哪一所医院里去，岂不都有院长，说不定比这里的更坏，他们都有吹捧起来的虚名，都有自己的一帮占着位于不干活的家伙。要是能单独办一所与众不同的医院，那就是另一回事情了：能脚踏实地工作的人员列入编制，不起作用的一个也不要。然而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的地位还够不上担任院长，除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而他从莫斯科来到这里走得已经够远的了。
况且，他本人对于担任领导工作丝毫没有兴趣。他知道，戴上了乌纱帽往往会妨碍自己甩开膀子工作。更何况，他在生活中有一个时期也看到过有的人从上面跌下来，通过这些人的事例他认识到权力的虚幻：他曾看到几位师长巴不得去当勤务兵，他也曾把自己的第一位实习导师，外科大夫科里亚科夫，从污水坑里拉出来。
有的时候似乎矛盾也有所缓和，不那么突出，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觉得还可以忍受，没有必要走。这么一来，他反而开始担心自己和东佐娃，还有汉加尔特，会被排挤出去，担心事情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担心形势不是一年比一年明朗，而是愈来愈复杂。可他已不大察得起生活的坎坷：毕竟是快40岁的人了，身子已要求舒适和安定。
在个人生活方面，他总是处在一种困惑的状态。他不知道自己该奋起猛冲还是随波逐流。他的重要的工作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如此开始的，那工作最初真有点非凡的气势。有一年他距离斯大林奖金只有几米远了。没料到他们的整个研究所突然因弦儿绷得太紧和急于求成而崩溃了，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连副博士论文答辩还没有通过。部分原因是，当初科里亚科夫曾这样叮嘱他：“您尽管努力干吧，努力干！写论文么，总是来得及的。”可到什么时候才能“来得及”呢？
也许，写了论文也顶不了屁用…
不过，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对院长的不满并没表现在脸上，他眯缝着眼，仿佛在听。何况，正在安排他下个月施行第一例胸腔手术。
但任何事情都有个了结的时候！5分钟的碰头会终于结束了。外科医生们陆续走出会议室，聚集在二楼的穿堂平台上。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还是那样把两手插入那束在腹部的腰带里，像一位满不高兴而又心不在焉的统帅，率领两鬓斑白、弱不禁风的叶夫根尼娅鸣斯季诺夫娜、想发蓬松的哈尔穆哈梅多夫、肥胖的潘焦欣娜、红发的安热莉娜以及两名护士到病房里去巡诊。
在需要赶紧工作的时候，巡诊便有如走马观花。今天也有不少事情需要赶紧去做，但今天按照日程规定是缓慢的全面巡诊，不能漏掉一张外科病床。他们一行7人，不慌不忙地走进每一个病房，泡在各种药品味儿和病人本身的气息加上懒得通风所造成的浑浊空气里。他们挤在床铺之间的狭窄通道中，尽量靠边走，互相让路，然后互相回顾。在每一张病床前，他们都围在一起，花1分钟、3分钟或5分钟的时间去了解病人的痛苦，就像他们已经适应病房里浑浊的空气那样，耐心地了解他的痛苦、他的感受、他既往的病历、现在的病史、治疗进程、他目前的状况，总之，凡是理论和实践容许他们做的一切他们都—一地去做。
倘若他们的人数能够少些，倘若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精通自己的业务，倘若每一个医生不是要负责医治30个病人，倘若他们不必绞尽脑汁去考虑往“检察官的文件”——病历里写什么和怎样写最为适宜，倘若他们不是普通的凡人，亦即不是有自己的皮和骨、自己的记忆和意愿、而且由于意识到自己没有遭受这种疾苦而觉得轻松的人，那么，比这样一种巡诊更好的办法恐怕是再也想不出来了。
然而，所有这些假定都不存在，巡诊既不能取消，也不能代替。因此，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照例率领大家巡诊，并眯缝着眼睛（一只比另一只眯缝得厉害些）洗耳恭听主治医生关于每一个病人的情况汇报（不是凭记忆背出来，而是照病历夹上念）：他来自何方，何时入院（有些老病号的这一情况早就熟悉了），因患何症入院，正在接受何种治疗，剂量如何，血液情况如何，是否计划施行手术，有何障碍，抑或尚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他—一听完，还坐到好多病人的床沿上，对某些病人还要求露出患处进行视诊和价诊，然后亲自给病人盖好被子或让别的医生也来摸一摸。
