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这该怎么说呢……她给毁了。”他紧紧地斜着闭上了一只眼睛，而用另一只眼睛望着她。“她给毁了，不过总的来说，还活着。去年我还跟她通过几封信。”
他眯缝起眼睛。看见指头夹着的烟嘴，便把它放回到一只小口袋里去。
“您可知道，根据这几封信里的一些话我突然沉思了起来：当初她是不是真的像我想像得那么完美？也许她没那么好？……
在25岁的时候我们能懂得什么呢？……”
他的一双深褐色的眼睛直盯着卓娅：
“就拿您来说吧，您现在了解男人什么呢？什么也不了解！”
卓娅笑了起来：
“要是相反，我恰恰什么都了解呢？”
“这绝对不可能，”科斯托格洛托夫不容反驳地说。“您自以为是了解了的事情，其实并不了解。要是就此嫁人，必定后悔莫及。”
“好一幅远景！’卓娅晃了晃脑袋，接着还是从那只橘黄色的大提包里取出一件绣花活儿，把它展开。那是绷在绷子上的一小块底市，上面已经绣好了一只绿色的鹤，狐狸和长颈瓶还只是画着轮廓。
科斯托格洛托夫瞧着它，像看到奇迹似的。
“您会绣花？！”
“这有什么好使您惊奇的？”
“我真没想到，现今连医学院的女大学生也会做刺绣这种工艺活儿。”
“您没看见过姑娘们怎样绣花吗？”
“也许除了早年我很小的时候。在20年代。那也要被看作是有资产阶级思想。为此会在共青团会议上把你狠批一顿。”
“现在这是很时兴的。您竟没看到？”
他摇了摇头。
“这您有看法？”
“您想到哪儿去了！这是那么可爱，瞧着也舒服。我很欣赏。”
她一针接着一针地绣，让他欣赏。她看的是底布，而他看的是她。在黄色灯光下，她的睫毛微微泛着金光。就连露出来的连衫裙衣角也泛出一层金色。
“您是一只带刘海的小蜜蜂，”他悄声说。
“什么？”她没有抬起头来，只是皱了皱眉。
他重复了一遍。
“是吗？”卓娅似乎期待着更动听的恭维。“要是您住的那个地方谁也不绣花，那大概很容易买到绣花丝线吧？”
“什么，什么？”
“绣花丝线。就是这种线——绿的、蓝的、红的、黄的。我们这儿很难买到。”
“绣花丝线。我会记住的，一定去问问。要是有，我必会寄给您。要是我们那儿这种丝线有的是，那您干脆搬到我们那里去，岂不更合适？”
“你们那究竟是什么地方啊？”
“可以说是处女地。”
“这么说，您是在荒地上工作？您是垦荒者峻？”
“就是说，我到那儿去的时候，谁也不认为那是未开垦的荒地。现在倒是弄清楚了，那是处女地，垦荒者一批批到我们那儿去。等您毕业分配的时候，您就要求去我们那儿好了！毫无疑问，不会不批准的。去我们那儿肯定会同意。”
“莫非你们那儿真的十分糟糕？”
“一点也不糟糕。只不过人们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观点颠倒了。住在五层楼房的笼子里，让别人在你的上方敲敲打打。来回走动，四面八方都是广播喇叭——这被认为是好得不得了。而住在草原边上的土房子里，成为一个勤劳的庄稼人——这被认为是极其倒霉。”
他一点也不是开玩笑，而是带着一种疲惫的坚信不疑的神情说的，甚至不愿借助于话音之高去强调自己的结论。
“可那是一片荒原还是沙漠？”
“荒原。没有沙丘。不过还是有这样那样的草。那儿长着一种‘然塔赫’草，就是‘骆驼刺’，您不知道吗？这种草带刺儿，但是7月里会开出粉红色的花来，甚至还散发出清香。哈萨克人有上百种药都是用这种革做的。”
“这么说，那是在哈萨克斯坦。”
“嗯”
“他名叫什么？”
“乌什一捷列克。”
“是个村庄吗？”
“叫它是村庄也行，叫它是区中心也行。那里有一所医院。只是医生太少。您到我们那儿去好了。”
他眯缝起眼睛来。
“别的什么也不长吗？”
“不，怎么会不长呢，那里有水田作物。还有甜菜，玉米。菜园里种什么都行。当然，得付出不少劳动。月锄不离手。集市上总是有希腊人卖牛奶，库尔德人卖羊肉，日耳曼人卖猪肉。赶集的时候有多热闹啊，您去看看才好呢！人们都穿着民族服装，骑着骆驼去赶集。”
“您是农艺师？”
“不。土地规划员。”
“可您究竟为什么要住在那儿呢？”
科斯托格洛托夫摸了摸鼻子：
“我很喜欢那里的气候。”
“那儿交通很不便，是吗？”
“为什么？通汽车呢，要多少有多少。”
“可我究竟到那儿去做什么呢？”
她斜着眼睛看科斯托格洛托夫。在他们聊天的这段时间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相貌显得和善了些。
“您？”只见他前额的皮肤往上一抬，仿佛准备祝酒似的。“您怎能知道，卓英卡，在地球的哪一个点上您会是幸福的，在哪一个点上您会是不幸的？这谁能说自己心中有数？”
第四章 病号的焦虑
手术病人，就是说应予手术切除肿瘤的那些病人，由于楼下病房的床位不够，也有一部分被安置在楼上，同放射科病人，即规定用放射线疗法或化学疗法治疗的病人混在一起。因此，每天上午楼上的病房都有两次巡诊：一次是放射科医生看自己的病人，另一次是外科医生看自己的病人。
