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使得一些成功的商人将孩子送到牛津大学，希望能够成为“绅士”，但结果是使他们厌恶经商，因而又变得相对贫穷，又需要设法谋生，这样‘绅士教育”不再在国家生活中起重要作用，在以后的讨论中也就可以被忽视。
现在的大学正恢复其在中世纪的位置。它们已经成为专门培养某种职业的学院。律师、牧师和医生往往都受过大学教育，高级文职人员也一样。各行各业需要的工程和技术人员越来越多，他们往往也都是大学生。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工业也需要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这一切都需要更多的专家，他们主要来自大学。旧式的人们对技术学校入侵纯学校领域感到悲哀，但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因为这是财阀政治所需要的，他们可不管什么“文化”。与虚伪的民主政治相比，他们才是纯学术最大的敌人。“无用的”学术，如“为了艺术而艺术，”是贵族政治而不是财阀政治的理想。如果说在某些领域这种学术依然存在，那是因为文艺复兴的传统还没有完全消失。我为这种理想的衰败深深感到遗憾，因为纯学术是与贵族政治相联系的最好的产物之～。但贵族政治的弊端太多了，完全超过了它的优点，不管我们希望与否，工业主义最终会使贵族政治更加没落。因此我们不如下定决心，将贵族政治的这个优点与新的更有活力的东西相联系以保护它。如果我们一味抱住传统不放，我们就终将会失败。
要想使纯学术仍然成为大学的目标之一，就要使它与社会整体生活发生关系，而不仅仅是与少数悠闲绅士所谓高雅情趣有关。我认为无偏见的学术非常重要，并且希望它在学术界的作用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不管是在美国还是美国，它的地位下降的原因都在于人们总是想从一些无知的富翁那里得到捐助。因此纠正办法就在于创建一个教育的民主机构，这个机构会把公共资金用于那些工业巨头所不了解的项目上。这种想法决不是不可能的，不过它需要一种普遍较高的智力水平。自从富翁们成为学者生计的来源，学者们就开始完全依赖、巴结他们。如果学者能从这种态度中解放出来，建立民主教育机构就好办的多。当然，人们很容易把学者和学术混为一谈。举一个纯属想像的例子：一位学者不教有机化学而是教酿酒的技术可以提高他们经济地位，这时他挣了钱，但学术却受到损害。如果这位学者对学术有一种天生的热爱，他就不会在政治上支持给酿酒课捐款的酿酒商；而且如果他支持民主机构，民主机构就会更愿意看到他的学术的价值。基于以上原因，我希望学术机构依靠公共资金而不是富人的恩惠。这种弊端在美国更甚于英国，但在英国确实存在，并且有可能增长。
撇开政治上的考虑，我认为大学的存在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为某种职业培养人才，另一方面是探讨没有直接效果的学术研究，因此我们希望在大学上学的都是想获得某种职业技能的人和对某个学术研究有特殊才能的人。但这个愿望本身并不能解决我们如何为某种职业挑选人材。
目前，除非学生的家长很有钱，否则他很难成为一名律师或医生，因为培养他们的费用昂贵而且不能立即开始挣钱。结果选择标准就成为社会的和世袭的，而不是根据才能。以医学为例：如果一个社会想更有效地发展医学事业，它会选择那些对这项工作有极大的爱好和才能的人。但目前这项原则只能部分得以实现，因为只能在上得起医学专业的人中进行挑选。而很多可能成为最好的医生的人却极有可能因为太穷付不起学费。这种人才的浪费极其令人痛惜，让我们还举一个与此不大相同的例子：英国人口众多，大部分食品靠进口，从各方面考虑，特别是从战时的安全考虑，如果我们能自己生产更多的粮食，那将是对我们很有益处的。但政府并没有采取措施以使我们有限的耕地得到充分地开发。农民主要是沿袭父辈的职业：一般说来，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子，另一部分农民是那些买到土地的人，他们拥有资本但不见得掌握农业技术。众所周知，丹麦的农业技术比我们要先进，但政府也没有采取措施使我国的农民对此有所了解。我们应要求凡是获准耕种较多土地的人应该有～个科学种田的证书，就好像我们坚持认为司机必须有驾驶执照一样，政府机构中的世袭原则已被取消，但其影响在生活中的其他部门仍然存在。只要它存在的地方，事物的发展就会像以前一样受到阻碍。我们必须用两个彼此相关的原则取代它：首先，不允许不具备必需技能的人从事重要的工作；其次，这种技能应能传授给有能力并且热切希望掌握它的人，不应该考虑家长们的财产。很显然，这两条原则会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因此，大学教育应该是有才能的人才享有的权利，那些有能力却上不起学的人可以靠公共资金来完成学业。只有通过能力测试的人才能入学，校方认为不能有效利用时间的人不得再继续上学。那种把大学当作富家子弟混三四年的地方的观念逐渐在消失。但是像查理二世一样，人们对大学教育的作用认识还不是太清楚。