真正的难题在这样的巡诊过程中是解决不了的，为此必须把病人叫去个别处理。巡诊时不能什么事情都直言不讳，而只能用相互明白的话去谈，彼此心照不宣。在这里甚至不能说任何人的病情恶化，只能说“进程有些加剧”。在这里，一切都用半暗示的别名替代，有时甚至用别名的别名，或者说得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不仅从来没有人说过“癌”或“肉瘤”，就连病人多少有点明白的别名“康采尔”、“康采罗马”、“采尔”：“爱司阿”也不说。代替这些名目的是些不太刺激人的字眼：“溃疡”、“胃炎”、“炎症”、“息肉”。至于这些字眼究竟该如何理解，那就只能等巡诊之后充分说明。为了使彼此明白，有的话还是可以说的，例如：“纵隔阴影扩大”、“属于不宜施行切除术的病例”、“不能排除致命后果”（这意思是：“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等等。当实在没有合适的词表达时，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便说：
“把这份病历单放着。”
说罢就往下进行。
在这种巡诊过程中，他们不大可能达到了解病情、相互通气和议定治疗措施的目的，也正因为如此，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才更为重视给病人打气。他甚至把打气看成这种巡诊的主要目的。
‘Statusidem，”有人向他报告。（这意思是：“还是老样子。”）
“是吗？”他高兴地应道。接着他就急忙向病人直接了解：“您真的感到多少好些了吗？”
“好像是，”病人有些诧异地附和着。病人自己并没有觉察到，但既然医生觉察到了，那想必没错。
“您瞧！这样您也就会逐渐康复的。”
另一个病人却十分惊慌：
“大夫，您听我说！我的脊椎骨为什么疼得厉害？莫非那里也有肿瘤？”
“这是继发现象。”
（他说的是实话：转移也就是继发现象。）
在一个死灰色面孔、瘦削得可怕、嘴唇勉强可以贪动回答的老头床边，他听到的报告是：
“病人目前服用强身和止痛药物。”
这就是说：完了，治疗已经来不及，毫无办法，只要能减轻他的痛苦就好。
于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的浓眉一皱，仿佛下决心说明一件难于开口的事情，小心翼翼地交底：
‘来，大伯，咱们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吧！您现在所感觉到的一切症状，都是在这以前所进行的治疗的反应。但您不要催得我们太急，安静地躺着，我们一定会把您治好。您好好躺着，看起来好像对您不用采取什么特别的措施，其实您的机体正在我们的帮助之下保卫自己。”
确死无疑的老头连连点头。开诚布公引起的反应远非那么绝望！它给病人燃起了一线希望。
“骼骨区有肿瘤生成，就是这种类型的，”主治医生向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报告，并给他看爱克斯光照片。
他对着亮光看了着黑糊糊的透明爱克斯光底片，赞许地点了点头：
“片子拍得很好！非常好！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开刀了。”
病人得到了鼓舞：情况不光是好，而且是非常好。
而照片之所以很好，是因为无须再拍，它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肿瘤的大小和边缘。手术已经没法做了，所以大可不必。
就这样，在一个半钟点的总巡诊时间内，外科主任一直说着并非心中所想的话，留神勿使语调表露自己的感情，同时又要使主治医生能够在病历上作出正确的记录——那订在一起的、手写的详细记录的病历表有可能成为审判他们中任何一人的依据。他没有一次猛然转过头去，没有一次用惊慌的眼神看人，病人们从列夫·列昂尼多维奇那和善而又带点无聊的表情看到，他们的病极其平常，都是早已知道的，没有一例属于疑难危重的。
一个半小时紧张思考、随机应变的戏演下来，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累了，他操了揉前额，让皮肤舒展一下。
可是有个老妇人抱怨说好久没人给她叩诊了，于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就在她身上的几个地方敲了敲。
在男病房里，有个老头说：
“对了！我有几句话要对您说！”
接着他就语无伦次地谈起自己对病痛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的理解。列夫例昂尼多维奇耐心地听着，甚至还频频点头。
“现在，想听听您的意见！”老头让他说。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微微一笑：
“叫我说什么呢？我们跟您的目的是一致的。您希望恢复健康，我们也希望您恢复健康。那就让咱们进一步好好配合。”
跟乌兹别克族的几个病号谈话时，他还能说几句最简单的乌兹别克语。有一个戴眼镜的女病人，知识分子气味很浓，甚至看到她穿着病号长衫躺在床上也叫人不好意思，对她就没有当众视诊。对一个有母亲陪着的小男孩，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认真地跟他握手。他在这个7岁男孩的肚皮上先用指头弹了一下，两个人一起笑了。
一位女教师，硬要他请一位神经科医生来给她会诊；只是对这个病号，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才不十分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