但2月4日，星期五，是动手术的日子，外科医生没到病房巡诊。而放射科医生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汉加尔特，开完碰头会以后，也没有马上去巡诊，只是走到男病房门口，往里面瞧了一眼。
汉加尔特医生个儿不高，但很苗条。她之所以让人觉得十分苗条，是因为她的腰身特别纤细。她那按老式在脑后盘成髻子的头发，比黑色浅些，但比褐色深些，也就是有人主张采用“栗色女郎”一词的那种颜色，其实可以称做黑褐色——介乎于黑色与褐色之间。
艾哈迈占看见了她，高兴地向她直点头。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读一本大书，这时正好抬起头来，从远处向她行了个礼。她朝他俩微微一笑，并举起一个指头，像人们告诫孩子那样，让他们在她离开之后安静地呆着。她随即闪开门口，走了。
今天，她应当跟放射科主任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东佐娃一起，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到各个病房巡诊，但是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被院长尼扎穆丁·巴赫拉莫维奇叫去后还没回来。
东佐娃只是在自己一周一次的巡诊日子里，才不得不放下爱克斯光片子的分析诊断工作。平日，上午最宝贵的头两个小时，也是眼睛最敏锐、头脑最清楚的时候，她总是跟当班的住院医师一起坐在荧光屏前。她认为这是自己工作中最复杂的一部分，20余年的工作经验使她懂得，诊断方面的错误会付出怎样昂贵的代价。放射科里她手下有3个医生，都是年轻妇女，为了使她们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比较全面，不使其中任何一人缺乏临床实践，东佐娃采取轮流的方式要她们在门诊部、放射诊断室各待3个月，再在住院部当3个月主治医生，如此周而复始地持续。
汉加尔特医生现在正处在这第三阶段。这里最主要、最危险而又研究得最不够的是掌握恰当的照射量。没有那样一条公式，根据它可以计算出哪一种照射强度和照射量对某种肿瘤有最大的杀伤力，对身体的其余部分则危害最小，公式是没有的，而只能凭经验、凭感觉并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行事。这也是一种手术，只不过是用光做的，肉眼看不见，时间也拖得比较长。不破坏、不杀死正常的细胞是不可能的。
主治医生的其他职责只要求按部就班地执行：及时指定化验，检查化验结果，并做好30份病历的记录。任何医生都不愿意填写表格，但是激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愿意接受，因为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她有自己的病号——不是屏幕上那淡淡的明暗线条的交织，而是自己一直负责治疗的活人。他们信任她，每每期待她那带来慰藉的话语和目光。当她不得不移交主治医生职责的时候，她总是舍不得离开她尚未治愈的那些病人。
值班护士奥林皮阿达佛拉季斯拉沃夫娜，是个上了年纪。头发斑白、看起来比某些医生还有风度的体态端庄的女人。她通知各个病房，让做放射治疗的病号不要走开。而那个大的女病房里的人仿佛等的就是这个通知——身穿同一种灰色病号长衫的女人们立即一个接一个地到楼下去：看看卖奶油的老大爷来了没有，送牛奶的那个老大娘来了没有；从医院台阶上向手术室的窗子里边看上几眼（窗子下半部分涂了白色，但透过上半部分看得见外科医生和护士的帽子以及明亮的顶灯）；在水池子那儿刷刷罐子；探望一下熟人什么的。
不仅仅是她们那注定要挨手术刀的命运，而且还有这些灰色的、穿旧了的、即使在相当干净的时候看起来也不整洁的绒布病号长衫，使这些女人与女人的本份和女性的魅力绝了缘。长衫谈不上什么款式，它们都是那么肥肥大大，每一件都足以把任何程度的胖女人裹起来，袖子也是毫无式样的肥筒子。还是男病号的那种白色与粉红色相间的条纹上衣像样些；女病号不发连衫裙，只发这种没有钮绊和扣子的长衫。有的人从下面缝短一些，有的人将它放长一些，大家一律束着绒布腰带，为了不致露出衬衣，还都用手把两边衣襟往胸前拽。受到疾病折磨的这种女人，身穿如此寒沙的长衫，是不会唤起任何人的愉快眼神的，这她们自己也知道。
而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