当我谈到年轻人不应在大学中懒散时，我同时还补充一点，就是检验学校的情况不应总是与大纲机械地保持一致。在英国一些新建成的大学里，总是要求学生去听那些数不清的演讲，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倾向。要求自习的观点对蒙特梭利幼儿园的小孩子来说就被认为是合理的，对20来岁的年轻人来说，理由就更充足了，尤其是人们认为他们既有才能又热情的时候。当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都认为讲课纯粹是浪费时间。开设这些演讲的真正原因是表明学校的工作，这样商人就可以同意捐款，如果大学的老师采用了最好的教学方法，商人们会认为老师很悠闲，于是就要求裁减人员，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由于有一定的声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还能采用正确的教学方法。但是新建成的大学却无法与商人们对抗，美国的一些大学也是如此。在每一学期的开始，教师就应列出一份需要仔细阅读的书目以及少量的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看的书。他还应该出些试题，它们只有完全理解书本的要点之后才能回答。当学生做完全试题后，老师应逐个会见学生。每隔一周或两周，老师就应该抽出一个晚上会见学生，和他们或多或少地谈谈他们的学习。所有这些与一些老牌学校相差并不太远。如果学生自己愿意出题，尽管与老师出题有所不同，但只要难度相当，也可以如此，通过试题就可以判断出学生的勤奋程度。
然而，还一点很重要。每个大学教师自己应从事研究，并且有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各国在他从事的项目上的研究情况。在大学教育中，教学法的技巧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老师熟话自己的学科并对其动态有极大的热情。这对一个工作过度、疲惫不堪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学科已经变得索然无味，而他的知识可能也仅仅局限于青年时所学的东西。每一个大学教师都应有一个休假年（每七年一次），以便去国外或通过其他的方式了解国外的研究情况。这在美国很普遍，但欧洲国家对自己的学术过于自信，从来不认为有这个必要。在这一点上，他们真是大错特错了。我在剑桥上学时的数学老师对欧洲大陆近二三十年来的数学研究一无所知。在我整个的大学生活中，我从来也没听说过维尔斯特拉斯①的名字。只是在以后的旅行中，我才与现代数学有所接触。这种情况既不罕见也不特殊。很多时期很多学校都可能有类似的事情。
大学中，在注重教学的人和注重研究的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对立。这完全由于两个原因：一是对教学的错误理解，二是一些学生没有能力或不够勤奋，不应继续留校。旧式教师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于大学之中，持这种观点的老师希望对学生产生好的道德影响，并希望向学生灌输一些旧式的没有价值的东西。虽然大家都认为这些很虚假，但又以为会带来道德上的升华。不应强迫学生学习，但如发现他们在浪费时间，不管是因为懒散还是能力不够，都不允许继续留校。我们唯一所需要的并能从中得到好处的道德就是学习的道德，其他的都属于幼儿期的事。只有送走那些不具有学习的道德的人才能获得这种道德。因为很明显，他们干别的事情会更好。教师不应在教学上花过多的时间，而应有充足的闲暇从事研究，而且应该能够合理地利用它们。
当我们谈到大学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时，研究的重要性至少与教育相等。新的知识是人类进步的主要源泉，没有它社会就会止步不前，通过传播和广泛利用现有知识可以在一段时间里不断取得进步，但这个过程本身并不能持续很长时间，即使所追求的知识是实用性的，也不能持久。实用性知识必须通过毫无偏见的研究才能得到发展。而这种调查研究除了更好地了解世界外再没有其他的动机。所有伟大的进步在最初都是纯理论上的，只是以后才发现具有实用价值。即使有些辉煌的理论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但也有其本身的内在价值。因为对世界的理解本身就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科学和社会机构能完全满足人类的生理需要并彻底消除了残忍和战争，对知识和美的追求就会激发我们进行努力创造的愿望。因此，我并不希望诗人。画家、作曲家以及数学家总是关注自己的活动在应用领域的间接影响。我认为他们不如去追求一种幻象，去捕捉和永久地留住他们在最初隐约看见的东西，正是这些使得他们爱得如痴如狂，人世间的一切快乐与它相比都黯然失色。所有伟大的艺术和科学都源于一种热望，即渴望表现那些最初是虚幻的景象，它是一种使人们宁